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气候、地形、地质等自然条件以及经济区位和社会文化的差异化影响, 人类因地制宜, 造就了满足自身需求的形态各异的农村居民点。需求的多样性使得农村居民点内部在用地结构、产业结构和建筑形式等表征属性方面错综复杂。但是, 现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中, 只是从土地用途的角度, 将农村居民点内部细分为住宅、工业、商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用地类型^[1]; 现有村镇规划体系中, 农村居民点也只是按照人口规模划分为集镇、中心村和基层村3个类型^[2]。国外学者在对聚落个体形态进行分类的基础上, 逐步开展乡村产业、分布状况、自然条件特征、形成时期、居民生活水平以及生态美学等单要素或多要素综合的农村居民点分类研究^[3-10]; 在国内, 自林超先生开展“聚落分类之讨论”研究^[11]以来, 有学者相继从人口规模、区位条件、经济水平、宗教文化等外部性环境方面, 开展了单一指标分类或简单组合等的相关研究^[12-17]。这些研究丰富了乡村聚落和农村居民点的研究内容, 但是对农村居民点内部系统构成要素的界定和特征分析还不是十分清晰, 难以系统地区分功能多样、表征属性复杂的农村居民点。

从实践方面来看,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大力开展土地综合整治活动, 其出发点主要是促进集约、节约用地, 通常按照土地利用分类体系, 将农村居民点概化为一种土地利用类型, 以整块图斑为研究对象, 关注的是用地规模, 缺乏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的细化。建设部门过去主要关注城市建设, 虽然现在也实行城乡空间统筹规划, 但对类型多样的村庄来说,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和居民参与的差异性研究还很粗略。农业部门开展的新农村建设活动, 虽然也提“一村一品”, 但主要还是关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产业发展, 目标相对单一。可见, 各部门的农村规划建设工作, 缺乏对农村居民点自身属性要素和特征分类的系统研究, 无法有效地应对农村居民点规划、建设和管理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问题, 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因此, 本文立足于农村居民点复杂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厘清农村居民点属性表征要素, 建立多特征要素的从属关系与耦合方式, 形成多层级复合的农村居民点分类方法, 进而分析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持续利用的限制因素, 提出面向特征要素优化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研究结果对创新农村居民点分类体系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同时可为农村居民点调控与管理活动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处理

平谷区地处北京东部, 地理坐标为40°02′-40°22′N, 116°55′21″-117°24′07″E, 距离北京中心城区70 km, 是北京市远郊区之一。区域内地貌特征明显, 平原、半山区和山区面积分别约占辖区总面积的1/3;植被茂盛, 水资源丰富, 属于都市生态涵养发展区, 具有“首都生态第一区”之称。2012年, 辖区总面积为950 km², 包括14镇、2乡、275个行政村, 农村居民点总面积为54.94 km²。进入21世纪以来, 平谷区农村发展进入加速转型期, 一方面是经济社会转型, 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农业、都市工业和城市社会转型,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的市场经济转型; 另一方面是由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人口转移加快以及市场经济大发展引起的农村土地利用转型。在发展过程中, 产业重构、发展要素重组以及资源的重新配置, 促进了不同农村居民点类型的形成。因此, 选择该区域进行案例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并有助于分析农村居民点类型的区域差异, 以便因地制宜地制定农村居民点整合策略, 更好地推进区域农村土地整治与新农村建设。

本研究数据主要包括2012年平谷区1:10000土地利用现状图、2010-2012年平谷区农业经济经营管理站提供的各行政村经济社会和人口调查统计数据以及近3年本课题组对平谷区农村地区开展的关于土地利用和农户家庭方面的大量调查数据。首先, 在ArcGIS 9.3工作平台上, 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标准, 将农村居民点内部结构细分为住宅用地、工商企业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道路用地、公园绿地和闲置用地等类型, 设置为农村居民点内部自然属性。然后, 对行政单元(乡镇)的经济、社会评价指标数据进行统计与GIS空间属性链接, 形成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基础属性数据库。

