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沉重的环境代价。为了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 我国实施了严格的污染物控制制度, “十一五”、“十二五”时期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并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在日益严格的资源环境约束下, 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纷纷采取一系列污染减排措施。“十一五”时期, 污染末端治理措施力度空前, 并取得显著成效。随着减排工作的推进, 电厂脱硫机组、钢铁烧结机烟气脱硫等工程减排潜力相对有限^[1], 末端治理边际成本递增, 污染减排将逐渐向生产过程的污染产生源头延伸,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等降低污染排放。2010年,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 提出中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丰富、要素成本等优势, 有序承接产业转移; 各地也出台有关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政策。其中, 污染密集型产业通常因消耗较多的资源而成为产业转移的主体之一。

当前, 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环境质量改善的需求日益增加, 而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发展意愿强烈, 环境管制相对较为宽松, 因此产生一种担忧即污染密集型产业有可能从东部地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污染治理能力相对较低、生态环境脆弱, 产业转移后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污染排放可能会增加, 环境质量将恶化。从个案来看, 发达地区污染企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现象屡见不鲜, 但宏观层面上, 我国是否已出现污染密集型产业大规模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1 相关研究

产业转移一般指产业的空间迁移现象, 通过对外投资、转移设备和生产线等方式, 将产业转移到其他地区^[2]。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污染产业转移进行衡量, 主要包括投资视角、产业分布视角和贸易视角等。

基于投资视角的研究认为,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常以投资的形式体现, 并以某地区向其他地区投资总量中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变化来衡量^[3-5]。如果对其他地区的投资(或接受其他地区的投资)中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增加, 则该地区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出(转入)地。夏友富^[3]研究发现, 我国外商投资中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逐渐增加, 有大量转入污染产业的趋势。

基于产业分布视角的研究认为, 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最终会导致地区的污染产业分布发生变化, 并以衡量产业分布变化的指数评价某产业是否转移。常用的指标有产业份额^[6-8]、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9]和区位熵^[10-11]等。以产业份额指标为例, 若某地区某产业的产值占全国该产业总产值的比重增加, 则表示该地区为该产业的转入地。沈静等^[7]采用产业份额指标的方法考察广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情况, 发现非珠三角地区尤其是粤北山区产业份额快速增长, 成为承接广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 何龙斌^[8]考察了污染密集型产业份额在国内四大地区间的变化情况。

基于贸易视角的研究则采用国际贸易中各国污染密集型产业产品的出口量占世界该类产品出口总量的比例来表征产业转移。如果比例增加, 则认为该国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入国。Low等^[12]分析1965—1988年污染密集型产品贸易, 发现东欧、拉美和东亚地区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从22%增加到26%,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略微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类似的研究还有文献[13]。此类研究常用以考察国际产业转移。

以上研究多以份额或比例等相对指标衡量产业转移。少数学者对产业转移的绝对数量进行研究, 如刘红光等^[14]和肖雁飞等^[15]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 基于产值变化情况测算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情况。

现有的关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衡量方法多是考察国际产业转移, 对于我国国内污染产业转移情况的研究尚较少。并且, 单纯从生产或投资的角度界定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存在一定不足。实际上, 产业转移并不仅是产业显性地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如果一个地区维持污染密集型产品生产不变, 但更多地从其他地区购入产品供本地消费, 这也是一种产业转移(转出), 只是此种转移方式比较间接。因此, 在界定产业转移时需要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本文基于“谁消费、谁生产”的理念, 从生产和消费的综合视角界定和衡量产业转移, 进一步深入分析显性转移和隐性转移的情况。

2 产业转移的理解与评估方法

2.1 产业转移的理解

我们认为, 产业转移需要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进行衡量, 产业转移的实质是转出地区占用其他地区的资源环境进行生产以供本地消费的过程。

以传统的基于投资的分析为例, 根据投资之后生产产品的消费对象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通过投资向外转移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线, 并从投资接收地购入该类产品以满足本地需求, 其实质是利用投资接收地的资源环境进行商品生产和消费; 另一种投资是用以满足接收地自身对污染密集型产品的需求, 这类投资的实质是为接收地提供资金技术等, 不存在“占用”接收地资源环境的情况。显然, 这两种类型的投资存在明显差异, 前者发生生产和消费的空间分离, 占用投资接收地的资源环境, 属于产业转移; 而后者仅为资本的流动, 未发生地区间的环境资源占用, 不属于本文界定的产业转移范畴。

