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指旅游者在野外生境中不以改变野生动物为目的观赏活动(如观鸟、海洋观鲸鱼和海豚等)^[1]。这种形式的旅游活动不仅满足游客在野外生境中接触野生动物的需求, 而且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较好地保护野生动物及其生境,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蓬勃发展^[2-3]。澳大利亚野生动物资源丰富, 原始生境保育较好, 野生动物旅游活动受众广泛。据统计, 32%的国际游客受野生动物的吸引而前往观光^[4], 18.4%的国际游客在是否来澳大利亚的出游决策中受到能否体验野生动物旅游因素的影响, 67.5%的游客表明在旅途中很想观赏到当地的野生动物^[5]。野生动物旅游活动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起步早, 涉及学科多, 研究成果包括游客体验、野生动物旅游影响分析以及目的地发展与管理等方面, 基本上确立了以“游客体验-物种保护-目的地发展”为核心的研究框架, 且具有明显的环境价值取向特征^[6]。中国对该领域的研究涉足尚少, 少数文献中较多关注产业现象描述, 缺乏对旅游者的关注, 基础理论研究严重不足^[7]。

野生动物旅游的开发首先要以保护野生动物和其生境为前提, 维护生态平衡, 促进野生动物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野生动物旅游目的地不能只追求游客数量的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升, 更要关注游客质量的提高, 追求有利于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优化和可持续利用的内涵式发展模式, 选择对生态环境负责任的高素质的旅游者^[8]。野生动物旅游中的诸多管理方法仍然需要基于自然科学知识^[9], 大量研究证实环境态度可以影响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活动可持续发展^[10-13], 理解环境态度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与环境接触的复杂过程^[12-13]。此外, 人与环境复杂的接触过程使得环境问题和人们对环境认知之间的检验很重要。研究表明, 对野生动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域的认知、态度和参与高度相关, 并影响利益相关者参与保护的意愿^[14]。环境态度作为环境行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一直是以自然为基础旅游研究的热点。

环境伦理观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根据道德关怀的范围可以分为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生态旅游者的环境态度比大众旅游者更偏向生态中心主义, 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者比以城市为基础的旅游者有更强的环境保护意识^[15]。Ballantyne等^[16]运用体验学习圈理论分析方法, 研究了4种不同类型的野生动物旅游者的游后行为, 发现部分旅游者在游后日常生活中更少使用塑料袋, 关心所购买的产品是否损害野生动物, 注意爱护环境和收集有关动物的信息, 更多地参与环境问题讨论和志愿环境服务等环境友好活动。除此之外, 旅游者还可以通过导游解说增长见识, 学习目的地文化, 培养对当地人的积极态度, 并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17]。研究发现, 野生动物旅游体验对旅游者的态度及行为具有潜在的正面影响, 从长期来看, 会提高旅游者的环境态度^[18]。环境态度还可能因为旅游者个性特征及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影响而不同^[19]。此外, 在不同生境和面对不同物种时, 旅游者的环境态度可能不同^[18], 然而迄今未见对野生动物旅游者环境态度特征的实证分析。野生动物旅游同样是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活动, 其环境态度的总体程度还未被检验和实证。

本文以澳大利亚海豚旅游为例, 探索分析野生动物旅游者的环境态度特征及其人口统计学特征, 以此促进人们对野生动物旅游者的深入了解, 增进对野生动物旅游的认识, 从而更好地引导中国野生动物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澳大利亚班布里海豚探索中心(以下简称海豚中心)位于西澳第二大城市班布里市区, 距离首府珀斯南240 km。海豚中心于1994年开放, 是一个以保护海豚和其生境为使命, 通过旅游、教育和科学研究, 提供游客在特定野外生境观察和接触海豚体验的非营利性机构。海豚中心每年接待游客约6万人, 包括海外游客4万人和澳大利亚访客2万人。游客在海豚中心接触海豚的方式主要有:海滩互动区的海豚观赏、远海游船海豚观赏、远海与海豚游泳、志愿者旅游等。以上旅游活动的开展都是在野外生境中不以改变海豚生活为目的观赏活动, 因此观赏海豚是澳洲典型的非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活动。