2 基于要素特征耦合的农村居民点类型划分 2.1 研究思路与方法

农村居民点具有复杂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特征, 由表征“人”和“地”的两大类要素构成。其中, “人”既包括自然存在物的人, 也包括社会存在物的人, 通过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表现出来, 通常包括农村人口、产业经济状态、社会人际关系、技术条件以及制度与管理等要素, 属于农村居民点的社会经济属性。“地”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前者是农村居民点所处的地域大环境, 由地质、地貌、土壤、气候、水文等要素组成, 通常处于稳定状态; 后者指农村居民点内部系统的微自然环境和土地利用形态, 是农村居民点区域差异的核心要素, 属于农村居民点的自然属性。“人”和“地”这两方面要素按照一定规律组合在一起共同发生作用, 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便形成了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特征的系统类型。

本研究以行政村为基础评价单元, 以农村居民点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要素及其相互联系和作用所致的人地系统多样化特征为切入点, 通过多要素特征组合, 进行农村居民点类型划分, 诊断农村居民点发展的限制因素, 以此引导农村居民点多元整治模式, 改进系统驱动阻力, 促进农村人地关系系统循环发展。研究思路如图 1所示。

2.1.1 农村居民点社会经济属性要素与特征分析

影响农村居民点差异的人文因素很多, 其中制度与政策、技术发展、社会管理等在较大区域上具有普遍一致性。受自然地域条件影响, 农村经济增长和人口变化具有很强的地域差异性, 并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居民点利用的行为主体。据此, 农村经济水平和人口变化可以作为诊断农村居民点自生社会经济特征的主导因素^[18]。一般来讲, 经济发展以产业为载体, 可采用产业发展情况来刻画经济水平; 人口变化则常用劳动力结构进行表征, 所以融合农村一、二、三产业产值和一、二、三产业从业劳动力人数构建产劳协调系数(式(1)和(2)), 将农村居民点的自生社会经济特征量化为产劳配置均衡和产劳配置失衡两种类型。

$A = {\left\{ {\frac{{{a_1} \times {a_2} \times {a_3}}}{{{{\left[{({a_1} + {a_2} + {a_3})/3} \right]}^2}}}} \right\}^3}$

(1)

${a_1} = \frac{{{\rm{GD}}{{\rm{P}}_1}\% }}{{{\rm{Labo}}{{\rm{r}}_1}{\rm{\% }}}};\;\;{a_2} = \frac{{{\rm{GD}}{{\rm{P}}_{\rm{2}}}{\rm{\% }}}}{{{\rm{Labo}}{{\rm{r}}_{\rm{2}}}{\rm{\% }}}};\;\;{a_3} = \frac{{{\rm{GD}}{{\rm{P}}_{\rm{3}}}{\rm{\% }}}}{{{\rm{Labo}}{{\rm{r}}_{\rm{3}}}{\rm{\% }}}}$

(2)

产劳协调系数采用因素协调原理构建, 即各因素分值越大且相互间差距越小, 说明各因素之间协调与均衡性越高。式中, GDP₁%, GDP₂%和GDP₃%分别为农村一、二、三次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 Labor₁%, Labor₂%和Labor₃%分别为农村一、二、三次产业从业劳动力数量占全部劳动力数量的比例。a₁, a₂和a₃分别为农村一、二、三次产业对应的单项产劳协调系数, 当a₁大于1时, 说明较少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可以得到较高的农业产值, 认为农业产业发展良好, 且a₁值越大, 农业产业主导性越强; 当a₁小于1时, 说明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只创造出较低的农业产值, 农业劳动力剩余, 农业产业效益低下; 同理, a₂和a₃值越高, 相应的二、三产业发展越好, 主导性越强。A为农村产劳弹性综合系数, 当a₁, a₂和a₃分值相同或接近时, A值等于1或接近1, 处于临界状态, 所以当A≥1时, 认为农村三次产业发展均衡, 各产业劳动力配置与产值关系处于协同状态, 属于产劳均衡型(A1), 且a₁, a₂和a₃分值越大, 说明产劳均衡性越强; 当A < 1时, 则认为农村三次产业发展失衡, 且各产业劳动力配置与产值关系处于不协调状态, 属于产劳失衡型(A2)。