基于产业分布视角的分析也仅从生产角度进行分析, 忽略了生产产品最终消费用途的差异。实际上, 尽管两地区生产份额或产值未发生变化, 但是倘若一个地区通过贸易更多地消费了另一地区生产的产品, 从本质上而言也发生了产业转移, 即产品进口地区通过少生产、多调入而隐性地将产业转移到出口地区。

因此, 相对于自给自足的基准情况, 若某地区生产了多于自身消费需求的产品, 则说明该地区为其他地区进行生产而发生了产业转移, 多于本身需求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量就是产业转移量。

2.2 产业转移量的评估方法

简化起见, 我们将现实情形中的多主体、多方向的产业转移进行抽象。假定一个封闭系统中只有A和B两个地区, 且只有一种产业, 生产一种产品I, 通过分析两地间产品I的生产和消费情况来衡量转移。我们进一步做如下假定。

1) A和B两地区第t年产品I的生产和消费量分别为 P_t, C_t, $P_{t}^{\text{*}}$和$C_{t}^{\text{*}}$, 且市场出清, I产品的生产量等于消费量, 即

${{P}_{t}}+P_{t}^{\text{*}}={{C}_{t}}+C_{t}^{\text{*}}$。

2) 假设第t年是基准年, 此时A和B两地之间在I产品上没有直接投资或者商品交换, 即 A 地区I产品的生产全部为A地自身消费, B地亦如此, 则

${{P}_{t}}={{C}_{t}},\ \ P_{t}^{*}=C_{t}^{*}$。

3) 从第t+1年开始, A和B地之间出现I产品的投资和商品交换等活动。A和B地I产品的生产值分别为${{P}_{t+1}}$和$P_{t+1}^{*}$, I 产品的消费值分别为${{C}_{t+1}}$和$C_{t+1}^{*}$。此时, 对于各地区而言, 生产的污染密集型产品 I 存在两种去向, 一部分用以满足本地区的消费, 另一部分用以满足其他地区的消费。对于系统中的A和B地区, 有

${{P}_{t+1}}={{C}_{t+1}}+\Delta {{T}_{t+1}}$, (1)

$P_{t+1}^{*}=C_{t+1}^{*}+\Delta T_{t+1}^{*}$, (2)

$\Delta {{T}_{t+1}}$是 A 地为满足 B 地对产品 I 的需求而多生产的部分, $\Delta T_{t+1}^{*}$是 B 地为满足 A 地对产品 I 的需求而多生产的部分。

由于$\Delta {{T}_{t+1}}$与$\Delta T_{t+1}^{*}$具有对称关系, 即$\Delta {{T}_{t+1}}$$=-\Delta T_{t+1}^{*}$, 此处以$\Delta {{T}_{t+1}}$为例进行分析。$\Delta {{T}_{t+1}}=$${{P}_{t+1}}-{{C}_{t+1}}$衡量产业的转移量。若$\Delta {{T}_{t+1}}$>0, 则A地的生产除了供本地消费外, 还供B地消费, 属于产业转入地, B地则是产业转出地。若$\Delta {{T}_{t+1}}$<0, 则A地为产业转出地, B地为产业转入地。

需要说明的是, 在现实情况中, 基准年各地区并非理论分析中的自给自足情形。因此, 从更普遍意义上而言, 以第t年为基准年, 从第t年到第t +1年的产业转移量指相对于第t年的变化量, 即

$\Delta {{T}_{t+1}}=({{P}_{t+1}}-{{C}_{t+1}})-({{P}_{t}}-{{C}_{t}})$。 (3)

2.3 显性转移与隐性转移的评估方法

根据上述对产业转移的理解, 可以评估某一地区的产业转入或转出情况。根据产业转移发生的不同机制, 本文将产业转移细分为显性转移和隐性转移, 有助于加深对产业转移的认识。

