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丽
, 吴必虎
Li CONG
中图分类号:
F590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s:
收稿日期:
2015-08-25
修回日期:
2015-11-17
网络出版日期:
2016-10-22
版权声明:
2017 北京大学
基金资助:
展开
摘要 通过对前往澳大利亚班布里海豚探索中心的访客进行调研, 运用因子分析、K-means 聚类分析、方差分析等定量方法, 分析游客对在野外生境中接触海豚的风险感知程度及差异性。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 共识别和提取野生动物旅游风险感知量表的 3 个维度: 体验质量风险、舒适性风险和身体安全风险。受访者感知程度最强为体验质量因子, 其次为舒适性, 最后为身体安全。运用 K-means 聚类分析方法, 依据量表均值得分, 将受访者分为 3 类: 弱风险感知、强风险感知和中等风险感知, 而样本总体对接触海豚风险感知程度归属为弱风险感知, 认为接触海豚是相对安全的活动。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 对比不同游客特征对野生动物旅游风险感知的差异性。结果发现, 人口社会学特征中, 除性别外, 不同年龄、收入和家庭状况在风险感知程度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旅游行为中, 旅游经历、旅行同伴、消费额和停留时间对风险感知具有显著性差异, 信息来源途径无显著性差异; 满意度和重游意愿对风险感知都具有显著性差异。
关键词：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analyze the risk perception of tourists in Dolphin Discovery Center (DDC) Bunbury, West Australia and serves for the destination a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Factor analysis, K-Means cluster analysis and variance analysis were combined to examine the extent of risk perception for DDC and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The main conclusions were as following: three factors that tourism experience quality, physical safety, and amenity were extracted based on the exploring factor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extent of risk perception, wildlife tourists had been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weak risk awareness, medium risk perception, and strong risk perception. Wildlife tourists perceived experience quality risk as the strongest factor and physical safety as the weakest factor, and amenity risk was in an intermediate position.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and variance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demographic difference in risk perception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fferent age, income and family status all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isk perception except gender; tourism experience, travelling companion, expenditure and staying time and other tourism behavior all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isk perception as well as satisfaction and willingness to revisit, except for information source.
Keywords：
