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简称《公约》)[1]在推动国际合作应对土地荒漠化问题上发挥着核心作用[2–3]。《公约》明确规定, 发达国家应按照其历史责任和能力,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资金来支持后者开展荒漠化防治工作, 这一资金援助机制是《公约》实施的关键支撑[1]。在履约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资金博弈成为制约《公约》有效落实的关键问题[2–3]。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荒漠化威胁, 迫切需要大量资金, 用于生态修复、技术引进和能力建设, 以便有效地落实《公约》目标。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具备较强的实力, 应在资金援助中发挥关键作用, 但部分国家却时常推诿, 未能按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防治荒漠化资金。这种行为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防治项目因资金匮乏而难以开展, 甚至出现进展缓慢或停滞的情况。
除未兑现资金承诺外, 在资金分配和使用监管方面, 发达国家未能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和项目成效, 造成资源错配。技术共享层面的问题也与资金问题密切相关。发达国家掌握先进的荒漠化防治技术, 但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时, 出于技术垄断和商业利益的考虑, 设置重重障碍, 不仅加大发展中国家获取关键技术的难度, 还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对资金的需求。由于缺乏技术支持, 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 用于技术研发或引进, 而这些资金的缺口又难以通过发达国家的资金承诺得到弥补。此外, 责任界定的分歧对资金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发展中国家认为, 发达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造成较大的破坏, 从历史责任的角度出发, 发达国家应在当前的荒漠化防治中承担更多资金支持的责任。发达国家却强调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模式和资源利用方式存在问题, 要求发展中国家先进行自身改革, 甚至以此为借口拖延或减少资金援助。这种分歧导致双方在资金责任分配和义务履行上难以达成共识, 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困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承诺兑现、资金分配、技术共享和责任界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相互交织, 相互影响, 最终聚焦于资金这一核心问题。资金博弈不仅严重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荒漠化防治进程, 也对全球荒漠化治理目标的实现构成巨大的障碍。
近年来, 国际环境治理与多边环境协定(MEAs)的履约博弈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以往的研究多围绕资金机制相对成熟的公约展开, 例如针对《蒙特利尔议定书》中多边基金(Multilateral Fund)运作模式的利益均衡分析[4]以及对《巴黎协定》框架下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 GCF)减排责任与气候资金分配的博弈探讨[5]。在研究方法上,演化博弈理论能有效地刻画有限理性主体的动态策略调整, 广泛应用于解析国际气候合作中的“搭便车”行为与减排责任分摊机制[6]。然而,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等单一维度的静态利益分割, 对《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框架下资金机制系统性的博弈分析相对匮乏。同时, 荒漠化防治既具有全球生态的溢出效应, 又深度绑定发展中国家的本土生存与粮食危机, 资金互动逻辑更为复杂[7]。在此背景下, 深入研究《公约》框架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博弈, 剖析其中的利益冲突与合作困境, 探寻优化资金合作机制的路径,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基于上述背景, 本研究基于“全球公共产品”理论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明确资金博弈在《公约》履约机制中的核心地位, 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并进行数值仿真分析, 以期为改善履约僵局、完善荒漠化防治国际资金合作机制提供理论支撑。