以 A 地区为产业转入地为例(如图 1 所示)。A地区成为转入地一方面与 A 地生产份额增加有关, 另一方面与生产份额不变的情况下, A 地生产超过本地消费而供 B 地消费有关。现有研究中基于生产或投资变动的产业转移为第一种。该方法假设各地年生产扩张能力相同^[8], 当某地某产业的产值或增加值在全国所占份额增加时, 则意味着该地该产业存在扩大投资和生产或者发生产业转入。对于这种通常所理解的产业转移, 本文将其界定为显性产业转移。对于现有研究中忽略的基于消费因素变动等相对隐性的原因而产生的产业转移, 本文将其界定为隐性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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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产业转移中的显性转移和隐性转移

Fig.1   Visible transfer and invisible transfer

假定第t年A地和B地自给自足, 且产业I的生产量份额分别为 a%和 b%(a + b=100)。基于各地年生产扩张能力相同的基本假设, 则在第 t+1 年A地、B 地生产能力的比例仍应保持在 a : b。此时, 生产比例不变的情况下 A 地第 t +1 年理论上的生产值${{P}_{\text{ap}}}$为

${{P}_{\text{ap}}}=a%\times ({{P}_{t+1}}+P_{t+1}^{*})$。 (4)

由于现实过程中, A地的实际生产值为${{P}_{t+1}}$, 那么实际生产多于理论生产的部分则是传统的基于生产份额扩大的产业转入量, 记做显性转移${{T}_{\text{V}}}$:

${{T}_{\text{V}}}={{P}_{t+1}}-{{P}_{\text{ap}}}$。 (5)

对于隐性产业转移,

${{T}_{\text{I}}}=\Delta {{T}_{t+1}}-{{T}_{\text{V}}}$

$=({{P}_{t+1}}-{{C}_{t+1}})-$$({{P}_{t+1}}-{{P}_{\text{ap}}})$

$={{P}_{\text{ap}}}-{{C}_{t+1}}$。 (6)

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 式(6)中等比例扩张下的理论生产值等于理论消费值 C_ac, 因此隐性转移(转入)也可以理解为实际消费少于理论消费的部分, 表明A地生产的产品用于本地消费的量减少, 而更多地满足B地消费。

现实情况中, 基准年第t年A地并非理论分析中的自给自足情形, 因此更一般意义上的隐性转移表达式为

${{T}_{\text{I}}}=[({{P}_{t+1}}-{{C}_{t+1}})-({{P}_{t}}-{{C}_{t}})]-({{P}_{t+1}}-{{P}_{\text{ap}}})$。 (7)

进一步, 可以将式(7)改写为

${{T}_{\text{I}}}=[({{P}_{\text{ap}}}-{{C}_{\text{ac}}})-({{P}_{t}}-{{C}_{t}})]+({{C}_{\text{ac}}}-{{C}_{t+1}})$。 (8)

也就是说, 隐性转移(转入)又可以解读为包含两部分, 一部分为生产和消费份额不变而单纯因规模扩大导致的产业生产“被占用”的数量增加, 即(P_ap-C_ac)-(P_t-C_t), 另一部分为实际消费少于理论 消费的部分, 即 C_ac-C_t+1, 意味着本地消费缩减而更多地供外地消费。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与说明

地区间产业转移中涉及众多的产业, 其中污染密集型产业对环境影响最为严重, 故本文针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 需要确定污染密集型产业。目前识别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指标有污染削减成本^[16]、污染排放规模^[17]、污染排放强度^[18]等。本文从污染规模和污染强度两方面进行整体考察^[19], 以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COD)为例, 确定3个主要的水污染密集型产业, 分别为造纸及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

然后, 确定上述3个污染密集型产业各省的生产量与消费量。由于分行业、分省份的消费量数据目前尚无直接统计, 一些学者尝试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其进行估计。国家信息中心^[20]最早采用典型调查法与引力模型相结合的方法, 估算 1997 年我国八大区域间的贸易流动和消费情况。随后, 一些学者关注以省为单位的贸易流动。李善同^[21]在中国30 个省(不包含西藏自治区、台湾省以及香港、澳门)2002 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 通过引力模型、交叉熵的方法估算 30 省份分部门的消费量。刘卫东等^[22]基于30 省份 2007 年的投入产出表, 估算 2007 年分部门的省际贸易流动和消费量。由于该方法需要基于各省份的投入产出表, 且编制方法复杂, 目前我国省级层面的数据仅更新到 2007 年。鉴于此, 本文主要针对2002年和2007年进行实证分析。