随着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兴起, 以非资源消费型为主的野生动物旅游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据估计, 全球每年有 1200 万次与野生动物相关的旅行, 并以大约每年 10% 的速度增长[1], 对国家的经济贡献可多达 1550 亿美元[2]。在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 32%的国际游客受野生动物的吸引而前往观光[3], 18.4%的国际游客在是否来澳大利亚的出游决策中受到能否体验野生动物旅游因素的影响, 67.5%的游客表明在他们旅行途中很想观赏到当地的野生动物[4]。关于野生动物旅游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对野生动物旅游的学术关照严重不足[5-6]。依据计划行为理论[7], 风险感知对购买决策具有影响, 深入分析感知和态度有助于对行为的解释和预测[8]。人与野生动物接触的过程, 是一个含有潜在风险的过程。旅游感知风险是影响消费者旅游决策的关键因素, 对感知风险的维度识别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尤为重要[9-11]。因此, 探讨野生动物旅游者风险感知对分析旅游者目的地行为特征以及对目的地市场营销具有重要意义[12]。
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和话题, 野生动物旅游研究吸引学者的关注始于 1996 年英国学者Shackley 的《Wildlife Tourism》(野生动物旅游)一 书[13], 与国内相比, 国外以英美和澳洲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野生动物旅游研究较多, 但对其学术关照的程度和范围都不足以引领和指导野生动物旅游实践的发展。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看, 国内外野生动物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对动物的影响、游客满意度的衡量和管理、当地社区居民的态度等几个方 面[5]。针对旅游者的研究主要涉及旅游者分类及特征、动机、满意度及游客教育方面, 缺乏对旅游者深入的实证分析, 我国尚无对野生动物旅游者风险感知程度的实证探讨。非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 即旅游者在野外生境中不以改变野生动物为目的观赏活动(如观鸟、海洋观鲸鱼和海豚等)[14]。人与野生动物互动接触的过程, 会引发游客的高峰体验[15], 同时也存在着风险[16-17]。野生动物旅游活动中, 人与动物之间的冲突一直受到关注[18]。野生动物会给游客带来人身伤害[19], 如在澳大利亚弗雷泽岛就曾发生澳洲猎狗咬死小孩的事件[20]。研究发现, 捕食者特征(速度、体型大小以及直接接触程度)、距离避难所距离和逃跑启动距离的增加都会导致风险感知程度增加[21]。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关注大象、蜥蜴、宽吻海豚、鲸鱼、棕熊、猎狗和鲨鱼等大型哺乳动物导致的风险感知[18,22-27]。海豚一般给人温顺乖巧的印象, 风险交互记录通常是短暂的和不常见的, 而且较少出现损伤。但事实也不尽然。据香港《东方日报》2014年8月12日报道, 爱尔兰科克郡 2014 年 7 月底发生一起海豚袭击人的事件。2008 年, Smith 等[27]研究发现, 观海豚旅游中, 导致旅游者-海豚接触过程危险增加的 3 个因素为: 海豚在被投食前等待时间长短、投食量以及海豚的不同个性。旅游者-海豚互动接触中较多的危险由游客不当行为引起, 可能影响海豚的行为(包括海豚是否愿意同游客近距离接触的意愿), 可能导致游客受到伤害或死亡[27]。上述研究大多是关于居民对人兽接触过程中风险认知的探讨, 而并非主要针对旅游者旅游过程的分析。现有文献中针对旅游者对野生动物旅游风险感知程度的分析, 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旅游者出游决策过程和在目的地的行为特征, 有助于管理者更好地实现目的地管理和市场营销。
风险指有可能面临受伤、损失、危害或危险的机会, 或可能失去有价值的东西[28]。风险通常分为3种类型: 绝对风险、真实风险和风险感知[29]。大多数学者专注于风险感知, 而不是客观风险或真实风险[30]。旅游风险感知定义为游客在旅游目的地旅行过程中购买和消费所感知和经历的风险[31]。旅游中的风险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相对常规居住地, 对目的地缺乏了解, 缺乏对未来信息(包括天气、极端气候以及社会危害等)的了解和掌握。旅游风险感知随游客的特点不同而有所变化。
旅游风险感知的心理测量维度和方法都延承风险感知的测度范式。旅游感知风险的维度研究, 大多基于特定的旅游行为和旅游项目[31-36]。在特殊情境下, 旅游风险感知的测度维度有所不同。Qi 等[37]以北京奥运会为例, 检验风险感知与旅行意愿之间的关系, 通过因子分析发现旅游风险感知有 4 个维度: 个人安全、文化风险、社会心理风险以及暴力风险; 风险感知的要素有 4 个: 个人安全、文化风险, 社会心理风险和违背风险。Roehl 等[31]认为旅游中风险感知有 3 个维度: 身体设备风险、休假风险以及目的地风险。通过对多篇文献的分析发现, 风险感知的维度具有多面性, 通常包括财务、社会、身体、心理、时间、绩效、功能、便利、安全、隐私和满意度等, 其中财务、社会、身体和心理维度在不同情境中应用较多, 而满意度、隐私、安全维度得到考虑的频次较少[38-41]。
风险感知存在稳定和非稳定模式的混合。从社会人口学特征看, 性别、年龄、种族、职业、信仰、教育程度、社会阶层等因素影响着人们风险感知的方式[36,40-41]; 从地理分布看, 国家类型以及地区差异与风险感知有着很强的关联。在不同的消费者人口统计特征和旅游行为特征下, 各维度的感知风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36,40-41], 使得提出风险可接受性的普遍预测模型非常困难。因此, 很有必要对旅游风险感知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特定情境探讨。通过文献检索发现, 鲜有针对野生动物旅游旅游情景的实证研究, 并且我国尚无针对野生动物旅游风险感知的实证检验。