2.1.2 农村居民点自然属性要素与特征分析

在区域外部空间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农村居民点内部系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点用地强度和结构功能方面。其中, 土地利用强度从用地规模和空间分布两方面反映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集约化程度, 用来分析农村居民点拆迁改造、整治潜力以及分散化布局等问题, 可以分为高度集约和低度集约^[19]。农村居民点的结构包括住宅用地, 农村道路、供电、供水、排污等基础设施用地, 卫生室、学校、文化站、健身场所等公共服务服务设施用地, 工业生产、物资存放场所等工矿仓储用地, 超市、饭店和旅馆等商服用地、公园绿地以及废弃宅基地与闲置用地等, 可以用于描述农村居民点在生活、生产和生态功能方 面的功能特征, 反映了农村人居环境条件, 可以分为宜居和不宜居两个级别。因此, 本文利用农村居民点结构功能、用地强度以及空间分布等特征要素, 进行农村居民点宜居性和集约化测度, 表达农村居民点的自然属性特征, 指标体系见表 1。

农村居民点宜居性和集约化测度采用单指标比较和多指标综合评价法计算。单指标比较方法是根据各个指标的内涵, 设定不同的目标值, 进行现实值与目标值的比较, 容易直观地找出影响农村居民点各表征要素与不同目标的差距。按照评价指标特征, 其目标值和指标分值分别采用概念赋值和数学模型计算得到, 前者用于指标b₅, b₆和b₈, 后者采用式(3)和(4), 用于其他指标。其中, b₁, b₂, b₃, b₄, b₇以及c₁和c₂的目标值参考《村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确定; c₃没有绝对的判别标准, 以研究区275个行政村的农村居民点地块面积最大值作为判断标准; c₄和c₅的指标值利用Fragstats 3.0软件计算, 并以其理论最优值为判断依据。多因素综合评价方法是在完成单指标比较后, 将各指标比较分值采用加权求和模型(式(5))计算农村居民点宜居性和集约度。

${X'_{ij}} = \frac{{{X_{ij}}}}{{{X_m}}} = \left\{ \begin{array}{l} 1{\rm{ (}}当{{X'}_{ij}} \ge {\rm{1), }}\\ {{X'}_{ij}}{\rm{ (}}当0 < {{X'}_{ij}} < {\rm{1);}} \end{array} \right.$

(3)

${X'_{ij}} = 1-\frac{{{X_{ij}}}}{{{X_m}}} = \left\{ \begin{array}{l} 0{\rm{ (}}当{{X'}_{ij}} \le {\rm{0), }}\\ {{X'}_{ij}}{\rm{ (}}当0 < {{X'}_{ij}} < {\rm{1);}} \end{array} \right.$

(4)

${P_{ij}} = \sum\limits_{i = 1}^n {({{X'}_{ij}} \times {w_{ij}})} $

(5)

2.1.3 多要素特征耦合的农村居民点类型划分

基于农村居民点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特征的量化分析, 从农村产业与劳动力结构均衡性特征、农村环境宜居性特征和农村土地集约化特征3个维度来划分农村居民点类型(表 2)。类型命名按照不同维度度量结果, 采用“-”依次连接的方式, 如“产劳均衡-宜居-低度集约化”指该农村居民点类型具有乡村产业经济与劳动力配置均衡、农村居住环境优良但农村土地利用集约度偏低的特征, 相应地用A1-B1-C2编码表示。这样既能从整体上概括农村居民点系统要素组合特点, 也能够清晰地判读制约农村居民点持续利用的障碍。

2.2 结果与分析 2.2.1 农村居民点产劳配置特征

平谷区凭借自身资源与区位优势和北京都市区的政策导向, 农村产业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但也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从图 2和表 3可知, 在农村产业与劳动力配置上有122个村庄表现出均衡状态, 占全区农村居民点总数的44.36%, 空间分布较分散, 在西南部、西北部和东北部相对集中, 其中西南部工业比较发达, 农村劳动力多集中在工业园区就业, 农村产值以工业为主, 西北部和东北部则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 农村第三产业发展较快, 带动当地农村经济均衡发展。

表现出产业与劳动力配置失衡的村庄有153个, 占55.64%, 在东南部、中西部和北部地区分布较集中, 其中南部和中西部的村庄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 非农产业不发达, 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较多, 但农业产值偏低, 亟需转移剩余劳动力或优 化农业产业结构; 东部和北部为典型的生态涵养发展区, 以生态农业生产为主, 但农业劳动力较少, 另外该地区具有一定的旅游发展资源, 主要以初级旅游产品开发为主, 商业旅游服务层次较低, 受交通与资金投入等影响, 旅游对当地产业发展的带动性较弱, 农村劳动力技术培训和先进生产理念培育有待加强。