由于本文主要分析国内地区间的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 为消除各地各产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中进出口部分的影响, 需对有关数据进行处理, 获得在我国国内生产且用于我国国内消费的污染密集型产品数量。2002 年各省生产量和消费量数据来自李善同^[21]编制的 2002 年中国地区扩展投入产出表, 本文在其基础上将各地区生产、消费中的进口部分进行剔除, 2007 年数据来自刘卫东等^[22]编制的2007年30省区市区域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实证分析中, 对于污染密集型行业 i, 任一省份 s 第 t +1 年相比于第 t 年的产业总转移量变化$\Delta T_{t+1}^{s,i}$、显性转移量$T_{\text{V}}^{s,i}$和隐性转移量$T_{\text{I}}^{s,i}$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Delta T_{t+1}^{s,i}=(P_{t+1}^{s,i}-C_{t+1}^{s,i})-(P_{t}^{s,i}-C_{t}^{s,i})$, (9)

$T_{\text{V}}^{s,i}=P_{t+1}^{s,i}-P_{\text{ap}}^{s,i}=P_{t+1}^{s,i}-\frac{P_{t}^{s,i}}{\mathop{\sum }_{r=1}^{30}P_{t}^{r,i}}\cdot \sum\nolimits_{r=1}^{30}{P_{t+1}^{r,i}}$, (10)

$T_{\text{I}}^{s,i}=\left[ \left( \frac{P_{t}^{s,i}}{\mathop{\sum }_{r=1}^{30}P_{t}^{r,i}}\cdot \sum\nolimits_{r=1}^{30}{P_{t+1}^{r,i}}-\frac{C_{t}^{s,i}}{\sum\nolimits_{r=1}^{30}{C_{t}^{r,i}}}\cdot \sum\nolimits_{r=1}^{30}{C_{t+1}^{r,i}} \right)- \right.$

$\left. (P_{t}^{s,i}-C_{t}^{s,i}) \right]+\left( \frac{C_{t}^{s,i}}{\mathop{\sum }_{r=1}^{30}C_{t}^{r,i}}\cdot \sum\nolimits_{r=1}^{30}{C_{t+1}^{r,i}-C_{t+1}^{s,i}} \right)$, (11)

其中, s和r表示省份, 且s, r =1, 2, 3, ..., 30; i表示行业, i =1, 2, 3, 即 3 个水污染密集型行业; $P_{t}^{s,i}$表示 s 省份第 t 年的 i 部门产品生产量; $C_{t}^{s,i}$表示 s 省份第 t 年的 i 部门产品消费量, 以此 类推。

3.2 结果分析与讨论

3.2.1 造纸及纸制品业

基于上述产业转移定量评估方法, 对我国造纸及纸制品业 2002—2007 年的产业转移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如图 2 所示。可以发现, 广东、江苏、河南、山东和浙江等地为造纸产业的主要转入地区, 上海、河北则为主要的转出地区。整体而言, 在研究期间, 我国造纸行业尚未出现明显的向中西部地区大规模转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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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2—2007年造纸及纸制品业产业转移分布
西藏自治区、台湾省以及香港、澳门的数据缺失, 未做计算; 正值表示产业转入, 负值表示产业转出

Fig. 2   Industrial transfer result of paper products industry (2002-2007)

表2列出造纸产业转移量前五位的地区及其显性和隐性转移情况。结果表明, 广东为最大的产业转入地区, 总转入量为305.79亿元, 其中显性转移量为 707.85亿元, 隐性转移量则为- 402.06亿元, 即传统研究视角中的显性转入量在很大程度上被隐性转出量抵消。这意味着广东省造纸产业生产份额扩大的同时, 对纸制品的消费量也在增加, 显性转移量中有 56.80%用本地消费。因此, 尽管从生产的角度来看, 因自然资源(如水资源)、劳动力、产品市场、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等因素的影响, 广东省造纸产业呈规模扩大和聚集趋势, 然而考虑到其自身消费扩大的影响, 实质上产业转入量要低于传统研究的显性转移结果。山东的产业转移情形与广东类似。江苏和河南则有所不同, 显性转移和隐性转移均为转入。也就是说, 在扩大生产的同时, 生产的产品也更多的为其他地区所消费。

对于造纸产业的主要转出地, 基本上呈现显性转出、隐性转入的状态。以上海为例, 2002—2007年期间造纸产业的转出量为246.86亿元, 其中显性转出322.57亿元, 隐性转入75.71亿元。上海在生产份额缩小、对外转出产业的同时, 其纸制品消费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对其他地区生产的“占用”有所减少。因此, 因消费变动的隐性转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其他地区显性转出的影响。