现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和研究启示。然而, 对于野外生境中非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 旅游者风险感知的总体程度如何? 不同人口学特征之间具有怎样的差异? 现有文献并没有给出答案。本文将风险感知的概念和理论引入野生动物旅游研究中, 旨在从心理维度深刻理解旅游者决策过程以及目的地行为的影响变量, 同时也丰富风险感知实证的旅游情境。
澳大利亚班布里海豚探索中心(Dolphin Dis-covery Center, 简称海豚中心), 位于西澳第二大城市Bunbury市区, 距离西澳首府Perth 240 km, 是澳洲典型的野外生境中观赏海豚的服务点。海豚中心是一个非营利性机构, 开放于1994年, 通过开展旅游、教育和科学研究, 完成保护海豚及其生境的使命。海豚中心每年接待游客约6万人, 包括海外游客4万人和澳大利亚访客2万人。游客与海豚接触的方式主要有: 海滩互动区的海豚观赏、远海游船海豚观赏、远海和海豚游泳、担当志愿者等。选择海豚中心为案例地, 主要基于以下 3 个原因。首先, 澳大利亚的非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历史悠久且发展良好, 不仅很好地满足了访客在野外生境中与野生动物互动接触的旅游需求, 而且很好地保护了野生动物及其生境, 其野生动物旅游发展的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其次, 海豚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大洋, 也是澳洲野生动物旅游的旗舰旅游物种之一。最后, 海豚中心是澳洲典型的野生动物旅游场所, 每年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知名度高, 具有代表性。
对于风险感知表现程度的衡量, 本研究采用量表法。量表问项的初步拟定参考文献[31,37,41-43]的基础上完成, 包含财务、身体、安全、设备实施和满意度等 5 个维度共 15 个问项, 然后邀请野生动物旅游领域 4 名专家对问项内容进行评价, 要求专家对题项能否有效测量目标维度进行评分, 一人认为不适宜的条目直接删除, 部分问项表述不妥修改为适当表述, 最后得到 9 个问项。邀请 6 名人文地理专业硕、博士研究生和 10 名有过野生动物旅游体验的游客对问卷进行试填, 修改部分测度项的表述。预调研问卷在国内(四川)针对有意向进行野生动物旅游的游客发放, 共回收问卷 138 份, 修改部分测度项的言语表达, 形成本文调研的最终问卷, 共有 9 个问项: 可能旅游实际开销超出旅游预期花费; 可能目的地体验没有预期(或宣传)的好; 可能目的地可遇见野生动物机会少; 可能在旅途中发生各种意外事件对身体造成伤害; 可能水土不服、身体不适; 可能目的地气候条件或旅游项目危及身体健康; 可能付出时间, 旅行结果不让人满意; 可能基础配套设施差; 可能目的地交通不便, 给出行造成麻烦。
调研工作得到澳大利亚 Murdoch 大学旅游研究团队和海豚中心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问卷通过澳大利亚 Murdoch 大学的道德审批。正式问卷调研于2014年 1 月完成, 共回收问卷348份, 剔除量表信息不完整的问卷, 共回收有效问卷 304 份, 有效率为87.4%。每位填写问卷的客人获得一个小纪念品, 以此鼓励和感谢参与。
首先进行巴特立球体检验(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并观察 KMO (Kaiser-Meyer-Olkin) 值, 以确认量表是否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837, 巴特立球体检验的结果在p= 0.00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量表适合进行主成分分 析[36]。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 子分析, 取特征值大于 0.9, 总方差解释度为66.68%。并使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计算, 旋转后的因子矩阵见表1。
表 1 野生动物旅游风险感知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Table 1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of perceptive risks of wildlife tourists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降维, 提取 3 个因子, 分别为体验质量风险、身体安全风险和舒适性风险。这与此前量表建构时预设的 5 个维度(财务风险、目的地质量风险、身体风险、时间风险以及安全设备风险)有所差异, 根据统计结果分析, 3 个维度因子较好地覆盖了野生动物旅游中的内容结构, 同时也较方便精炼, 因此下面的分析中采用因子分析结果, 风险感知量表共包含3个因子。