1 博弈主体
在国际合作应对荒漠化进程中, 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条件与利益诉求差异具有关键意义。两类国家在经济基础、治理能力与国际战略定位上存在结构性区别, 直接塑造了资金博弈的底层逻辑与互动模式。
发达国家凭借多元化产业结构与高端产业链地位, 依托雄厚财政实力与科技创新能力, 具备主导荒漠化防治资金供给的技术资本与金融资源, 其社会层面的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与健全的人才培养机制, 能够持续输出防治技术标准与智力成果[2,8]。在国际战略维度, 发达国家通过资金合作, 既维系地缘政治影响力, 又借助环保形象塑造提升国际话语权[9], 典型案例如欧盟通过“绿色新政”资金绑定非洲资源供应协议以及美国借助 GCF资金推广其环境技术认证体系。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失衡, 增长模式粗放,社会服务体系薄弱, 荒漠化防治技术获取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加剧生态脆弱性, 迫使各国将国际资金援助作为突破生存性危机的关键路径。发展中国家的核心诉求是通过引进资金来实现防治技术的跃迁(如中国治沙技术跨区域移植需求), 同时借助资金杠杆, 推动产业生态化转型(如北非国家光伏治沙产业培育)。这种生存型资金需求与发达国家战略型供给之间的张力, 导致《公约》履约中面临“条件附加–自主受限”[10]这一国际环境合作普遍存在的博弈困局。
2 研究方法
2.1 典型案例佐证
本研究依据代表性、相关性及资料可获得性进行选取案例, 呈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公约》资金承诺、资金拨付、国内配套、项目实施和资金监管等方面的现实表现。其中, 欧盟和美国等案例用于佐证发达国家在资金援助意愿、承诺履行和技术合作方面的差异;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巴西等案例用于说明发展中国家在争取国际资金、落实国内配套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及协调生态目标与经济目标过程中面临的现实约束。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不设置统一变量来开展跨案例的因果比较, 不据此推导一般性结论, 而是作为理论分析和演化博弈模型的情境化佐证, 说明模型设定的现实依据, 并辅助解释模型结果。
2.2 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
基于博弈论中的演化博弈模型, 结合荒漠化防治资金博弈的实际情境, 构建针对性的模型。设定博弈双方的策略集合、收益函数和约束条件等, 通过求解与分析, 探讨不同情境下双方的最优策略选择, 为资金合作机制优化提供理论支撑。
2.3 仿真分析
使用从《公约》秘书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获取各国对《公约》的资金承诺、履行情况、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情况以及与荒漠化防治相关的国际资金流动等数据信息[11–12], 标定模型所需成本和收益参数, 进行数值仿真, 预测资金博弈的可能结果, 为提出的优化资金合作机制建议提供实证依据。
3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博弈现状
3.1 资金博弈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表现
在国际环境治理理论体系中, 荒漠化防治提供的生态系统修复、碳汇增加及沙尘暴治理等效益,具有典型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 而这种环境收益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极易在国际环境合作中诱发追求绝对收益最大化的“搭便车”动机[7]。在此语境下,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荒漠化资金博弈中的策略差异并非单纯的利益推诿, 其合法性基础深植于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准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13]。该原则确认发达国家在历史资源消耗和现有经济技术能力上的绝对优势, 赋予其在生态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中承担主要责任的道义与法理义务; 发展中国家受限于发展阶段和财政瓶颈,履约责任必须与其国家能力相匹配。因此, 在履行《公约》的资金博弈中, 发达国家选择“积极合作”,既是基于对环境正外部性的理性追求, 也是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具体表现; 发展中国家将获取合理的国际资金作为采取行动的前提, 则是在差异化责任框架下维护自身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合法诉求[13–14]。