选择澳大利亚班布里海豚探索中心为案例地的原因基于以下两方面:澳大利亚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野生动物旅游在澳大利亚发展较成熟, 澳大利亚野生动物旅游发展的经验可为我国提供参照和借鉴。此外海豚旅游是澳大利亚的旗舰野生动物旅游产品, 体验性强, 受众较广, 是典型的野外生境中人与野生动物接触的旅游活动, 对于检验旅游者的环境态度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1.2 环境态度衡量量表

新环境范式量表(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NEP)是国际上测量环境态度时经常使用的工具, 用来测量一个人的生态世界观, 由Dunlap等^[20]1978年编制。量表包括12个题目, 内容主要测量三方面:自然平衡的脆弱性、现实对增长的限制性和人类中心主义,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21世纪初期, 环境问题比十年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为与现代世界所面临的广泛生态问题保持一致, Dunlap等^[21]于2000年对原量表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量表更名为新生态范式量表(New Ecological Paradigm Scale), 在原量表的基础上增加拒绝豁免和生态危机的可能性两方面内容。国内外实证研究表明,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为理想, 并且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和预测效度^[22-23]。Pierce等^[24]提出, 新环境范式量表的12项内容结构可缩减为6项而不影响其效度。王玲等^[25]在调查修订版NEP量表在中国西部农村的适用性时也提出, 照搬原量表存在较大问题, 运用时应加以修正, 并提出6项结构量表在中国更具有效度。李燕琴^[26-28]在区分生态旅游者与大众旅游者曾用6问项的新生态范式量表。改进的NEP尺度回答由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5级构成, 计分分别为1~5分。计算NEP分数时, 正面陈述的调查分数直接计入总分, 反面陈述则由6减去问卷调查的分数之后再计入总分。新生态范式量表(NEP)反映的是人与自然平等的关系, 是一种新的生态世界观, 广泛运用于检验不同文化情境中的一般环境态度^[29-33], 并证明具有较好的效度^[34-35]。

1.3 问卷发放

本次问卷调研通过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的道德审批(批准号: 2013/230), 于2014年1月6-13日在海豚中心现场发放, 且有针对性地覆盖海滩互动区观赏海豚、游轮观赏海豚和同海豚游泳等不同项目的访客群体。采取问卷由游客自填、调研人员辅助解释、现场回收的方式。共发放问卷348份, 剔除量表回答不全的问卷, 共得到304份有效问卷, 回收有效率为87.4%。为提高游客的参与积极性, 填写问卷的客人均获得一份小纪念品。

1.4 数据分析方法

应用SPSS16.0对数据进行处理。应用K-means Q型聚类分析方法, 将游客按照近生态中心主义、立场中立者和近人类中心主义分类; 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和Scheffe事后检定人口社会学特征和旅游行为对环境态度的差异性。

2 研究结果 2.1 样本社会人口学特征

在调查样本中, 女性比例明显高于男性(63%和37%), 游客年龄偏年轻化, 65%的受访者集中于20~50岁, 此外, 大约有9%的受访者年龄大于60岁。85%的游客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学历占15%, 伴侣且育有两子女以上的比例高达43%, 23%的游客为单身。受访者收入水平中等偏上, 其中, 53%的游客年收入在5~10万澳元(26%)和10~20万澳元(27%)。收入少于1万澳元的仅占14%。职业分布比较广泛, 家庭主妇/失业/离退休人员、学生及企事业管理人员的比例都在15%左右, 工人/技工、公务员、企业主、企事业管理人员的比例在7%~9%之间, 军人、农民比例均较少。

2.2 聚类分析

已有学者进行环境态度表现程度的分类标准研究。Tosun^[36]提出, 李克特量表 1~5等级评分平均值小于2.5表示反对, 2.5~3.4表示中立, 大于3.4表示赞同环境保护。此外, 李燕琴^[27]用量表总分进行考量, 最高分为30分, 中立者的分数为18分, 大于18分的表明具有较好的环境态度, 小于18分的表明其对环境不太友好。本研究根据游客在各个环境态度因素的得分, 对所有的游客进行Q型聚类分析。采用K-means聚类方法, 经过多次测试, 发现将游客聚为3类比较理想。三组分别命名为近生态中心主义、立场中立者和近人类中心主义。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表明, 3个类别在6个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聚类效果较好。依据聚类分析的结果, 尝试对环境态度的分类标准进行划分:新生态范式量表均值得分≤3(总值≤18)为近人类中心主义; 新生态范式量表均值介于3~3.5之间(总值介于18~21之间)为立场中立者; 新生态范式量表均值≥3.5(总值≥21)为近生态中心主义。