信度主要用于检验结果的一贯性、一致性、再现性和稳定性。应用最为普遍的信度衡量方法是Cronbach’s α 系数法。问卷量表的 Cronbach’s α= 0.839, 通过信度检验。量表建构效度检验一般通过检验聚合效度和判别效度两个指标来实现。聚合效度指同一构面的题项相关度高, 判别效度指在不同构面的题项相关度低。通常可以采取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其进行检验[44]。在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之前, 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各因子应汇聚到二阶风险感知量表上, 因此, 进一步对数据进行二阶 CFA 检验, 所有完全标准化的因子载荷要大于 0.5 且达到显著水平(p<0.05), 组合信度 CR 值大于 0.7, 平均萃取变异量值 AVE 大于0.5, 多元相关平方(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 SMC)的值大约0.5。这说明风险感知量表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45]。判别效度通常采用比较各维度间完全标准化相关系数与所涉及各维度自身 AVE 的平方根值大小来检验。计算结果显示, AVE 值的平方根均大于 3 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 表示 3 个 维度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46]。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野生动物旅游风险感知量表聚合效度检验
Table 2 Convergent validity of wildlife tourism risk perception scale
在澳大利亚海豚中心的调研对象中, 女性比例明显高于男性, 分别为 63%和 37%; 在年龄结构方面, 游客偏年轻化, 20~50岁的中青年占65%; 受教育程度较高, 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62.3%; 家庭情况中, 主体为伴侣有两子女及以上(43%); 72.4%的受访者居住在澳大利亚, 此外, 英国(27 人)、法国 (13人)、德国(8 人)、瑞士(8 人)和中国(7 人, 含台湾地区 2人)五地为主要客源国, 受访者来自 26 个国家和地区。出游特征包括: 大部分同家庭成员一起出游(70%); 特地为观赏野生动物而安排过旅行(68%); 场所内消费较少, 低于 100 元(59%); 信息来源途径为网络(47%); 参与深度体验涉入项目同海豚游泳的游客占 20%, 而以看海豚为主要目的的游客占27%; 看过海豚6次及以上的受访者比例高达47%。
量表属性总体表现程度的衡量以正式问卷的受访者作答分值为基础, 统计求得平均数与标准差。平均数值越高, 表明受访者的量表属性表现平均程度越高, 反之则越低; 标准差值越小, 表明受访者的属性量表表现趋向一致, 标准差值越大, 表明样本群体间差异性越大。根据丛丽[11]风险感知的分类标准进行划分: 风险感知量表均值得分小于等于2 (总值≤18)为弱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均值介于 2~3之间(总值介于 18~27 之间)为中等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量表均值大于等于 3 (总值≥27)为强风险感知。总体风险感知程度归属弱风险感知。其中, 弱风险感知者样本数为 184, 占总体的 60.5%; 强风险感知样本数为 26, 仅占总体的 8.6%; 中等风险感知样本数为94, 占总体的 30.9%。
澳大利亚海豚中心受访者的风险感知量表平均分介于 1.442~2.537 之间, 整体量表均值为 1.871, 均低于 2, 归属弱风险感知。旅游者最关注旅游体验质量风险(均值为 2.43), 对身体安全风险感知较弱(均值 1.56), 舒适性居中(均值为 1.62)。得分最高的项为担心旅游实际开销超出旅游预期花费(Q17-1), 得分最低的项为担心旅游项目危及身体健康(Q17-6)。旅游体验质量的 3 个题项分别是得分均值最高的三项, 身体安全风险中两项排在最后。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在澳大利亚海豚中心, 受访的野生动物旅游者认为接触海豚是一项非常安全的旅游活动。
如表 3 所示, 风险感知弱的人口学特征有: 女性比例远高于男性; 74.4%的受访者年龄在 30 岁以上; 83.7%的受访者学历是高中、职业中专和本科; 收入在 10~20 万的受访者比例相对较高, 占 31%; 已婚育有两子女的受访者比例较高, 占 48.8%。因此, 总结该组群人口学特征为年纪长者、收入较高、有良好的教育背景。风险感知强者的人口学特征有: 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 88.4%的受访者年龄在39岁以下; 本科学历为38.5%; 收入少于 10 万元的比例为 92.3%; 单身和配偶无子女的比例占 77%。因此, 总结风险感知强者群组人口统计学特征多为年纪较轻、收入较少、学历中等偏低、单身或无子女。风险感知中等的人口学特征有: 女性高于男性; 20~49岁占69.2%; 高中学历占41.5%; 70.3%的受访者收入介入 2 万~20 万之间; 配偶及两子女以上占 41.5%。因此, 总结风险感知中等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为介于风险感知弱者和风险感知强者之间, 较倾向于风险感知弱者, 较多配偶有两子女及以上、收入中等偏上、学历中等偏低、年纪较大、女性高于男性。
表 3 三类风险感知的人口社会学特征统计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types of risk perception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法, 分析样本数据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对野生动物旅游者风险感知表现程度的差异性, 并以雪费法(Scheffe’s Methods)进行事后检定(Post-Hoc), 以验证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对于人口社会学特征中两变量,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差异分析。检验的主要结论见表4。