发达国家在荒漠化防治资金博弈中的行为逻辑主要受其责任认知以及资金承诺机制和环境收益的外部性影响, 表现在以下方面。1) 责任认知与资金承诺机制: 根据《公约》要求, 发达国家需基于其历史责任和能力,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1]。这种责任认知在理论上促使发达国家积极履行资金承诺, 体现其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领导力和责任感。发达国家的责任认知直接决定其在荒漠化防治中的资金承诺规模和履行意愿。资金承诺不仅是履行国际义务的体现, 也是在全球治理中塑造积极形象的重要手段[15]。2) 环境收益的外部性与资金投入: 荒漠化防治具有全球公共产品属性, 发达国家因消费需求与产业链全球化, 更易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生态治理减少跨境污染来降低自身环境治理成本。日本通过“绿色海外援助”向蒙古国输出固沙技术[16], 减轻沙尘跨境传输带来的外部影响, 塑造积极的国际形象。这种环境收益的外部性促使发达国家通过资金投入获取更大的间接利益。环境收益的实现依赖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 资金投入是获取这些收益的必要条件。3) 实践中的资金问题: 尽管存在上述理论激励, 但在实践中,部分发达国家未能充分履行资金承诺, 导致发展中国家防治项目因资金匮乏而难以开展。这种行为不仅削弱了国际合作的信任基础, 也反映发达国家在资金分配和使用监管上的不足。实践中的资金缺口问题凸显发达国家在资金博弈中的消极态度, 直接影响全球荒漠化防治的进程。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遭受的国际舆论损失越大,越能激励其积极防治。首先是舆论压力下的主动转型, 生态退化常被发达国家视为“治理能力不足”的标志, 非洲国家因土地退化问题被国际金融机构限制贷款条件。相反地, 中国通过“三北工程”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 不仅改善国内生态, 还通过输出治沙技术提升国际形象[17–18], 树立负责任的大国生态治理形象[18]。其次是威胁激励作用, 发展中国家通过主动防治, 避免被边缘化, 同时争取国际资金和技术支持, 形成“被动主动化”策略。发展中国家通过舆论损失的显化(即生态问题导致国际评级下调和外资撤离), 倒逼国内政策改革, 通过生态防治争取绿色资金(如全球环境基金(GEF)), 实现生态与经济的“止损增益”。
3.2 国家利益驱动下的博弈策略与互动机制
在《公约》的框架下, 国家利益是影响国际合作的核心因素之一。各国基于自身经济、社会和环境状况, 在荒漠化防治合作中追求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不同组合, 直接决定其策略选择和行为模式。明确国家利益, 不仅有助于理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金博弈中的行为逻辑, 也为推动双方达成共识提供理论依据。国家利益可分为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两大类, 绝对收益指一国通过参与国际合作获得的实际利益, 相对收益则关注与其他国家相比的利益增减情况[19]。前者体现为资金支持、技术转让或环境改善等, 后者涉及地缘政治影响力、国际声誉和技术竞争优势等方面[20]。在荒漠化防治合作中, 发达国家更倾向于追求相对收益,希望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 发展中国家则更注重绝对收益, 期望通过外部援助解决生态危机,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 国际荒漠化防治合作空间大致可划分为 4个区域(表1)。
表1 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国际荒漠化防治合作空间资金流动分类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capital flow in international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cooperation space based on national interests
合作空间发达国家策略倾向发展中国家策略倾向双边资金合作机制发达国家较高的合作收益推动资金与技术投入, 发展中国家在外部区域 Ⅰ积极合作作为(资金承诺兑现率≥70%)(配套资金比例≤30%)资金支持和国内治理需求共同作用下积极投入治理, 双方形成较强的资金行动协同发达国家利益增加, 但由于荒漠化压力缓解, 使发达国家边际出资意区域 Ⅱ中性合作有限作为(资金承诺兑现率=50%～70%)(配套资金比例=30%～50%)愿下降; 发展中国家仍然维持一定的治理投入。双方合作由积极协同转向有限投入下的稳定合作发达国家因合作成本较高而降低资金支持; 发展中国家因资金缺口区域 Ⅲ消极合作不作为(资金承诺兑现率=30%～50%)(配套资金比例≤20%)和治理成本约束而减少国内投入, 从而形成外部资金不足导致国内行动不足的状态发达国家因合作收益不足, 供给资金支持降至最低; 发展中国家在国区域 Ⅳ极端消极被动作为(资金承诺兑现率≤30%)(配套资金比例≥50%)内生态治理压力下仍然承担较高的治理投入, 形成外部支持力度弱导致国内被动承担的不对称资金合作状态