根据显性转移和隐性转移的情况, 可以将产业转移分为6种类型。表2为造纸及纸制品业产业转移的 6 种情况。可以发现, 同样为产业转入地, 不同地区转移的原因有所不同。其中, 江苏、广东、山东等省份主要缘于生产份额扩大的显性转入, 浙江、重庆则与传统基于生产视角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单纯从生产份额变动的角度来看, 浙江和重庆为产业转出地区, 然而, 由于其生产的产品更多地为其他地区所消耗、表现出为其他地区生产的间接产业转入, 故总体上呈现出以隐性转入为主导的产业转入。

对于产业转出地区, 研究期间均为显性转出驱动的转移, 且大多数省份呈现显性转出、隐性转入的状态, 包括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区。这可能一方面受这些地区水资源紧缺、环境容量小、环境规制水平提高等因素影响, 使得造纸产业迁出。例如, 北京为实现 2008 年奥运会的环境质量要求, 自2001年以来加快调整产业结构, 迁出一大批小造纸企业。另一方面, 与这些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的纸制品消耗量有所减少有关。

3.2.2 农副食品加工业

对我国农副食品加工业2002—2007年的产业转移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如图 3 所示。可以发现, 河南、内蒙古、河北、辽宁等省份为主要的产业转入地, 其中河南和内蒙古的产业转入量分别高达723.48 和 450.20 亿元, 占总转入量的 35.88%。山东、江苏、北京等东部地区则呈现出明显的产业转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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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2—2007年农副食品加工业产业转移分布
西藏自治区、台湾省以及香港、澳门的数据缺失, 未做计算; 正值表示产业转入, 负值表示产业转出

Fig. 3   Industrial transfer result of agro-food processing industry (2002-2007)

根据显性转移和隐性转移结果做进一步分析(如表 3 所示), 可以发现, 河南、内蒙古、河北、辽宁等省份均为显性转入, 这可能与其农产品丰富、在农副食品加工方面具有丰裕的资源要素禀赋有关, 使得农副食品加工业的生产向这些地区集中。略有不同的是, 辽宁地区的隐性转移也为转入, 而安徽、云南、浙江等省份为显性转出和隐性转入, 虽然其食品制造业生产份额有所缩小, 但是生产的产品更多地被其他地区所消费, 因而发生隐性转入型产业转移。

对于产业转出地区, 北京属于完全转出型, 显性和隐性转移均呈现转出状态。分析其原因, 一方面, 北京在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过程中, 食品制造业逐渐退出; 另一方面, 北京需要从外地调入农副产品以满足本地消费需求。根据工商部门的调查, 北京农副食品外埠供应比例较高, 其中冷冻水产、羊肉、蔬菜等的外埠供应比例都超过90%。上海和江苏在所研究的时段内也对外转出了食品制造业的生产。对于山东而言, 则表现为显性转入和隐性转出。从要素禀赋的角度看, 山东有着丰富的农产品要素资源, 故其农副食品加工生产进一步扩大和转入; 与此同时, 山东对农副食品的消费也在扩大, 对其他地区农副食品生产量的消费在增加, 最终整体上表现为隐性转出主导的产业转出。因此, 单纯从生产角度来看, 农副食品加工业有向山东转移的趋势。然而, 在考虑消费因素后, 实际上山东因占用其他地区的生产而隐性地将产业转出到其他地区。

3.2.3 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

对我国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2002—2007年的产业转移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如图 4 所示。从整体上看, 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主要向江苏、广东、吉林等省份转移, 其中江苏和广东的转入量分别高达 1373.19 和 592.00 亿元, 占总转入量的80.80%。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为该产业的主要转出省份, 且中部省份产业转出量占到总转出量的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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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02—2007年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产业转移分布
西藏自治区、台湾省以及香港、澳门的数据缺失, 未做计算; 正值表示产业转入, 负值表示产业转出

Fig. 4   Industrial transfer result of chemicals industry (2002-2007)