表 4 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对风险感知量表的方差分析
Table 4 Variance analysis on varie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wildlife tourism risk perception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 发现不同性别对不同风险感知变量差异不显著。不同年龄组在 9 个变量项上, 在 p≤0.05的置信度水平上对风险感知具有显著性差异, 经过雪费法事后检定发现, 不同年龄组在3 个因子维度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其中 20~29 岁年龄组风险感知最强, 而 40~49 岁年龄组风险感知表现程度相对最弱。不同学历组在 p≤0.05 的置信度水平上对风险感知具有显著性差异, 其中初中学历(C1)显著高于博士学历(C6)的风险感知。由此初步推断, 学历较低者风险感知较高, 而学历高者风险感知较低。不同收入组在 p≤0.05 的置信度水平上对风险感知具有显著性差异, 其中收入 1 万元以下对风险感知最高, 而收入在10万~20万之间风险感知表现程度最低。总体而言, 收入高者风险感知较低, 收入低者风险感知较高。不同家庭背景在多个变量上具有显著性差异, 其中单身者的风险感知程度与已婚育有两子女以上者具有显著性差异, 单身者风险感知程度最高, 而已婚育有两子女的群组受访者风险感知程度最低。受访者对身体安全风险和舒适性风险的感受程度较低, 意味着游客认为接触海豚是相对安全和舒适的旅游活动。此处单身者对风险感知程度较强与前面16~29岁之间年轻者风险感知较强相一致, 此外, 与收入低者风险感知程度较低相一致。总之, 澳大利亚海豚中心的受访者样本数据中, 除性别无显著性差异外, 不同年龄、收入、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在 p≤0.05 的置信度水平上对风险感知具有显著性差异。
除人口统计特征外, 旅游行为特征对风险感知水平也有差异。1) 旅游经历的影响。检验初次海豚访问者和重游者, 发现两群组在置信度<0.05 的水平下身体安全上具有显著性差异, 另外两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初次访问者风险感知程度较高, 而重游者感知水平较低。2) 旅行同伴的影响。检验独自一人和有同伴陪同, 两群组在置信度<0.05 的水平下体验质量、身体安全和舒适性3个因子上都有显著性差异。独自一人风险感知较高, 而有同伴陪同则风险感知较低。3) 满意度和重游意愿。其中观赏海豚旅游是否满意群组在置信度<0.1 水平下体验质量因子存在显著性差异, 而停留时间群组在置信度<0.1 水平下舒适性风险存在显著性差异。4) 信息来源于个人旅行经验和其他途径群组对风险感知各因子无显著性差异。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旅游行为、满意度和重游意愿对风险感知的差异分析
Table 5 Variance analysis on tourist behavior, satisfaction and willingness to revisit hav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wildlife tourism risk perception
非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的飞速发展是市场化的必然趋势, 但要实现野生动物保护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双重目标, 难度也比较大。我国野生动物旅游处于起步阶段, 缺乏对游客的了解, 产品开发和管理都没有真正地体现野生动物旅游的目标。因此, 我们应该学习国际先进经验, 如澳大利亚、英国苏格兰地区对野生动物旅游的管理经验, 同时加强对旅游者的深入分析[12]。通过澳大利亚野生动物旅游的实证分析, 检验区域游客认知的差异, 既可为野生动物旅游目的地管理和市场营销提供参考, 同时也可为中国野生动物旅游的发展和管理提供借鉴。
本文以澳大利亚班布里海豚探索中心为案例地, 通过量表的构建、探索性因子分析、t 检验和方差检验等定量分析方法, 对受访者的风险感知程度及人口学特征差异进行检验, 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构建了野生动物旅游风险感知量表, 共有9个问项3 个维度。三维度为体验质量风险、身体安全风险以及舒适性风险。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可以为以其他物种为基础的野生动物旅游风险感知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为定量化衡量旅游者的风险感知提供量化工具。本文再次验证了旅游风险感知维度具有情境性, 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旅游风险感知量表应用于所有旅游情境。与大多旅游风险感知的高频维度财务、社会、身体和心理维度不同, 在野生动物旅游中体验质量和舒适性维度的识别, 具有典型的情境特征。该结论支持此前学者不同旅游情境中风险感知维度不同的结论(如出境旅游、大事件旅游以及体育旅游等[37,42,47])。
