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62卷 第1期 2026年1月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Vol. 62, No. 1 (Jan. 2026)

doi: 10.13209/j.0479-8023.2025.065

云南省西南联合研究生院科技专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重大项目(202302AO370007)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2571199)资助

收稿日期: 2024–11–08;

修回日期: 2025–07–14

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基于云南省的案例研究

樊艳翔 1 贺灿飞 1,2,3,† 李文韬 1 赵筱青 4

1.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2.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3.西南联合研究生院, 昆明 650092; 4.云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昆明 650500; †通信作者, E-mail: hecanfei@urban.pku.edu.cn

摘要 以云南省为研究对象, 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自然间断点分级法、核密度估计和 Dagum 基尼系数法, 探究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特征的时空格局与差异。在此基础上, 使用随机森林回归模型, 分别识别影响云南省入境旅游、区域经济以及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主导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云南省各城市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不断提升, 向更高水平的协调发展状态跃进, 但区域发展空间不均衡性突出; 旅游财政支持力度、产业结构优化、交通运输水平、旅游资源丰富度、旅游设施丰富度、商业活动氛围和科技研发水平是影响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主导因素。

关键词 云南省; 入境旅游; 区域经济; 耦合协调关系; 影响机制

入境旅游是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演变而出现的重要经济形式, 是全球服务贸易不断发展催生的结果, 属于跨境服务贸易的范畴[1]。在全球旅游发展的新形势下, 入境旅游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元素以及带动区域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和促进消费的新动力[2]。2011—2019 年, 全球旅游贸易额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例超过 23%, 在服务贸易十二大门类中居首位[3]。在我国的国际收支中, 旅游贸易的地位也十分重要。2019 年, 旅游贸易在我国服务贸易收支项中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和逆差额均占据第一位[3]。新冠疫情后, 随着我国入境政策的优化与调整以及航空运力的提高, 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有望成为推动全球旅游市场复苏的核心力 量[4]。然而,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长期以来处于逆差状态[5], 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入境旅游贸易的竞争力, 催化入境旅游的经济发展效应, 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旅游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关系一直是旅游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产业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内容[6–9]。特别是“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假说[2,10]的提出, 吸引国内外学者聚焦旅游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因果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实证分析[9]。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主要探究旅游与相关社会经济要素发展的关系, 涵盖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2,10–11]、生态文明[12]、乡村振 兴[13]、共同富裕[14]、城市发展[15]、数字经济[16]、市场活力[17]和文化[18]的关系, 其中包括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的关系[19]; 第二类主要研究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如信息化[20]、交通发展[21]、科技创 新[22]以及数字经济[23]对旅游发展的影响。第一类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但以探究宏观旅游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为主, 针对入境旅游的研究不足。

近年来, 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逐渐成为学术热点, 研究成果主要来源于贸易经济、贸易地理和旅游经济学等领域[3]。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旅游贸易竞争力[24]、旅游逆差化现象[25]、旅游贸易格局演化[3]、国内外旅游贸易发展对比[26]以及旅游贸易影响因素[27]等方面, 国外研究主要聚焦于旅游贸易影响因素、作用效应及旅游贸易公平 性[28–31]等方面。从研究方法来看, 主要有基尼系数法[2]、地理探测器[3]、异速增长模型[10]、耦合协调度模型[12]、空间计量模型[32]、多元回归模型[3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9]和生产函数[34]等。从研究尺度来看, 国家尺度的研究成果较多[2,9,35], 省级和县级尺度研究多集中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如长三 角[10]), 对西部地区的关注不足。

云南省是我国入境旅游大省, 作为西部边境省份, 背靠东南亚市场, 兼具先天区位优势以及丰富的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除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 2011 年以来云南省入境旅游规模不断扩大, 收入呈增长趋势。2019 年云南入境旅游人次达1484.93 万人次, 相比 2010 年(395.38 万人次), 增加近 2.8 倍, 国际旅游收入居全国第四位, 接待国际游客数量排名第二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 https://data.cnki.net/yearBook?type=type&code=A。与此同时, 云南省入境旅游发展的问题日益凸显, 2010 年以来云南省入境旅游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下降。因此, 如何进一步提升云南省入境旅游的经济效应, 促进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 具有重要的探讨价值。

基于上述背景, 本文以云南省为研究对象, 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12]这一动态演化关系分析模式, 解析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关系, 并利用随机森林回归算法, 进一步探究影响入境旅游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的关键因素, 以期为厘清入境旅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参考, 促进云南省旅游高质量发展, 提升云南省旅游贸易竞争力。

1 理论分析

1.1 系统耦合理论与模型

耦合协调的概念来自物理学, 指不同系统在自身和外界的作用下产生的相互作用。耦合协调关系反映两个或者多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程度, 表征协调发展状况[36]。耦合协调具有以下 3 个特征: 1)动态性, 即耦合协调状态并非固定不变, 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演变[37]; 2)整体性, 即耦合协调并非各系统或要素的简单叠加, 而是多系统、多要素协同作用产生的“整体大于各部分总和”的整体效能[38]; 3)相对性, 即不同地区、不同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差异[39]

系统耦合理论是分析多系统相互作用程度与协调发展水平的核心方法论, 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多系统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12,14]。耦合协调度模型是探究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状况常用的模型[12,40], 该模型将耦合度与协调度相结合, 耦合度表征系统间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 协调度表征不同系统在发展进程中的一致性。耦合协调度高, 意味着系统间不仅关联紧密, 且发展同步性强, 共同朝着有序、和谐的方向演进。这一模型为本文探究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关系奠定了方法基础。

