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后果的灾难性、影响的广泛性和应对的挑战性, 使其成为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环境问题之一。气候变化导致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增多, 带来的影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幸免。目前科学界一致认为大气中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浓度的升高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1]。二氧化碳主要是化石燃料燃烧的产物, 化石燃料如煤、石油、天然气又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或环境问题, 而且成为涉及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复杂的全球问题。

1992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的签署标志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框架的正式形成, 从此针对全球气候问题的国际协作不断发展。《公约》下每年一度(自1995年起)的缔约方大会(COP)是各国就减排目标、减排任务分担和资金技术援助机制等关键问题进行谈判的主要场所。然而, 至今尚未出台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能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制定的《京都议定书》被寄予厚望, 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下为发达国家设置了减排目标。随着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 这种“双轨”减排机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强烈反对, 致使谈判停滞不前。这一谈判困境主要源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历史排放贡献以及预计未来可能排放贡献的不同而导致的巨大政治分歧。因此, 应对气候变化共识的达成需要充分了解各方的立场和态度, 知道分歧所在方能达成合作协议。

媒体是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也是公众和政府之间进行信息沟通, 进而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渠道^[2]。在国际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 普通公众的影响力非常微弱, 精英在其中起重要的作用^[3]。就气候变化议题而言, 由于其高度的专业性及复杂性, 对之表现出兴趣且对与此相关话题有影响能力的主要是科学家、政治家等在内的社会精英群体^[4]。精英是精英媒体的主要阅读群体。精英媒体对国际政策信息的传达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左右^[5], 但是由于其阅读群体, 也就是精英群体, 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精英媒体也会因此反过来影响国际政策议程设置^[6]。本研究将精英媒体作为研究对象, 探讨不同国家对于气候变化谈判报道的异同, 同时观察他国精英媒体在报道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的态度。

根据目前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地缘政治形势, 本文选取4个代表性国家:中国、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并对其精英媒体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进行对比分析, 所选取的精英媒体分别为《中国日报(英文版)》(China Daily)、《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卫报》(The Guardian)和《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博弈中, 各国因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排放量和减排意愿的差异形成几个代表性阵营。以美国、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阵营历史温室气体排放量巨大。美国作为曾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最高且长久以来全球人均排放水平居全球前列的国家, 对《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模式一直持反对态度, 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同等地承担减排义务, 同时也左右着发达国家阵营中伞形集团(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的决策意见和谈判立场^[7]。澳大利亚在内的伞形集团虽然表现亲美立场, 但却更积极地在进行自主减排工作。同为发达国家的欧盟国家则无论在参与国际谈判和减排工作, 还是资助其他国家减排上都是最积极的国家集体。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阵营未来温室气体排放潜力巨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谈判的主要力量, 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于2006年超过美国^[8], 是目前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最高的国家, 也是《京都议定书》中“共同而有区别责任”减排战略的强力支持者。

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来展开研究。内容分析法常用来表现新闻报道内容的特征, 为进一步分析其内涵和外延提供依据^[9]。在已有气候变化议题报道的内容分析中, 有些通过定量分析, 归纳报道数量等特征参数的变化来反映一段时间内气候变化报道的发展趋势, 有些则通过定性分析, 具体地解析气候新闻的内容, 通过观察报道中用词、语气等的呈现, 总结报道特征并且预测读者的态度。本文采用比较常见的框架分析进行新闻报道的解读^[10], 通过对文章报道数量、使用信息源和报道态度的挖掘, 最终得到全面的内容分析结果。

1.1 样本的选择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每年一度的缔约方大会是各国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角斗场, 是各国表明态度、观点的时刻, 所以本文选取缔约方大会期间媒体的报道进行分析。由于第一、二次缔约方大会并未引起关注, 因此本文仅将第三次缔约方大会(1997)到第十八次缔约方大会(2012)作为4家媒体的报道采样区间。样本的收集以英文单词“climate”和英文会议地点为关键词搜索。如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是在南非的德班(Durban)召开, 那么搜索这次会议报道时所用关键词为“Durban”和“climate”, 样本收集时间为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11日。