2.2.2 产劳配置导向的农村居民点自然属性特征

产劳均衡型农村居民点中包括宜居性较强的村庄69个, 占56.56%, 受二、三产业发展的带动与辐射, 在平谷镇、马坊镇和夏各庄镇内分布较多, 农村交通比较方便, 产业用地投入较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比较健全, 为居民生产和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就业和生活环境。宜居性较弱的村庄包括53个, 占43.44%, 一部分在北部山地丘陵区的大华山 镇、刘家店镇和镇罗营镇内分布较多, 农村交通条件相对较差, 加上农村居民居住分散, 导致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成本高且服务半径小, 宜居性相对较差; 另一部分在新城周边的王辛庄镇、大兴庄镇和东高村镇内分布较多, 距离城区相对较近, 可以共享城市服务设施, 导致村庄内相应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在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方面, 有67个农村居民点处于高度集约化状态, 占54.92%, 主要分布在新城集中建设区和近郊平原乡镇, 农村居民点规模适度且分布集中, 但人均居民点面积稍有偏高; 有55个农村居民点处于低度集约化状态, 占45.08%, 以中东部低山丘陵和北部山地区乡镇分布较多, 受地形地貌影响, 农村居民点规模小且分布零散, 空间集聚性差。

产劳失衡型农村居民点中包括宜居性较强的村庄63个, 占41.18%, 在王辛庄镇、东高村镇和大兴庄镇分布较集中, 受新城建设发展与辐射带动, 交通条件比较优越, 农村基础服务设施比较健全; 宜居性较弱的村庄包括90个, 占58.82%, 这部分农村数量较大, 镇罗营镇、金海湖镇和峪口镇内分布较多, 这些村庄或处偏远山地或远离经济发展区, 交通条件较差, 农村居民点以住宅为主, 缺少相应的产业用地和基础服务设施建设, 造成就业和生活条件差, 支柱性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强化。在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方面, 有86个村庄处于高度集约化状态, 67个处于低度集约化状态, 其中中部和西南部平原地区的农村居民点主要是用地强度高, 人均居民点用地规模大, 闲置用地较多; 东南部和北部山地区的农村居民点则是规模小, 分布零散, 空间集聚程度低。

3 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

从农村居民点的产劳结构、宜居性和集约化3个方面来看, 农村产业转型不足、农业劳动力剩余、公共服务设施与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差、农村建设用地闲置、人均用地超标以及空间分布零散等问题是平谷区农村居民点持续利用与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 针对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的限制性要素与特征, 分别从资源配置、结构优化和空间重构3个方面, 探讨适合区域实际的农村产业与劳动力均衡、农村居民点宜居建设和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的多元化整治模式。

3.1 基于资源禀赋的农村产劳均衡型整治模式

平谷区产劳失衡型村庄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和多样化特征, 主要原因是农村产业发展动力不足, 定位不明确, 支撑产业缺乏。如新城周边地区的农村缺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外部性带动, 农村工业和商业经济发展缓慢; 平原地区的农村农业发展比较快, 但规模化经营缺乏力度, 出现季节性劳动力剩余问题; 远离新城地区的农村缺乏对自身资源禀赋

和生态环境优势的认识和挖掘, 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产业滞后。据此, 本文根据农村产业发展的动力差异, 从外缘引力和内生动力两个方面引导农村产业整合, 同时考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专业技术缺乏、农民组织结构弱化等问题造成的农村劳动力与产业匹配不均衡问题, 在完成农村产业整合的基础上, 还应加大农民培训力度, 建立劳务转移机制。具体内涵见表 4。

3.2 基于结构优化的农村居民点宜居性整治模式

农村居民点作为一个多功能的用地载体, 具有复杂的内部结构, 影响着农村居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22]。近年来, 平谷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住房用地面积持续增加; 农村二、三产业的转型发展, 促使农村居民点内部企业用地和服务设施用地成同向波动态势; 在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的过程中, 农村居民点内部空闲宅基地也不断增加。因此, 整合与优化农村居民点内部结构, 是发挥农村居民点多功能性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一种有效途径。本文按照农村居民点结构要素组合的区位特征, 探讨建立农村产业与居住用地分离、传统产业与陈旧设施更新、人居环境安全重建等宜居性整治模式, 具体内涵见表 4。