1.2 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机理

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中叶, 可划分为 3 个阶段。1)初期探索阶段(20 世纪 60—70 年代): 旅游业兴起之初, 学者们开始关注入境旅游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主要分析入境旅游的概念和特点以及入境旅游如何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作用。2)实证研究与经验总结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 学者们通过数据分析和案例研究等方式, 揭示入境旅游对国家经济的贡献。3)理论建构与深化研究阶段(21世纪以来):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与跨境贸易的发展, 学者们开始致力于建立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理论框架, 用来解释入境旅游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影响机制。在此阶段, 比较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旅游拉动效应理论等被广泛应用。

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是经济增长过程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35]。从入境旅游端来看, 入境旅游具有显著的经济拉动效应, 通过就业岗位的补充、经济收入的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以及文化传承和保护等带动经济发展, 提高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41–45],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入境旅游涉及酒店、餐饮、交通和导游等多个行业, 推动相关产业发展, 直接和间接地促进就业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加又可以提高居民收入, 促进消费和投资, 推动经济发展。2)入境旅游有利于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 为满足旅游业发展需求, 国家和地区通常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力度, 包括交通、通信、酒店和旅游景点等,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不仅为旅游业提供更好的支持, 也为其他产业和居民生活提供更好条件, 进而促进经济整体发展。3)入境旅游的增加将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促进当地文化产业发展, 通过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不仅能够吸引大量游客, 还能增加文化产品和服务需求, 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推动经济增长[18]。上述观点的代表性研究是Shan 等[6]提出的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假说(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 TLGH) , 该理论得到诸多研究者的支持[46–47]。近年来的研究指出, 入境旅游产生的负面环境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因此平衡和协调入境旅游、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格外重要[12]。从区域经济发展端来看, 区域经济的发展能够通过资金技术效应、市场环境效应、税收效应、汇率效应、国际形象、旅游安全保障、旅游竞争力和旅游资源丰富度等多种途径作用于入境旅游端[19], 由此形成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的耦合作用系统。如果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 意味着区域间经济社会效益增加、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国际旅游市场竞争力提升以及区域旅游高质量水平攀升。如果二者非耦合协调发展, 则意味着可能出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转型升级乏力、国外市场活力不足[17]以及环境可持续性挑战升级等问题。

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构建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作用机理, 如图 1 所示。

1.3 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影响因素

比较优势理论[48–49]为探究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影响因素奠定了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旅游行业资源禀赋、专业化生产、区域间互补性和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差异对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产生一定的影响。某些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文化遗产或人力资源等资源禀赋, 使其在旅游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充分利用比较优势, 可以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旅游业的多样化发展是促进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50]。通过推动旅游产品、市场、产业链的多元化发展, 可以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和韧性, 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注入新动力。此外, 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的波特钻石模型认为, 可以用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支持产业和企业战略结构、竞争与行业结构来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51]。波特钻石模型也用于分析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52]。作为一种服务业, 旅游业竞争力受到人力资源、资本、技术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影响。通过优化生产要素来提高入境旅游产品及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可以增强入境旅游的竞争力, 促进其增长, 从而拉动区域经济增长。

width=468,height=399.4

图1 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作用机理

Fig. 1 Mechanism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inbound tourism and regional economy

上述理论充分说明入境旅游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 但两者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另外, 以往的研究成果未明确哪些因素起关键作用, 并且不同区域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有必要进行聚焦区域、细化视角的研究。因此, 本文聚焦云南省, 分析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 识别关键影响因素。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云南省 16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 其中西部包括迪庆、怒江、丽江、大理、保山、德宏、临沧、普洱和西双版纳, 中部包括楚雄、昆明、玉溪和红河, 东部包括昭通、曲靖和文山。鉴于数据可得性, 选取 2011—2022 年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参考以往研究成果, 入境旅游使用地区入境旅游总收入进行衡量[19],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使用人均 GDP 进行衡量[10]。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云南省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以及 wind 数据库(https://www.wind.com.cn)等。

2.2 研究方法

2.2.1 耦合协调度模型

基于系统耦合理论, 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 探究其耦合协调关系, 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 1: 计算耦合度 Cm个系统的耦合度函数为

width=108,height=37.35 (1)

由于本文研究对象为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双系统(m=2), 故耦合度函数为

width=76.75,height=33.3 (2)

其中, U1表示入境旅游收入, U2表示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

步骤 2: 计算协调指数 T(即协调度):

width=69.3,height=14.95 (3)

其中, αβ是待定系数, 分别表示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的贡献系数。以往研究成果表明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对地区发展具有同等重要性, 因此将 αβ赋值为 0.5[53–54]U1U2均为正向指标。

步骤 3: 计算耦合协调度 D, 即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width=62.5,height=15.6 (4)

依据耦合协调度 D的数值, 参考以往研究成果[12], 将耦合协调关系划分为 10 个类别(表 1)。耦合协调度越大, 说明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发展越协调, 良性互动关系越强, 两者之间互为促进的作用越明显。

2.2.2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一种非参数密度函数估计方法, 通过光滑连续的密度曲线, 直观地呈现随机变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其函数形式不受限制, 能够很好地避免设定误差。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55], 使用核密度估计法分析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计算公式为

width=105.3,height=31.9 (5)

式中, f(x)为根据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在 n个地区的值 X1, X2, ... Xn估计得到的概率密度函数; k为核函数, 常用的核函数形式有三角核函数、Epanechnikov 核函数和 Guassian 核函数等, 本文选取 Guassian 核函数[21]; h为带宽值, 控制平滑程度。