对环境态度量表的总体表现程度进行分析, 受访者的环境态度均值得分为3.802, 总值得分为23, 总体上归属偏生态中心主义。3组环境态度均值得分为4.41, 3.36和2.79, 其中近生态中心主义的样本有199, 超过总样本的65.5%, 近人类中心主义占总样本12.5%, 立场中立者占最大比重22.1%, 三者的分布比例差别较大。

如表 1所示, 各类型环境态度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下。近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有:男性比例稍高于女性, 68.3%的受访者年龄介于16~39岁, 76.3%的游客学历为职业中专及以下, 52.6%的受访者年收入少于5万元, 23.7%为单身。因此可以总结, 近人类中心主义大多为单身年轻人, 收入较少, 学历中等偏低。近生态中心主义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有:女性比例稍高于男性, 57.8%的受访者年龄介于30~59岁, 45.1%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58.8%年收入5万元及以上, 56.3%为伴侣有子女。因此可总结, 近生态中心主义者大多是年纪长者, 收入较高, 有较高的教育背景, 家庭情况为伴侣有子女。立场中立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有:男性比例高于女性, 58.2%的游客年龄介于20~49岁, 85%的受访者学历为高中以上至本科, 71.7%的受访者年收入介于2万~20万美元之间, 31.3%的受访者为单身。因此, 立场中立者人口学特征介于近人类中心主义与近生态中心主义两者之间, 较偏向近人类中心主义。

2.3 方差分析和雪费法事后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和Scheffe事后比较法检验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对环境态度的差异性。首先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不同性别在环境态度上的差异, 发现男性受访者在问项“当人类破坏自然时, 经常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问项上得分在p≤0.05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高于女性受访者。此外女性均值得分略高于男性, 二者都高于3.5, 归属偏生态中心主义。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Scheffe法事后检验其他人口社会学特征(不同学历、收入和家庭情况群组对环境态度的差异性表现), 得到以下结果。

1) 不同年龄组对环境态度在p≤0.05的置信度水平上无显著性差异。根据数据分析结果, 均值得分最高的是小于16岁年龄组; 均值得分最低的是大于60岁年龄组, 不同年龄组的环境态度均值介于3.65~4之间, 无显著性差异。

2) 不同学历群组对环境态度在p≤0.05的置信度水平具有显著性差异。最低表现为初中及以下(2.25), 而最强表现学历组为博士学历(4.05), 博士组的环境态度显著高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组(如表 2所示)。但是总体而言, 除初中及以下学历组外, 其他学历组受访者环境态度都大于3.5, 归属偏生态中心主义。

3) 不同收入群组的环境态度在p≤0.05的置信度水平上无显著性差异。最高表现收入组为年收入10万~20万群组, 最低表现为年收入20万以上, 不同收入组的环境态度均值介于3.46~3.91之间, 无显著性差异。

4) 不同家庭背景群组对环境态度在p≤0.05的置信度水平上无显著性差异。最高表现收入组为伴侣有一子女群组, 而最低受访者家庭背景为单身群组, 不同家庭背景的环境态度均值介于3.75~3.89之间, 无显著性差异。

除人口统计特征外, 还进行了不同行为特征对环境态度的方差分析(表 3), 具体结果如下。

1) 旅游经历对环境态度在p≤0.05的置信度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差异。初次访问者的环境态度较低, 而重游者的环境态度较高。此外, 旅游行为中检验了目的地消费额和停留时间对环境态度无显著性影响。

2) 信息来源在置信度p≤0.05的水平下具有显著性差异。旅行信息主要检验来自自身经历和其他途径(报纸、网络、电视、朋友)的差异性。

3) 旅游同伴在置信度p≤0.05的水平下无显著性差异。旅行同伴主要检验了独自一人和有同伴陪同两群组。

4) 满意度和重游意愿。其中是否有重游意愿的群组的环境态度在置信度p≤0.05的水平下有显著性差异, 其中有重游意愿群组的环境态度显著高于无重游意愿群组。游客对目的地旅游是否满意群组的环境态度无显著性差异。