3.3 基于空间重构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整治模式

随着农村无序态的发展态势, 平谷区村庄数量多、平均规模小、分布散、实力弱等问题凸显, 难以应对新形势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如何促进农村居民点集约化?还是要从源头根治, 一种有效地解决长期历史遗留问题的途径就是进行村镇体系空间重构。在城乡一体化空间布局引导下, 通过农村居民点拆迁、改造、合并等形式, 实现农村居民点的集约化利用。因此, 本文依据现有城镇与村庄布局, 基于中心地理论的空间范式, 分布设定区级极点、集镇节点和中心村, 其中待形成的节点和中心村的选取以农村居民点宜居性和集约化评价结果为依据, 对规模大、集约度高、区位条件优越的村庄优先设定关键点, 形成等级有序、布局合理的城乡一体化空间体系, 如图 3所示, 从区域全局战略、局地发展策略和农村居民点个体集约的层面, 构建全域极点总领、局地节点引导、中心村集聚和一般村内部挖潜的集约化整治模式。具体内涵见表 4。

3.4 多要素限制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组合

按照人地关系系统要素特征组成的农村居民点类型多样, 相应地, 每一种类型农村居民点可持续利用的限制因素也具多元化。以上3个层面形成的11种整治模式的主要目的是改进单一的限制要素, 对单一限制因素的农村居民点, 可以直接采用相应的整治模式; 对于同类型多因素限制的农村居民点, 可以通过横向比较, 按照限制程度确定主导模式和辅助模式, 形成主次搭配的复合整治模式; 对于不同类型多因素限制的农村居民点, 可以进行纵向层级比较, 按照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人居环境优化-土地集约利用的自上而下的层次特征, 依次选择优先模式、重点模式和一般模式, 形成多元组合的层级整治模式。

4 结论与讨论

1)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广大农村地区也发生着深刻变化, 其中农村居民点作为人地关系的核心, 正经历着人口、产业、资源等综合要素的系统转型。以产业和劳动力为载体, 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的物质和非物质之间交互作用造就了不同的农村居民点类型。据此, 本文厘清了农村居民点自身“人”、“地”系统的构成要素, 将其归类, 用于辨识农村产业与劳动力、人居环境和土地利用特征的描述, 进而组合差异化特征, 形成不同的农村居民点类型, 并针对类型差异及其限制要素, 构建了11种差别化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 形成一种“要素表达特征、特征组合类型、类型引导模式、模式改进要素”的循环式系统逻辑思维。

2) 研究表明, 平谷区农村居民点构成要素及其表现特征差异显著, 全区整体以产劳失衡-不宜居-相对集约化农村居民点类型为主, 有55.64%的农村居民点处于产劳失衡状态, 52%的农村居民点处于相对不宜居状态, 44.36%的农村居民点处于相对不集约状态, 农村产业与劳动力结构协调性整体偏低, 村庄生活和生产环境亟需完善, 村庄土地集约化有待加强。因此, 建议从农村资源配置和产业发展动力差异的角度, 探讨结构优化改善人居环境、空间重构引导土地集约利用的新途径, 并分别建立单要素限制的匹配模式、多要限制的主次搭配和层级组合模式, 多途径、全方面地促进农村居民点持续利用与发展。

3) 本文运用要素特征耦合来刻画同一县域内农村居民点类型, 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农村居民点利用与发展的特征及其非持续性限制要素。但是, 这些物质和非物质要素随外部环境和信息的变化与升级而发生变化, 甚至在区域间的要素流动会引起农村居民点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发生。显然, 本文的单一静态化研究稍嫌不足, 至于类型间如何转变, 取决于影响要素的消涨态势, 但量变是时刻在发生着, 所以长期观测农村居民点系统要素变化及其流向, 把握农村居民点质变的关键节点和演替周期, 以期实现对农村居民点及其要素流动的合理调控与优化配置, 是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农村转型发展过程中亟待研究的关键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