2.2.3 Dagum基尼系数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可以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子群内、子群间和超变密度 3 个部分, 能明确地区差异的来源[48], 最初用于衡量地区间收入差距。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55], 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法分析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及来源, Dagum 基尼系数值越大, 表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越大。计算公式见文献[55]。

2.2.4 随机森林回归模型

随机森林回归模型是一种应用广泛的集成学习回归算法, 通过构建多个决策树, 并取平均值来降低过拟合的风险, 可以处理高维数据和大样本量, 对缺失数据和异常值具有较好的鲁棒性。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10], 使用随机森林回归法识别影响云南省入境旅游、区域经济以及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主导因素。

表1 耦合协调关系等级划分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s

发展区间类型耦合协调度耦合协调关系等级发展状态 失调衰退区间0.00≤D<0.10极度失调1失调发展 0.10≤D<0.20严重失调2 0.20≤D<0.30中度失调3 0.30≤D<0.40轻度失调4 过度调和区间0.40≤D<0.50濒临失调5 0.50≤D<0.60勉强协调6协调发展 0.60≤D<0.70初级协调7 协调发展区间0.70≤D<0.80中级协调8 0.80≤D<0.90良好协调9 0.90≤D≤1.00优质协调10

2.3 影响因素指标构建

云南省各城市之间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结合以往研究成果[56–59], 本文凝练出云南省经济环境、旅游条件、城市建设、科技信息化和生态环境5 个维度的差异特征。1)从经济环境来看, 云南省东部与中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 东部与南部相对落后。经济环境关乎地区产业结构和市场环境发展状况, 这些要素将会影响地区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2)从旅游条件看, 云南省各城市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昆明、大理、丽江和西双版纳等城市旅游基础丰富, 旅游投入充足; 对城市旅游起步较晚、旅游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地区(如楚雄、曲靖和临沧等), 旅游条件则是入境旅游发展的基础性要素。3)从城市建设角度来看, 昆明、曲靖和玉溪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城市建设和现代化水平高, 城市功能齐全, 而偏远地区(如怒江)的城市规模较小, 建设落后。4)从科技信息化角度来看, 云南省科技与信息化资源集中分布在滇中地区, 滇西则有较大的增长空间。5)从生态环境角度来看, 云南省生态环境呈现多样化差异, 存在生态基础较好的区域(如西双版纳)和生态脆弱的地区(如迪庆和怒江), 也存在因过度开发而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破坏的城市(如曲靖)。基于这 5 个维度, 在以往研究成果[2,10,19–21,31,54–55]的基础上, 本文构建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表 2), 指标选取的依据如下。

1)经济环境维度[2,10]: ①产业结构优化能够催生现代化服务业的不断扩展, 从而促进入境旅游多样化发展, 激发区域经济活力; ②对外开放水平能够通过吸引外资、拓展国际合作等推动旅游国际化, 促进旅游与外贸的协同增长; ③商业活动氛围是经济环境的“晴雨表”, 通过塑造多样化消费场景提升城市吸引力, 营造良好入境旅游市场, 成为入境旅游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④较高的文化供给水平能够提供多样化的文化旅游产品, 提高文化吸引力以及增强文化认同感, 可为入境旅游创造独特的魅力。

2)旅游条件维度[10]: ①庞大的旅游规模意味着良好的旅游业发展基础, 在吸引入境游客方面的能力更强, 从而推动入境旅游消费与产业融合, 为区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②旅游业的有效财政支持在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加强旅游宣传推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推动入境旅游扩张的政策动力; ③旅游资源的丰富度对吸引入境游客具有重要影响, 丰富且多样化的资源能够吸引大量境外游客, 进而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④旅游设施的丰富性对游客的体验有显著的影响, 丰富的旅游设施能够刺激入境旅游消费, 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表2 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Table 2 Index system of influencing factor

维度影响因素具体指标单位 经济环境产业结构优化第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 对外开放水平出口贸易额占进出口贸易额的比例% 商业活动氛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文化供给水平人均文化事业费元/人 旅游条件旅游业发展规模旅游总收入/地区生产总值% 旅游财政支持力度地方财政支出/旅游总收入% 旅游资源丰富度地区A级景区个数个 旅游设施丰富度地区星级宾馆个数个 城市建设交通运输水平人均载客汽车量辆/人 城市建设状况建成区面积占城区总面积的比例% 人口集聚水平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资源供给能力供水量占水资源总量的比例% 科技与信息化科技研发水平独立研究开发机构平均工作人员个 地区信息化水平互联网普及率% 生态环境城市生态基础建城区绿化覆盖率% 环境污染状况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立方米/人

3)城市建设维度[21,60–61]: ①交通运输水平能够提高交通可达性, 有效地促进旅游出行体验的优化, 同时便利的交通系统能够加速各类要素的流通, 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和产业的发展; ②较高的城市建设水平反映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丰富的城市功能等,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入境游客的旅游体验, 强化城市对各类经济要素的吸引力; ③较高的人口集聚水平意味着地区蕴含的丰富劳动力、多元消费需求和活跃的市场氛围等, 为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奠定人力基础; ④资源供给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地区的资源保障水平, 充足的资源供给既为入境旅游提供可开拓空间, 也为区域经济增长赋予发展动力。

4)科技信息化维度[20,22–23]: ①高科技研发水平对创新旅游产品与服务、提升入境旅游运营效率和助力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②较高的信息化水平可以在多个方面优化入境旅游体验(如提升旅游服务的智能化水平), 还可以推动区域入境旅游经济的数字化转型, 使得经济结构更加适应现代市场的需求。