《纽约时报》、《卫报》和《澳大利亚人报》关于气候变化报道的数据是在Lexis-Nexis^®数据库中搜集。由于该数据库缺乏《中国日报》相应的数据, 本研究直接使用其官方网站搜索引擎搜索获得关于气候变化报道的数据。本文保留所有体裁的报道, 排除不相关报道和读者来信(因其并非源于媒体自身观点)后, 得到4家媒体在1997-2012年的16次缔约方大会相应的会议时间日期内发布的1549篇报道, 其中《纽约时报》203篇、《卫报》411篇、《澳大利亚人报》317篇、《中国日报》618篇。

此外, 为从媒体的视角勾勒目前我国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形势, 本文统计了自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后, 《中国日报》以外其他3家媒体以中国为主要报道对象时使用的议论主题和态度。样本的采集同样通过Lexis-Nexis^®数据库, 关键词为“climate”, 时间跨度为2009年12月3日至2013年6月15日(样本跨度)。为了保证文章以中国为报道对象, 本文参考Billett^[11]的方法, 要求样本文章中要出现“China”超过5次(含5次)。最后得到《纽约时报》127篇、《卫报》75篇以及《澳大利亚人报》 113篇。

1.2 框架分析

框架指在对一个客观事实或事件进行文本呈现时, 记者或编辑选取该事件的某些方面加以强调, 这些方面可能包括问题的定位、因果的解读、价值的判断和解决措施的建议^[12]。这种对新闻事件信息的选择和强调会影响受众对事件的认知乃至态度^[13]。为了了解气候变化议题报道的框架特点, 研究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Trumbo^[14]按照Entman^[12]给出的4个角度, 定义了“气候变化影响”、“气候变化证据”、“应对行为”和“解决方法” 4个框架来挖掘美国5家主流媒体的气候变化报道, 发现框架的使用情况与信息来源的类型有很强的一致性。Brossard等^[15]将框架分为“新的证据”、“科学背景”、“后果”、“经济”、“国内政治”、“国际关系”和“天气现状”来分析法国和美国气候变化报道关注的重点。Dirikx等^[16]使用“责任”、“冲突”、“经济后果”、“人类利益”和“道德” 5个框架来分析德国和法国的报道取向。在气候变化科学备受争议的社会背景下, Antilla^[17]对美国媒体的气候报道进行框架分析时, 定义了“有根据的科学”、“模糊的原因和影响”, “不确定的科学”和“矛盾的科学” 4个框架, 来展示2003年3月至2004年2月美国5家主流媒体对气候变化科学性的报道情况。如前所述,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是目前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但在气候变化报道领域内并没有学者将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作为重要课题进行专门研究。因此, 本文以缔约方大会召开期间的媒体报道作为研究样本, 展示和比较4个国家精英媒体的气候变化报道。

本研究的框架设置严格按照内容分析方法, 采用循环检验方式, 在借鉴已有类似研究的分类方式的同时, 在阅读新闻的过程中对已有的分类方式进行添加、删除或者修改。通读一遍文章之后得出分类草案, 再读第二遍对该草案进行核实, 每读40篇对修改率进行统计, 直到修改率低于10%。最终总结出12种不同的议题框架, 分别是责任、人权、会议成果、科技、行为、冲突、预测、经济、处理措施、国内政策、国际政策和影响(见表 1)。

本研究对这1549篇报道进行细致的阅读, 阅读者由6人构成。按照内容分析法要求, 进行编码者间可信度检验, 其结果在可接受范围内(Cohen’s Kappa=0.82), 证明编码结果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2 结果与讨论 2.1 报道数量

报道的数量及其趋势是判断报道关注程度最直观的指标。本文根据气候变化议题报道的数量和趋势, 将1997-2012年划分为4个阶段, 对媒体关注的变化进行解读。我们发现, 对应谈判进程变化, 各大报纸的报道数量也发生了可观察的协同的变化(图 1), 具体划分如下。