对显性和隐性转移的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广东、吉林均为显性转入地区, 其化工业生产份额在所研究的时段内扩大。江苏和浙江则为显性转出、隐性转入。这意味着, 尽管江苏和浙江的化工产业分布份额有所降低, 但作为我国重要的化工生产基地, 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2002—2007 年供其他地区消费的生产量还在增加, 呈现间接的产业转入状态。主要产业转出地河南则为隐性转出, 虽然其化工产业生产能力在所研究的时段有所扩大, 但考虑到消费其他地区的化工产品而发生的间接产业转移, 其整体上呈现产业转出状态。

3.2.4 结果讨论

为从整体上把握我国水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特征, 本文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角度进行分析,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 中 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结果如表5所示。

对于造纸及纸制品业, 东部是主要转入地区, 且主要为显性转入, 即东部地区该产业生产更加集聚。之所以未出现生产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大规模转移的现象, 可能与造纸业对水资源需求量大, 而东部地区水资源较丰富有关。根据中国造纸行业区域竞争力分析报告, 东部沿海地区的广东、山东和江苏仍然是造纸行业前三大省份, 占全国造纸行业总产量的 40%以上。需要指出的是, 东部地区在扩大生产的同时, 用于自身的消费量也在扩大, 隐性转出部分抵消了显性转入的影响。

对于农副食品加工业, 东部地区转出 1304.91亿元, 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转入 756.17和548.74亿元, 且无论是显性转移还是隐性转移, 均呈现出明显的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这可能一方面与中、西部地区农副食品加工生产的原材料资源丰裕有关, 且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发展意愿强烈, 承接农副食品加工生产; 另一方面, 东部地区通过更大程度地占用中、西部地区生产的产品而隐性地将产业转出。

对于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 东部地区为主要转入地, 且以隐性转入为主。若从传统的生产份额变动角度仅考察显性转移, 则东部地区并非主要的产业转入地, 反而呈现向中部地区聚集的趋势。这与当前通常的东部环境规制趋严、化工行业增量受到控制、逐渐向中部梯度转移的认识相同。然而, 同时考虑隐性转移的影响后, 东部地区作为化学制造业的主要地区, 为其他地区的消费做出贡献, 间接地被其他地区占用资源, 因此仍然是主要的隐性转入地。隐性转移中本地消费份额缩减以扩大供外地消费的量为 1184.56 亿元, 纯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的“被占用”增加量为 107.81 亿元, 表明东部地区因更多的对外调出、供其他地区消费而发生的隐性转移不容忽视。

4 结语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宏观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 调整过程中是否带来污染密集型产业大规模的转移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区别于传统的单纯基于生产视角的分析, 本文从生产和消费的综合视角考虑, 认为产业转移的实质是转出地区占用其他地区的资源环境进行生产以供本地消费的过程, 并据此构建了产业转移定量评估方法, 包括进一步将产业转移分为传统的基于生产份额变动的显性转移和考虑消费变动的隐性转移。

所研究的时段内我国水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结果显示: 就整体而言, 造纸及纸制品业向我国东部省份转移, 且主要为生产份额扩大的显性转移; 农副食品加工业呈现向我国中、西部省份转移的趋势, 且显性转移和隐性转移均较明显; 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向我国东部省份转移, 并以隐性转移为主, 也即东部化工生产的份额变化不大, 但作为化学制造业的主要地区, 为其他地区的消费做出贡献, 承受着隐性转入的影响。

这意味着, 我国地区间产业转移的主要表现形式不仅是省际间的投资和生产的空间转移, 地区间消费的变化以及利用其他地区的生产供本地消费的隐性产业转移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 化工行业这类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研究期间仍然集中在东部地区。尽管东部化工产业的生产扩张已趋缓慢, 但仍在为中西部地区提供大量的产品。从消费占用的角度来看, 东部地区仍然属于隐性转入的阶段。然而, 农副食品加工业已经出现大幅度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 无论显性转移还是隐性转移均如此。显然, 与通常所理解的显性转移相比, 中西部地区农副食品加工业的产业转入实际上更为严重。因此, 不同产业表现出不同的产业转移结果, 未来应重视显性转移和隐性转移共同的影响, 并制定差别化的产业转移调控政策。

本研究受各省份投入产出表数据时滞的限制, 仅能基于2002和2007年数据, 有关研究结论仅可对我国产业转移和环境协调有关政策提供参考。将来的工作中, 可以基于更新的2012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 对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产业转移情况进行分析。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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