5)生态环境维度[12,58]。以往的研究对生态层面考量不足, 本文纳入生态环境维度视角, 选取城市生态基础和环境污染状况两个指标, 考量生态环境对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增长协同发展的影响。城市生态基础与入境旅游及区域经济之间存在双向关联: 良好的生态体系通过优化旅游环境和提升资源价值驱动产业发展, 环境污染则反向抑制经济协调发展。优质生态基础不仅吸引入境游客, 还通过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和强化生态旅游产业竞争力。环境污染则会影响入境旅游吸引力, 并使经济收益受损, 例如空气污染直接降低国际游客的到访意愿, 并对邻近区域空间具有负溢出效应。

3 研究结果

3.1 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时空演化特征

图 2 展示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进。2011 年以来, 云南省各城市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整体上向更高水平的协调发展状态跃进。早期(2011 和2015 年)各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上较低, 但是近年来变化明显, 说明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效应越来越明显, 处于良性发展的态势。

尽管各城市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但区域差异明显。长期以来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较高的仍然是昆明市、迪庆州、大理州、丽江市和西双版纳州等地区, 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较低的是昭通、怒江、曲靖、玉溪和楚雄等地区, 主要原因有以下 3个方面。1)旅游资源丰富度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差异的影响。高协调区域(如昆明、大理和丽江)旅游资源较为丰富(如石林、苍山洱海和丽江古城), 且拥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大理高铁站和丽江机场), 极大地提升了入境旅游的吸引力。低协调区域(如昭通和怒江等地)受限于旅游资源单一以及交通不便(如昭通机场航线较少), 入境旅游发展水平滞后, 怒江尚无机场和高铁站。2)旅游财政支持力度的差异。作为云南省的核心城市, 昆明市旅游财政支持力度较高, 无论是旅游宣传(如“七彩云南”品牌), 还是基建发展(如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都具有明显的政策倾斜。边境地区(文山、怒江)以及曲靖、昭通、玉溪等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以及产业发展的差异, 旅游财政略显不足。3)主导产业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差异。昆明等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高, 旅游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 而低协调水平地区(昭通、怒江等)的主导产业仍然以农业为主。

总体而言, 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与入境旅游的空间分布特征较为相似, 可以划分为四大区域: 1)以昆明为核心, 集中于昆明市域内的高耦合协调发展区域, 呈点状分布空间特征; 2)以大理–丽江–迪庆为核心的较高耦合协调发展区域, 呈块状空间分布特征; 3)以德宏–西双版纳–红河–文山为核心的略高耦合协调发展区域, 沿边境线呈带状空间分布特征; 4)其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区域, 集中分布于云南西南部和除昆明、红河以外的云南中部和东北部。产生这一布局的原因在于, 昆明是全省经济发展重心以及跨境旅游的交通中转站, 承接大量境外游客, 决定了其核心地位, 其“旅游+会展+商贸”的多元产业模式也为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次核心区(大理–丽江–迪庆)主要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与文化资源(如丽江古城、三江并流和玉龙雪山等), 日益成熟的滇西北环境旅游线路推动了块状高协调带的形成。边境带(德宏–西双版纳–红河–文山)依托其独特的跨境旅游优势(如中老铁路开通)以及口岸经济的发展, 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协调度稳步提升。由此可见, 旅游资源差异、基础设施差异、政策差异和产业发展差异等因素深刻地影响着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态势。

width=468,height=535.9

图2 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进

Fig. 2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inbound tourism and regional economy in Yunnan Province

3.2 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差异

本文使用核密度估计方法, 对云南全省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 3 个区域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分布位置、变动趋势、延展性和极化现象进行分析, 以便深入地探讨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趋势与差异。图 3 展示 2011—2022 年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状况以及云南省东部、中部和西部核密度估计结果。从云南全省(图 3(a))来看, 核密度曲线整体上为单峰分布, 且有向右移动的趋势, 反映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向好的发展趋势且不断向高值集中。云南东部(图 3(b))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2011—2015 年的核密度曲线分布特征较为相似, 2015年以后的核密度曲线分布特征基本上一致。前期的核密度曲线较窄, 地区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差异不大, 且峰值点不断抬升, 表明该阶段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不断向高值集中。2015 年以后核密度曲线变宽, 表明东部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变大, 但发展水平也不断向更高水平跃进。中部地区(图 3(c))的核密度曲线由窄变宽, 总体上向右移动, 说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区域间的差异也不断扩大, 但近年来有所收窄。从西部核密度估计结果(图 3 (d))可以看出, 除 2011 年外, 其余年份的核密度曲线分布特征较为相似, 核密度的延展性较好, 分布较宽, 未出现明显的峰值点, 但核密度曲线整体上也向右移动。上述分析表明, 云南省各区域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但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

为探究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来源, 本文使用 Dagum 基尼系数进行分析。表 3 为 Dagum 基尼系数及贡献率计算结果。其中, 区域内指东、中、西部内部各城市之间。区域间指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从云南全省来看, 基尼系数整体上呈现波动性下降的演变趋势, 直至 2020 年, 近年来有所回升,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云南省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整体上有所下降, 但近年来发展不平衡问题再次出现并加剧。比较区域内、区域间以及超变密度基尼系数可以发现, 区域内与区域间的基尼系数不相上下, 始终高于超变密度基尼系数, 由此可知云南省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与区域间的差异, 其中区域间的差异在 2012—2017 年略低于区域内差异, 其余时段的区域内基尼系数较高。

width=427.9,height=309.05

图3 2011—2022 年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核密度估计

Fig. 3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of the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bound tourism and regional economy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2