其次, 本文通过量表均值得分, 判定案例地旅游者总体认知海豚旅游归属弱风险感知, 即野生动物旅游者认为接触海豚是一项比较安全的旅游活动。在风险感知维度中, 旅游者感知最强的为体验质量风险, 对身体安全风险感知最弱, 舒适性居中。通过K-means聚类分析, 依据旅游者风险感知程度的不同, 将旅游者划分为弱风险感知、强风险感知和中等风险感知三类, 并归纳了各类的人口学特征。其中, 风险感知弱者的人口学特征主要为年纪长者、收入较高、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风险感知强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是较多为年纪较轻、收入较少、学历中等偏低、单身或无子女。该研究结论与此前学者对其他情境的旅游风险感知中人口学特征研究结论较一致。
最后, 通过澳大利亚海豚中心的受访者实证调研, 发现野外生境中非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活动中, 人口学特征中年龄、收入、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群组对风险感知都具有显著性差异。旅游行为中旅游经历和是否有旅游同伴对风险感知具有显著性差异。此外, 满意度和重游意愿在置信度<0.1的水平上分别对体验质量和舒适性的风险感知具有显著性差异。不同性别的风险感知程度差异不显著。本文研究结果不同于Gore等[23]提出的“性别对野生动物旅游风险感知具有显著性差异”的结论。原因可能在于调研者的对象和野生动物旅游对象不同, 本研究针对海豚旅游的风险感知总体程度比较低, 因此建议未来研究继续拓展实证范围和对象。运用方差检验和雪费法事后检定不同群组之间的差异, 该结论与聚类分析3种风险感知类型的人口学特征也具有一致性。
本文对非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风险感知的维度识别和差异性的探讨, 对野生动物旅游者及旅游经营者减少风险因素, 针对性地缓解感知风险具有实践意义。本研究作为国内首个非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者风险感知实证探索性研究, 局限性与不足在所难免。除人口统计特征外, 野生动物旅游者其他特征也可能影响风险感知程度并具有差异性, 例如, 野生动物旅游者个性特征、旅游动机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可能也会导致旅游感知风险的差异性, 如寻求刺激与风险规避游客的风险感知也存在差异[35]; 消费者人口地理学特征对风险感知都可能存在影响,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游客之间也可能存在总体感知风险和各感知维度风险感知水平的差 异[36]。本研究未对上述差异性进行验证。在未来的研究中, 将注意考虑样本差异性, 研究特定旅游情境以及野生动物旅游者风险偏好对风险感知的影响, 在考虑不同因素的差异水平下, 对本研究提出的感知风险维度进行进一步验证。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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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旅游场所涉入研究 中国非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若干问题研究 Non-consumptive wildlife-oriented recre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alysis of wildlife tourism experiences with endangered specie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encounters with giant pandas in Chengdu, China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oncern about human-black bear interac-tions in residential settings Tourists’ support for conservation messages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wildlife tourism experiences 野象的迷思: 野象谷人-象冲突的社会建构分析 An analysis of whalewatching codes ofconduct When wildlife tourism goes wrong: a case study of stakeholder and management issues regardingdingoes on Fraser Island, Australia Fear in animals: a meta-analysis and review of risk assessment Factors influencing risk perception associated with Uuman-black bear conflict Gendered risk perceptions associated with human-wildlife conflict: implications for participatory conservation Nature-based tourism as a form of predation risk affects body condition and health state of Podarcis muralis liz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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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hu WU