第一阶段(1997-2000年)为关注开启阶段, 在此期间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到第六次缔约方大会(COP6)召开。在1997年的COP3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 国际社会开始高度关注气候变化^[18], 同时也对应着媒体较高的报道数量。但是在之后的几届会议上, 《京都议定书》因没有具体可操作性的进展而面临废除的危险^[19]。在此阶段, 除《中国日报》外其他3家媒体的报道都呈现相似的下降趋势。《纽约时报》和《卫报》2000年报道的数量有所上升。与此相对应的第六次缔约方大会(COP6)上,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开发与转让、能力建设和资金机制等问题上的立场差距逐渐明显, 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第二阶段(2001-2004年)为关注走低阶段, 在此期间第七次缔约方大会(COP7)到第十次缔约方大会(COP10)召开。在2001年的COP7会议上签署的《马拉喀什部长宣言》(Marrakesh Ministerial Declaration)针对《京都议定书》提出进一步的具体操作方案, 标志着谈判进入到新的阶段。该年, 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德里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部长宣言》, 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开始正式参与到会议的讨论和成果的贡献中, 也因此激化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 使得在随后两年中谈判停滞不前^[20], 对应每家媒体的报道都非常少。

第三阶段(2005-2008年)为关注恢复阶段, 在此期间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11)到第十四次缔约方大会(COP14)召开。2005年2月16日, 俄罗斯在谈判上的让步使得《京都议定书》得以正式生效, 成为谈判新的转折点。第一次议定书成员会议(CMP1)的召开意味着后京都时代气候变化国际政策的讨论已经开始。随着谈判僵局的缓解, 所有媒体的报道数量呈现小幅度的上升, 报道趋势开始呈起伏状态循环, 在2007年再次升高。2007年的巴厘气候变化会议制定的《巴厘路线图》为此后两年的谈判工作布置了任务, 包括一系列具有远见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但是, 随着讨论的深入, 各个国家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注意力逐渐转移, 导致会议再一次遇到瓶颈^[21], 2008年各媒体的报道也减少了许多。

第四阶段(2009-2012年)为关注趋异阶段, 此期间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至第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18)召开。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是目前为止最受关注的一次气候变化会议, 各家媒体的报道数量也在2009年一同达到巅峰, 这是因为包括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多国重要领导人参与此次会议, 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虽然美国、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共同起草了《哥本哈根协议》, 但是此次会议之后各国仍对于减排目标和《京都议定书》存续等问题存有分歧^[22], 各家媒体的报道数量也发生了趋异的变化。《卫报》的报道数量比此前稍多, 延续着起伏趋势; 《中国日报》则在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时达到巅峰后迅速下降, 在2011和2012年保持稳定; 《纽约时报》和《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数量在2009年之后下降, 且持续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美国总统奥巴马由于国会阻碍, 无法兑现气候变化的应对承诺, 政治意愿逐渐降低, 《纽约时报》的报道也逐渐减少。《澳大利亚人报》则可能因为国内外政策冲突性的减弱, 逐渐撤离关注。

从前3个阶段的报道状况来看, 报道数量的峰值基本上都出现在有新的协议或声明出台的会议期间, 而当谈判遇到瓶颈时, 有关谈判的报道也会减少甚至为零。在谈判基本上停滞不前的第四阶段, 趋异的报道趋势变化则与各国政治意愿呈现高度的一致性:中国在逐渐升温的内外压力之下, 迫切希望最大程度地争取谈判权益, 同时《中国日报》在第三、四阶段也成为气候报道的主力; 美国和澳大利亚则因为诉求无法得到回应而丧失谈判热情, 《纽约时报》和《澳大利亚人报》也随之逐渐降低了关注的力度; 英国一直积极参与会议, 所以《卫报》的报道数量虽有起伏, 但相对稳定。