表3 Dagum 基尼系数分析结果

Table 3 Analysis results of Dagum Gini coefficient

年份基尼系数区域内基尼系数 云南省区域内区域间超变密度东部中部西部 20110.2390.0870.1000.0530.1470.2230.203 20120.2420.0900.0920.0600.1260.2240.213 20130.2450.0930.0880.0650.1110.2270.218 20140.2280.0900.0690.0690.0170.2300.222 20150.2160.0780.0690.0680.0710.2320.178 20160.2180.0750.0750.0680.1400.2330.161 20170.2150.0730.0710.0710.1660.2330.156 20180.2160.0710.0760.0680.1600.2390.148 20190.2110.0690.0760.0670.1560.2390.142 20200.1230.0440.0510.0280.0660.1030.107 20210.1940.0640.0680.0620.1420.2110.136 20220.1930.0640.0670.0620.1450.2110.135

对于区域内基尼系数, 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最低, 表明云南省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差异最大, 其次是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差异最大的原因在于, 昆明地区的“虹吸效应”使得资金、人才和政策等旅游发展资源高度集中于此地, 出现“一枝独秀”的发展现状, 中部区域发展差异不断扩大, 造成昆明周边区域难以逃脱“低协调发展水平陷阱”, 同时周边区域相较全省旅游开发平均水平处于较低水平, 进一步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差异次之的可能原因在于, 大理和丽江等地入境旅游发展较为成熟, 而怒江因地形和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 旅游开发难度大, 加剧发展差异。东部地区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均处于中等水平, 区域发展差异也相对均衡。由此可见, 考察社会经济因素、生态环境因素和政策因素对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

从演变趋势来看, 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基尼系数除 2020 年以外, 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表明中部地区的发展差异长期存在。西部地区以 2015年为分界点, 2015 年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2015 年以后呈现下降的趋势, 表明近年来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差异有所下降。东部地区2011—2015 年基尼系数不断下降, 近年来有所回升, 主要原因是近年来文山州旅游发展迅速, 与其他城市的差异加大。综上所述可以发现, 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

4 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影响机制

本文使用随机森林回归算法, 分别将入境旅游、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云南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值作为因变量, 基于影响因素指标(表 2), 解析各项因子对因变量的作用强度, 从而探讨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的影响机制。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本文将影响力排名前7 位的因素作为各变量的主导影响因素。

旅游财政支持力度、旅游业发展规模、产业结构优化、科技研发水平、地区信息化水平、商业活动氛围和交通运输水平对云南入境旅游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1)政府财政投入是入境旅游发展的基础性生产要素, 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云南省旅游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发布, 相关政策资源开始向入境旅游发展倾斜, 为诸如“一程多站”等入境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开发奠定坚实的基础。2)规模化的旅游发展趋势对入境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的需求拉动效应, 直接决定其对外旅游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新冠肺炎疫情后云南省入境旅游游客激增, 旅游规模化优势愈发明显, 2025 年一季度入境过夜游客为 93.24 万人次, 同比增长 77.9%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 http://m.whhlyj.km.gov.cn/c/2025-04-22/4971199.shtml。3)产业结构的优化指一个地区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 包括餐饮、住宿、交通和文化娱乐等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 对推动完整入境旅游产业链链条的形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4)科技研发水平对入境旅游的影响是多维度的, 既包括智慧旅游、互联网预订、虚拟现实和智能导游等技术的应用, 也包括多样化的现代入境旅游产品(如丽江古城 5G+项目)。5)地区信息化水平决定旅游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效率, 包括网络覆盖、信用卡支付和移动应用等, 能够提升旅游的便捷性和吸引力。6)一个地区的商业活动氛围体现地区旅游市场的活力, 也展现地区购物、娱乐、展会等商业活动的丰富和多样性, 对增强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活力有重要作用, 例如西双版纳夜空旅游市场的发展。7)交通可达性突破地理约束, 为入境旅游扩展奠定基础保障条件, 地区交通运输水平直接影响旅游目的地的可达性和便捷性, 深刻影响游客的体验感。如前所述, 地方交通水平发展的差异深刻地影响着昭通、怒江等地的入境旅游发展程度。