1 研究现状
1.1 野生动物旅游研究
1.2 旅游风险感知研究
2 研究方法
2.1 案例地选择: 澳大利亚班布里海豚探索中心
2.2 野生动物旅游风险感知量表的构建
2.3 问卷的发放
3 数据分析
3.1 探索性因子分析
题项 问项变量 组成成分 因子 均值 标准差 Cranach’s
α1 2 3 Q17-1 可能旅游实际开销超出旅游预期花费 -0.089 0.326 0.743 体验质量 2.551 0.811 0.657 Q17-2 可能目的地体验没有预期(或宣传)的好 0.209 0.103 0.789 Q17-3 可能目的地可遇见野生动物机会少 0.325 -0.075 0.705 Q17-4 可能在旅途中发生各种意外事件对身体造成伤害 0.162 0.777 0.211 身体安全 2.324 0.901 0.743 Q17-5 可能出现水土不服、身体不适 0.258 0.796 0.025 Q17-6 可能目的地气候条件或旅游项目危及身体健康 0.434 0.646 0.093 Q17-7 可能付出时间, 旅行结果不让人满意 0.717 0.246 0.281 舒适性 2.582 0.966 0.792 Q17-8 可能基础配套设施差 0.788 0.24 0.126 Q17-9 可能目的地交通不便, 给出行造成麻烦 0.805 0.24 0.083
3.2 信度和效度检验
研究群组 因素量表属性 观察变量问项题号 标准化因素负荷量 SMC CR AVE 一阶 体验质量风险 Q17-1 0.79 0.551 0.789 0.561 Q17-2 0.85 0.602 Q17-3 0.58 0.506 身体安全风险 Q17-4 0.71 0.599 0.789 0.556 Q17-5 0.83 0.682 Q17-6 0.69 0.573 舒适性风险 Q17-7 0.70 0.563 0.748 0.500 Q17-8 0.61 0.615 Q17-9 0.80 0.604 二阶 风险感知 体验质量 0.75 0.518 0.860 0.676 身体安全 0.71 0.565 舒适性 0.98 0.988
3.3 样本人口学特征
3.4 风险感知量表的总体表现程度
衡量维度 问项 弱风险感知(N=184) 强风险感知(N=26) 中等感知(N=94) 变量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性别 A1: 男 73 39.7 10 38.5 28 29.8 A2: 女 111 60.3 16 61.5 66 70.2 年龄 B1: 小于16 9 4.9 1 3.8 8 8.5 B2: 16~19 9 4.9 1 3.8 7 7.4 B3: 20~29 29 15.8 15 57.7 26 27.7 B4: 30~39 42 22.8 6 23.1 22 23.4 B5: 40~49 42 22.8 0 0.0 17 18.1 B6: 50~59 31 16.8 2 7.7 10 10.6 B7: 大于60 22 12.0 1 3.8 4 4.3 教育背景 C1: 初中及以下 1 0.5 1 3.8 0 0.0 C2: 高中 62 33.7 9 34.6 39 41.5 C3: 职业中专 33 17.9 3 11.5 12 12.8 C4: 本科 59 32.1 10 38.5 26 27.7 C5: 硕士 14 7.6 2 7.7 14 14.9 C6: 博士 10 5.4 1 3.8 3 3.2 年收入(澳元) D1: 少于10000 17 9.2 9 34.6 17 18.1 D2: 10000~19000 12 6.5 5 19.2 4 4.3 D3: 20000~49999 18 9.8 4 15.4 15 16.0 D4: 50000~99000 48 26.1 6 23.1 26 27.7 D5: 100000~199999 57 31.0 1 3.8 25 26.6 D6: 200000以上 8 4.3 0 0.0 0 0.0 D7: 空白 24 13.0 1 3.8 7 7.4 家庭背景 E1: 单身 32 17.4 10 38.5 27 28.7 E2: 已婚无子女 40 21.7 10 38.5 20 21.3 E3: 已婚有一子女 19 10.3 2 7.7 8 8.5 E4: 已婚两子女及以上 89 48.4 4 15.4 39 41.5
3.5 方差分析风险感知差异
变量 表现程度最高群体 表现程度最低群体 Scheffe事后检定
显著性差异因子主要表现程度趋势 是否存在
显著性差异性别 女性 男性 无 — 否 年龄 20~29岁 60岁以上 B3>B4,B5,B6,B7 年龄长者风险感知较低 存在 学历 初中 博士 C1>C6 学历高者风险感知较低 存在 婚姻 单身 配偶有两子女及以上 D1,D2>D5,D6 单身者风险感知较高 存在 年收入 少于1万元 10~20万 E1>E3,E4 收入高者风险感知较低 存在
不同群组变量 体验质量风险 身体安全风险 舒适性风险 F 显著性 F 显著性 F 显著性 旅游经历 0.461 0.498 10.945 0.001** 0.027 0.869 旅行同伴 8.422 0.004** 6.443 0.012** 8.509 0.004** 满意度 1.009 0.316 7.574 0.006** 9.852 0.002* 重游意愿 0.861 0.354 9.886 0.002** 11.65 0.001** 信息来源 0.088 0.766 0.006 0.937 0.924 0.337 消费额 1.165 0.082* 0.127 0.712 0.046 0.830 停留时间 1.325 0.251 1.158 0.283 3.062 0.081*
4 结论和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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