本文提取3家外媒在缔约方大会期间针对中国的气候变化报道, 采取的方法与后续态度分析部分相同。3个国家基本上都是从第三阶段中期开始针对中国进行连续报道(图 2)。《澳大利亚人报》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的报道比例基本上维持在10%~20%, 但在第十六次会议中降到3.8%, 在第十八次会议中消失。《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报道在第一次出现时就达到1/3, 并呈现出以第十六次大会为高点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卫报》的报道量最少, 且一直处在10%以内的较低水平。这3家媒体针对中国的报道基本上集中在中国日益增长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国际气候谈判影响力上。

2.2 信息来源

新闻的信息源指引用了谁说的话。一方面, 信息来源的使用体现出媒体在进行议题报道时选取的立场偏好^[14]; 另一方面, 信息来源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众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性质的认知^[23], 比如, 更多地引用科学家的言论, 受众就会认为这是一个科学事件。本文归结出7种信息源, 包括政府官员、科学家、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官员、非政府组织(NGO)、企业、公众以及其他。图 3展示4家媒体16年内采用的信息源比例。

如图 3所示, 各报纸均以政府官员和科学家作为主要信息源使用, 均占50%以上, 《澳大利亚人报》对这两者的信息引用接近80%。《中国日报》相对较多地倾听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声, 如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卫报》则相对更多地使用了民众和其他人作为信息源, 如作家等。

2.3 报道框架

框架使用的差异可以体现不同媒体在报道气候变化问题时选择的视角和强调的重点。表 2展示本文选取样本中各家报纸在不同时期最常使用的3个框架以及使用该框架的报道篇目数量。由于12个框架之间很难直接进行比较, 因此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 将4家报纸对12个框架的使用情况进行简化。结果表明, 框架主要有4种成分。

1) 本国情况关注框架:国内政策、处理措施、经济、行为、科技、会议成果和人权。

2) 气候变化关注框架:影响和预测。

3) 会议进程关注框架:国际政策和冲突。

4) 谈判讨论关注框架:责任。

这4种成分的划分不仅验证了框架分类的合理性, 还可以辅助了解各报刊在使用某一框架时实际关注的侧重点。以表 2中《中国日报》在第七次到第十次气候会议期间的报道为例, 该报刊在此阶段最多使用了影响、国际政策和预测3个框架, 可以反映出其在报道会议进程和气候变化问题时的主要视角。

如表 2所示, 综合4个时间段的报道框架来看, 《纽约时报》最常用的框架成分是会议进程和本国情况, 最多使用的框架是冲突。在美国反对《京都议定书》的谈判立场影响下, 《纽约时报》将《京都议定书》作为一个吸引眼球的冲突事件进行报道, 以取得更多关注。《纽约时报》的框架和信息源(从官员、专家延伸到会议外人员)使用变化与美国从谈判的“参与者”到“旁观者”的过程十分相仿, 并最终一致地将目光聚焦到美国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间的减排分歧的问题上^[24]。

《澳大利亚人报》与《纽约时报》的框架使用相似, 且最关注国际政策和冲突。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在工党执政期间回归《京都议定书》, 但《澳大利亚人报》并没有因此开始支持的报道, 反而开始忧心能源价格的上涨, 而能源价格也是引发澳大利亚国内政党间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25]。这一焦点问题的关注也使得《澳大利亚人报》将政府官员作为最主要的信息源。另外, 由于《京都议定书》对于澳大利亚没有减排要求, 该报在早期报道中出现的解决问题的框架也逐渐减少。

《卫报》最常将“冲突”和“责任”框架同时使用, 且报道的框架成分从气候变化向谈判讨论变化。《卫报》在第一、二阶段更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本身, 使用影响和预测框架。在第三阶段, 《卫报》的报道数量上升, 对应使用的框架是国内政策、冲突和责任, 从整体上与欧盟支持谈判、关心谈判进程且希望成为政策带领者的态度相符^[26]。但在第四阶段, 除了强调冲突和责任两个核心议题之外, 也关注于国际政策。

《中国日报》始终贯彻国际政策框架的使用, 在成分变化上与《卫报》相似。中国是《京都议定书》的坚定追随者^[21], 因此一贯地采用国际政策框架。《中国日报》在国内政策的报道上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与中国近年来努力建设国内政策体系, 提高国际谈判能力一致。同时, 为了追求更多的声音支持, 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多地引用非政府组织的支援声音。