表4 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Table 4 Analysis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排名入境旅游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 影响因素影响力影响因素影响力影响因素影响力 1旅游财政支持力度0.419交通运输水平0.804旅游财政支持力度0.424 2旅游业发展规模0.122环境污染状况0.058产业结构优化0.188 3产业结构优化0.108旅游业发展规模0.015交通运输水平0.135 4科技研发水平0.081产业结构优化0.014旅游资源丰富度0.039 5地区信息化水平0.051商业活动氛围0.014旅游设施丰富度0.030 6商业活动氛围0.043资源供给能力0.014商业活动氛围0.029 7交通运输水平0.036旅游财政支持力度0.011科技研发水平0.024 8旅游设施丰富度0.028科技研发水平0.010旅游业发展规模0.022 9人口集聚水平0.026城市生态基础0.009人口集聚水平0.018 10资源供给能力0.018旅游设施丰富度0.009资源供给能力0.016 11城市生态基础0.013对外开放水平0.008地区信息化水平0.015 12文化供给水平0.013城市建设状况0.008城市生态基础0.013 13旅游资源丰富度0.012旅游资源丰富度0.008城市建设状况0.013 14对外开放水平0.010文化供给水平0.007环境污染状况0.012 15环境污染状况0.010人口集聚水平0.007对外开放水平0.010 16城市建设状况0.009地区信息化水平0.004文化供给水平0.010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主导影响因素为交通运输水平、环境污染状况、旅游业发展规模、产业结构优化、商业活动氛围、资源供给能力和旅游财政支持力度。1)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 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发达的交通运输系统可以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的流动, 加速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的效率, 提高云南省的区域竞争力。中老铁路、大理–保山–丽江铁路线的开通, 显著地带动周边经济的快速发展。2)生态环境质量深刻地影响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环境污染则会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负担。云南省 2023 年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数据显示, 17.8%的县域生态质量下降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OTcwNjUwMA==&mid=2247639856&idx=1&sn=fbab32d2e7212fc1f1b7ee5973143f0a&chksm=e82ac791ca8c90b9ea8103a768c3bea3a6504f335d849376384da035507f8cd012c1025b5969&scene=27, 表明传统粗放增长模式已逼近生态承载力阈值。3)旅游发展规模对云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以 2023 年为例, 云南省旅游总收入为 1.44 万亿元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https://dct.yn.gov.cn/html/2401/24_33186.shtml, 占 GDP 总值(30021.12 亿元云南省统计局. 2023 云南省统计公报. https://www.yn.gov.cn/sjfb/tjgb/202403/t20240329_297393.html)的47.97%, 表明区域旅游的发展带来显著的经济拉动效应。4)产业结构优化可以促进云南省不同产业之间协同发展, 提高经济效益, 同时减少环境压力和资源消耗, 对云南省的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5)商业活动氛围的良好程度直接影响消费和投资的活跃程度, 对推动云南省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6)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供给是地区经济生产的基础, 对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与价值链攀升具有重要意义。如云南省依靠其独特的矿产资源, 逐渐形成具有特色与优势的产业链。7)政府对旅游业的财政支持力度直接影响云南省旅游业的发展规模和质量, 进而影响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综合影响, 决定云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潜力, 可以将其视为主导影响因素。

影响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主导因素为旅游财政支持力度、产业结构优化、交通运输水平、旅游资源丰富度、旅游设施丰富度、商业活动氛围和科技研发水平。1)“十四五”计划期间, 云南省投入 20.36 亿元, 用于强化地区旅游建设与服务, 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完善–营销体系升级–产品创新”的入境旅游市场发展传导机制 央广网.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ODAVF3M0514R9NP.html, 在极大程度上强化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2)产业结构优化能够促进云南省旅游业向高附加值、低碳环保方向发展, 推动旅游产品和服务升级, 提升游客满意度, 从而增强旅游竞争力, 促进入境旅游的增长。同时, 优化产业结构可以推动相关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创造就业机会, 拉动区域经济增长, 实现旅游业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3)交通运输水平的提升将有效地缩短游客到达目的地的时间, 降低旅游成本, 扩大游客流量, 促进云南省旅游业的发展和入境旅游的增长。同时, 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将促进区域内外的产业合作与交流, 推动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 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4)云南省丰富的旅游资源将成为吸引游客的独特优势, 有利于促进云南省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入境旅游的增长, 例如依托“三江并流”等世界级资源禀赋, 云南省形成 9 个国家 5A 级景区集群, 这显然是吸引入境旅游的重要动力。5)丰富的旅游设施将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增加他们在目的地停留的时间和消费金额, 促进旅游消费的增长和入境旅游的提升。完善的旅游设施也将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访, 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 推动云南省的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6)良好的商业活动氛围有利于提升区域旅游服务质量和多样性, 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访云南省, 促进旅游消费的增长和入境旅游的提升。繁荣的商业活动也将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完善, 推动区域经济的多元化和结构调整, 促进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以云南省夜间经济为例, 夜间经济密度增大显著地拉动入境旅游收入的增长, 恰好印证了商业活动氛围对云南省发展的重要性。7)科技研发水平的提升将推动旅游业的创新和发展, 促进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和升级, 吸引更多的入境游客, 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 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旅游财政支持力度、旅游业发展规模、产业结构优化、科技研发水平、地区信息化水平、商业活动氛围和交通运输水平深刻地影响云南省地区入境旅游水平。交通运输水平、环境污染状况、旅游业发展规模、产业结构优化、商业活动氛围、资源供给能力和旅游财政支持力度深刻地影响云南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财政支持力度、产业结构优化、交通运输水平、旅游资源丰富度、旅游设施丰富度、商业活动氛围和科技研发水平深刻地影响云南省地区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旅游财政支持力度、产业结构优化、商业活动氛围和交通运输水平则共同影响云南省入境旅游、区域经济以及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在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影响机制扮演着重要角色。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结合经济地理学、贸易地理学、国际贸易学、区域经济学以及旅游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 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选取适合云南本土情况的更加丰富的影响因素指标, 探讨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互动关系与作用机制, 得到如下结论。

1)云南省各城市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不断提升, 向更高水平的协调发展状态跃进, 区域发展空间不均衡特征突出, 横向对比情况未发生明显变化。这一结论与以往相关研究一致, 孙嘉等[62]肯定了云南省边境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的优势, 本研究则进一步揭示昆明、丽江和大理等传统旅游核心区的耦合协调发展优势, 验证了资源禀赋和历史基础对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就空间分布特征而言, 可将云南省划分为四大区域, 高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区域主要分布于旅游业发展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和旅游规模庞大的城市, 如昆明、大理和丽江等。这一结论与韩剑磊等[63]提出的“昆明–大理双核组团”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相符, 本文进一步指出保山–德宏和文山–红河等新兴节点发展的力量不断强化, 呈现梯度扩散特征。