3 结论和讨论

本文以澳大利亚班布里海豚探索中心为案例地, 通过改良生态范式量表分析、t检验和方差检验等定量分析方法, 对受访者的环境态度总体表现程度及人口学特征差异进行检验,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采用国际通用的改良新生态范式量表, 衡量非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者的环境态度。依据量表均值得分, 总体受访者的环境态度均值为3.802, 归属偏生态中心主义, 说明受访者总体立场明确,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接受非人类中心论, 即赞同人类受自然规律支配, 自然平衡脆弱, 地球存在增长极限, 并可能经历生态危机, 人类对环境状况应该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采用K-means聚类方法, 根据改良新生态范式量表, 受试样本被分为3类:近生态中心主义、立场中立者和近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态度不同的受访者在社会人口特征上具有显著差异。近人类中心主义大多为单身年轻人, 收入较少, 学历中等偏低。倾向于支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 认为“人类有权改造自然以满足其需要”、“人类生来就是要驾驭自然的”、并且“最终将会控制自然”, “将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 视为宇宙的中心存在”。同时, 他们还具有技术至上主义倾向, 认为“人类的智慧将保证地球不会变得不可居住”。近生态中心主义大多是年纪长者, 收入较高, 有良好的教育经历, 且有伴侣有子女。因此, 立场中立者人口学特征介于近人类中心主义与近生态中心主义两者之间, 较偏向近人类中心主义。

运用方差分析和Scheffe事后检验发现, 在人口学特征中只有性别和学历对环境态度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该结论与罗艳菊等^[37]的研究结论具有相似性, 他们研究也发现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较多归属近生态中心主义, 而年龄、收入和婚姻状态对环境态度无显著性差异。在环境态度的人口特征研究中, 本研究针对不同性别环境态度的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 相对于男性而言, 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更多的环境关心, 这与之前对城市居民的环境态度研究有一致的发现, 如罗艳菊等^[37]和李新秀等^[38]的研究。该现象被认为是城市“生态女性主义”初露端倪的一种表现。角色和社会化理论认为, 在所有的文化中, 女性都被社会化为“照顾者”的角色, 而男性则被教育培养为更加独立和具有竞争性的角色, 因此导致女性比男性更易对生态环境怀有同情心^[37]。对不同年龄组的差异检验表明, 年轻人环境态度高于老年人, 但无显著性差异。该结论与以往研究结论相反。因为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容易关注环境问题方面的信息^[38]。对不同教育水平的检验结果表明, 受教育水平越高, 受访者的环境态度越好, 与之前研究认为教育水平和环境态度呈正相关相一致^[35]。在婚姻状态上, 根据澳大利亚文化, 调整为伴侣, 非强调婚姻, 结果发现, 单身者环境态度低于伴侣有子女群组。

本文检验了不同旅游行为的环境态度差异性, 发现旅游经历、信息来源和重游意愿对环境态度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此外还检验了是否有同伴, 满意度对环境态度在置信度p≤0.05的置信度水平上无显著性差异。目的地消费额和停留时间对环境态度无显著性影响(p≤0.05)。其中, 旅游经历中重游者的环境态度显著高于初次旅游者, 旅游信息主要来自自身体验显著高于其他途径。该结论与Ballantyne等^[18]的结论一致:从长期影响来看, 野生动物旅游可以提高旅游者的环境态度。

本研究作为国内首个环境态度在野生动物旅游情境实证的研究, 局限性在所难免。环境态度还可能受到个性特征的影响, 例如, 亲和性、开放性、情绪不稳定性、尽责性以及外向性这5大性格特质呈现不一样的环境态度^[19]。此外, 在不同生境和面对不同物种时, 旅游者的环境态度可能不同^[18]。建议未来研究考虑更多的特征, 如旅游者个性、人口地理学特征以及更多情境的检验。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 人们对环境的基本态度决定了人们对环境的知觉、认识和评价, 决定了他们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39], 且近生态中心主义者的确比近人类中心主义者具有更明显的环境友好行为意向。本研究并没有直接验证环境态度对环境行为的预测力, 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深化野生动物旅游环境态度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