另外, 可能由于媒体自身文化差异, 发达国家媒体虽然具体的框架使用和其所属成分不同, 但统一采用了“冲突”趋向的报道框架, 而中国媒体则从未将“冲突”作为常用框架使用。

2.4 报道态度

将针对中国报道的主要议题分为谈判(即在谈判过程中的表现)、排放状况、预测(对中国对气候变化形势影响的预测)、国内政策、国际合作、经济(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和研究(在气候变化研究上的表现) 7个主题。报道态度使用“正面”、“负面”和“中立” 3个维度进行归类。“正面”报道指文章在呈现与中国相关的内容时, 采用积极的口吻或使用正面性质的词语来形容中国。例如, 《纽约时报》于2010年12月8日刊登的一篇名为《中美缩小气候谈判分歧》的报道指出, 中国谈判策略的调整减小了与美国的谈判分歧, 中国此举有助于谈判僵局的缓解和谈判最终取得成功^[27]。这就是一篇以谈判为主题的“正面”报道。相反地, “负面”报道指以消极或指责的口吻报道中国, 或使用负面的词语来形容中国的文章。“中立”报道则指以中国为事件叙述对象, 但不带有积极或消极评论的新闻。

图 4为《纽约时报》、《卫报》和《澳大利亚人报》对中国进行正面、中立和负面的报道数量。其中, 谈判和国内政策是最热议的话题, 其次是排放状况、国际合作, 最后是预测、经济和研究。总体来看, 这3家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总体呈负面状态。单独从某一议题来看, 《纽约时报》常用负面的态度报道中国的排放形势, 《卫报》和《澳大利亚人报》则更常用负面的态度报道中国的谈判角色。但是, 从正面报道情况来看, 这3个国家都对中国的国内政策进行了比较频繁的讨论, 国际合作的报道虽然数量偏少, 但是也以正面报道为主。《澳大利亚人报》在给予中国国际合作和国内政策正面报道的同时, 在报道数量上给予中国稳定而持续的关注(如图 2), 也更多地以正面的眼光来预测中国未来在谈判中起到的作用。

3 结论与展望

通过分析气候变化会议期间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4个国家精英媒体的报道,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 报道数量的峰值基本上都出现在有新的协议或声明出台的会议期间, 而当谈判陷入瓶颈时, 有关谈判的报道也会减少, 甚至为零。在谈判基本上停滞不前的第四阶段, 趋异的报道趋势变化与各国政治意愿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2) 报道框架的动态变化体现了各媒体的报道方式与其所属国家在国际气候变化舞台上的谈判立场有着重要联系。

3) 其他三国媒体对于中国的排放形势和谈判角色持比较负面的报道态度, 在这些媒体的报道中, 中国不仅占据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首位, 并且在谈判中阻碍了协议的达成。但是, 对于中国国际合作和国内政策却给予比较高的关注和正面评价^[28]。

目前, 国际气候变化政策的研究者一致认为解决气候变化谈判困境最有效的方法是加强中美合作^[29-30], 美国应该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开始承担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7]。为应对这一压力, 中国媒体也对应地将国际政策(包括国际合作)和国内政策提到报道的首位。态度分析研究的结果指出, 中国除了在排放上受到指责, 在会议进程上的立场和行为也得到负面评价。对于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媒体来说, 全球第一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减排的高额成本是目前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 但是建立国际社会形象也不容忽视。

总之, 各媒体的气候变化报道内容和对中国的报道态度可能受到国际谈判进程或所属国谈判立场、政治意愿、政策导向、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本文在解释或预测气候报道可能对气候政策造成的影响方面仍然存在不足。目前, 气候谈判形势仍旧瞬息万变, 媒体在其中可能发挥的具体作用仍然不能完全被揭示。在未来的研究中, 可以使用更深层次的国际政策分析方法, 进一步挖掘气候报道与气候政治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