2)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有所下降, 但需要警惕近年来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再次出现与加剧, 其中云南省中部地区的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差异最大, 其次是西部和东部。这一发展现象与高芳等[64]揭示的云南省六大旅游区“绝对差异扩大、相对差异趋稳”特征存在机理上的关联。总体而言, 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应认真思考区域间旅游业协调发展问题。

3)影响云南省地区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主导因素为旅游财政支持力度、产业结构优化、交通运输水平、旅游资源丰富度、旅游设施丰富度、商业活动氛围和科技研发水平。

未来, 云南省应继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包括交通、通信、酒店和旅游景区等, 提升旅游服务设施水平, 改善游客体验。同时, 加强对旅游产品的创新, 推出更多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 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提升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此外, 要加大对旅游业的宣传推广力度, 拓展国际市场, 加强与周边省市甚至与国际上的合作, 提升云南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将旅游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如文化创意、农业旅游和康养产业等, 形成产业协同效应, 促进区域经济的多元发展。同时, 加大政策扶持与保障, 建立健全的旅游产业扶持政策体系, 提供财政和税收等方面的支持, 保障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 为入境旅游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政策保障。最后, 加大对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力度, 提升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 推动云南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未分析云南省入境旅游的主要来源国家及主要消费行业。本文识别出云南省入境旅游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主导影响因素, 但未分析各因素的偏效应方向和强度。此外, 虽然本文纳入生态环境因素, 与杨阳等[65]的研究形成方法论的呼应, 但只考虑了部分指标的影响, 未来可进一步丰富相关指标。

参考文献

[1] 张振家. 新形势下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研究. 社会科学家, 2023(1): 35–41

[2] 马丽君, 张家凤. 区域旅游发展空间差异变化对经济发展平衡性的影响. 经济地理, 2020, 40(1): 197–203

[3] 刘涵妮, 夏赞才, 殷章馨, 等. 全球旅游贸易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世界地理研究, 2023, 32(4): 14–27

[4] 可文. 中国旅游恢复为全球旅游市场注入动力. 人民日报, 2024–03–13 (019)

[5] 郭明英.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调研世界, 2019(9): 61–65

[6] Shan J, Wilson K. Causality between trade and tourism: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01, 8(4): 279–283

[7] Pablo-Romero M P, Molina J A. Tourism and economic growth: a review of empirical literature.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3, 8: 28–41

[8] 赵磊. 国外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假说研究综述. 旅游科学, 2012, 26(4): 77–95

[9] Perles-Ribes J F, Ramón-Rodríguez A B, Rubia A, et al. Is the 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 valid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The case of Spain 1957–2014.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1: 96–109

[10] 马小宾, 章锦河, 周乐莹, 等. 长三角区域经济与旅游规模异速关系的时空识别及成因分析. 地理研究, 2023, 42(11): 2984–3002

[11] Croes R, Ridderstaat J, Bąk M, et al. Tourism speci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human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case of Pol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21, 82: 104181

[12] 余洁, 吴泉蓉.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文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4, 38(5): 181–189

[13] 唐承财, 秦珊, 戴湘毅, 等. 文化和旅游视域下中国乡村振兴研究评述与展望.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8): 1437–1452

[14] 黄细嘉, 惠荣. 红色旅游与共同富裕: 耦合关系、价值共创与实现路径. 社会科学家, 2023(10): 47–53

[15] 温永林, 张阿城, 王巧. 低碳城市建设与旅游业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旅游科学, 2024, 38(1): 101–119

[16] 王金伟, 王启翔, 冯凌. 中国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格局及驱动机制. 地理科学, 2024, 44(1): 130–139

[17] 刘瑞明, 毛宇, 亢延锟. 制度松绑、市场活力激发与旅游经济发展: 来自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证据. 经济研究, 2020, 55(1): 115–131

[18] 王兆峰, 谢佳亮. 中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效率时空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旅游学刊, 2024, 39(1): 34–51

[19] 窦开龙. 入境旅游与城市经济耦合关系的时空演化. 经济问题, 2019(12): 122–127

[20] 许文仪, 王冰冰, 金平斌. 信息化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2024, 51 (2): 220–233

[21] 蔡鸿云, 明庆忠, 韩剑磊, 等. 中国城市航空交通关联网络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 人文地理, 2024, 39(1): 142–152

[22] 王凯, 胡奕, 甘畅, 等. 中国科技创新对旅游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4, 40(1): 125–133

[23] 魏敏, 魏海湘, 许锐. 数字经济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3, 38(4): 59–70

[24] 叶莉, 陈修谦. 基于旅游竞争力评价的中国与东盟国家旅游贸易互动分析. 经济地理, 2013, 33(12): 177–181

[25] 田纪鹏. 国内外旅游服务贸易逆差研究前沿与展望. 旅游学刊, 2019, 34(1): 136–148

[26] 熊珍琴, 汤金丽, 洪秀丽. 中美两国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 亚太经济, 2019(5): 85–93

[27] 包富华, 陈瑛. 我国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重心的时空耦合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 旅游学刊, 2019, 34 (11): 66–81

[28] Sun Y, Lin P. How far will we travel? A global distanc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travel from both demand and supply perspectives. SAGE Publications, 2019, 25(8): 1200–1223

[29] Chi J. Dynamic impacts of income and the exchange rate on US tourism, 1960–2011. Tourism Economics, 2015, 21(5): 1047–1060

[30] Kuzey C, Karaman A, Akman E. Elucidating the im-pact of visa regimes: a decision tree analysis.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9, 29: 148–156

[31] Hübler M. How trade in ecotourism services can save nature: a policy scenario analysis.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 2019, 36(1): 127–143

[32] 白翠玲, 雷欣, 杨丽花, 等. 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地理科学, 2023, 43(1): 101–109

[33] Tu J, Zhang D. Does tourism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areas? A nonlinear perspec-tive.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20, 18: 100473

[34] 王俐, 周向红. 数字化赋能旅游经济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流量”还是“质量”?. 浙江社会科学, 2023(6): 26-37

[35] Adamou A, Clerides S. Prospects and Limits of touri-sm-led growth: th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R]. RCEA Working Paper, 2009: 1–15

[36] 何勇, 石伟, 陈旭辉.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文旅产业融合空间结构研究——以江苏为例.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26(3): 107–116

[37] 黄永春, 周炯岚, 李娜, 等. 长三角地区“产–才–城”适配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华东经济管理, 2025, 39(4): 9–20

[38] 周申, 任思蓉. 新发展理念下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4(2): 10–27

[39] 张晓芳. 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分析与评价——基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38(4): 62–68

[40] 薛岚, 李品清. 城市微旅行的文化表征与解说实践——以上海为例. 旅游学刊, 2024, 39(1): 52–61

[41] Henry E, Deane B. The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to the economy of Ireland in 1990 and 1995. Tourism Mana-gement, 1997, 18(8): 535–553

[42] Noriko I, Mototsugu F. Impacts of tourism and fiscal expenditure to remote islands: the case of the Amami island in Japan.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 2007, 14 (9): 661–666

[43] Durbarry R.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of tourism in Mauritiu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3): 862–865

[44] Archer B. Importance of tourism for the economy of Bermuda.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5, 22(4): 918–930

[45] Divisekera S. Economics of tourist’s consumption be-havior: some evidence from Australia.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5): 629–636

[46] Gunduz L, Hatemi J. Is the 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 valid for Turkey?.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 2005, 12(8): 499–504

[47] Lean H, Tang C. Is the 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 stable for Malaysia? A no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0, 12(4): 375–378

[48] Shahzad S J H, Shahbaz M, Ferrer R, et al. 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 in the top ten tourist destina-tions: new evidence using the quantile-on-quantile approach.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0: 223–232

[49] 林毅夫, 付才辉. 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经济研究, 2022, 57(5): 23–33

[50] 陈梦璐, 冯晓宇.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特征、评估与对策——基于湖北省 159 个村的调查.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3(8): 134–141

[51] Porter M.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52] 凌欢, 程励. 非对称视角下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形成机制研究——基于31个省(区、市)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旅游科学, 2023, 37(4): 161–182

[53] 王钊, 李涛. 中国入境旅游流集散优势度与旅游经济效率的时空耦合分析. 人文地理, 2021, 36(05): 157–166

[54] 李永强, 冯淑慧. 旅游产业与县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来自桂林阳朔县的经验证据. 技术经济, 2020, 39(9): 82–88

[55] 翁钢民, 唐亦博, 潘越, 等. 京津冀旅游–生态–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时空演进与空间差异. 经济地理, 2021, 41(12): 196–204

[56] 陆保一, 明庆忠. 云南省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46(6): 28–37

[57] 陈利, 朱喜钢, 李小虎. 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云南省县域经济差异研究. 地理科学, 2016, 36(3): 384–392

[58] 陆保一, 明庆忠, 郭向阳, 等. 云南省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时空差异研究.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 34(3): 391–396

[59] 郭向阳, 明庆忠, 穆学青, 等. 云南省边境地区 州市旅游竞争力差异与整合研究. 世界地理研究, 2017, 26(5): 147–156

[60] 孙晓, 刘力钢, 陈金. 东北三省旅游经济质量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 地理科学, 2021, 41(5): 832–841

[61] 朱海艳. 城市规模门槛下的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 旅游科学, 2021, 35(2): 17–29

[62] 孙嘉, 云乐鑫, 任晓琛. 云南边境地市州入境一日游的旅游流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分异研究.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24, 54(10): 16–28

[63] 韩剑磊, 明庆忠. 旅游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时空分异研究——来自云南省的案例. 四川旅游学院学报, 2019(1): 58–65

[64] 高芳, 康嫄洁. 旅游区划视角下的云南入境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 (增刊 1): 245–249

[65] 杨阳, 李欣, 刘清泉. 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同评价——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区域为例.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 2020, 48(4): 76–80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Inbound Tourism and Regional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Yunnan Province

FAN Yanxiang1, HE Canfei1,2,3,†, LI Wentao1, ZHAO Xiaoqing4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Peking University-Lincoln Institute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 Beijing 100871; 3. Southwest United Graduate School, Kunming 650092; 4. School of Geoscienc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ecanfei@urban.pku.edu.cn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Yun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natural discontinuity classification metho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Dagum Gini coefficient method to explore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and difference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inbound tourism and regional economy. On this basis, the Stochastic Forest regression model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domin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inbound tourism, regional economy and the coupling of inbound tourism and regional economy in Yunnan Province.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between inbound tourism and regional economy of cities in Yunnan Province continues to improve as a whole, leaping to a higher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ut the spatial im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prominent. Financial support for tourism,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level of transportation, richness of tourism resources, richness of tourism facilities, atmosphere of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leve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re the lead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bound tourism and regional economy in Yunnan Province.

Key words Yunnan Province; inbound tourism; regional economy;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influence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