说明: 发达国家资金承诺兑现率的划分依据见文献[12], 发展中国家配套资金比例划分参考文献[21–23]。
区域Ⅰ。发达国家因荒漠化防治取得成效而获得更多间接收益, 如提升国际声誉、推广环保技术和理念等; 同时, 严峻的荒漠化形势促使国际社会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力度。发达国家通常表现出较高的合作积极性, 愿意履行资金承诺并提供技术支持, 推动国际合作顺利开展[24]。发达国家资金承诺兑现率≥70%, 发展中国家国内配套资金比例≤30%, 技术转让强度高。欧盟的“绿色新政”外部行动计划是该区域的典型实践。欧盟通过将荒漠化防治资金与非洲资源供应协议以及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挂钩, 使其资金承诺兑现率维持在 70%以上, 并对非洲输出固沙技术标准, 实现国际声誉收益对合作成本的有效覆盖。受援国获得充足的资金和技术转让激励, 倾向于选择“作为”策略。
区域Ⅱ。当荒漠化形势有所缓解时, 发达国家可能降低对荒漠化防治的关注度, 转而将资源投入其他优先领域。尽管其整体利益仍然在增长, 但由于国际舆论压力减弱, 其合作积极性会有所下降。发达国家资金承诺兑现率为 50%～70%, 发展中国家国内配套资金比例为 30%～50%, 技术转让强度中等。日本对东南亚生态修复援助是该区域的典型案例[25]。
区域Ⅲ。发达国家因荒漠化防治成效不显著或全球经济波动等因素导致自身利益受损; 同时, 严峻的荒漠化形势要求更大的资金投入, 但发达国家可能出于成本考量而减少支持。发达国家资金承诺兑现率为 30%～50%, 发展中国家国内配套资金比例≤20%, 技术转让强度低。发展中国家的防治工作可能陷入停滞, 国际合作面临较大的挑战。当前国际合作空间正处于该区域, 美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博弈态势提供了典型的印证。美国受国内政治周期与短期财政成本的约束, 荒漠化防治资金承诺兑现率长期低于 50%, 技术转让强度低, 呈现典型的“消极合作”。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年均资金缺口超过实际到位资金的 3倍, 国内配套资金比例不足20%。在有限理性下, 优先关注短期经济增长,难以将长期生态折旧内化为当期执政成本, 普遍陷入“不作为”或“象征性作为”的困境[7]。
区域Ⅳ。当发达国家利益受损且荒漠化形势趋于缓和时, 其合作意愿降至最低点。部分国家甚至可能采取极端措施, 如削减资金承诺或退出相关协议, 进一步加剧国际合作困境。发达国家资金承诺兑现率≤30%, 发展中国家国内配套资金比例≥50%,技术转让强度极低。该区域是合作意愿的最低谷,哈萨克斯坦与巴西的案例揭示了其特殊成因。哈萨克斯坦作为跨境依赖型国家, 虽然依托“一带一路”生态合作资金并强制 30%的国内资金配套(高配套水平), 但受俄罗斯能源利益导致的地缘政治冲突影响, 资金拨付稳定性极差, 发达国家出资方因能源利益受损而趋于极端消极, 资金承诺兑现率降至30%以下[26]。巴西在争取全球环境基金(GEF)治理塞拉多地区时, 国内农业利益集团以“耕地红线威胁大豆出口”为由减少资金拨付, 导致项目延迟超过 18个月[27], 反映发展中国家内部生态目标与经济目标的激烈博弈, 即使国际形势缓和, 国内阻力仍然迫使国家处于“被动作为”的高配套、低效率状态。
结合《公约》资金利益分析可知, 当前发达国家对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普遍持消极态度, 甚至出现极力阻止《公约》顺利开展的极端行为[12,28]。在此背景下, 考虑到国际荒漠化土地持续蔓延, 可以确定目前国际合作空间正处于区域Ⅲ。随着国际荒漠化得到有效的治理, 持续蔓延趋势将得到有效的遏制, 发达国家也会因为全球环境转好获得更多的间接收益, 国际合作空间最终将趋向于区域Ⅱ, 从而实现国际土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29]。从区域Ⅲ到区域Ⅱ有两种途径: 1) 途径一: Ⅲ→Ⅰ→Ⅱ。Ⅲ→Ⅰ阶段国际合作空间的关键影响因素是发达国家利益转亏为盈, 国际荒漠化防治合作空间大大增加, Ⅰ→Ⅱ阶段国际荒漠化形势缓和, 国际荒漠化防治合作空间略为减小; 2) 途径二: Ⅲ→Ⅳ→Ⅱ。Ⅲ→Ⅳ阶段国际荒漠化形势缓和, 国际荒漠化防治合作空间降至最低点, Ⅳ→Ⅱ阶段的关键影响因素是发达国家利益转亏为盈, 国际荒漠化防治合作空间有所逆转。
4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履约博弈模型的构建
4.1 基本假设和模型构建
在国际合作中, 相关国家因共同目标, 自发地形成利益联盟来增强谈判力量和话语权。然而, 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 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承担有效的荒漠化防治工作, 而部分发达国家却试图通过主张“共同责任”来减轻自身经济负担, 甚至阻挠或退出相关协议, 给国际合作带来障碍[28,30]。
4.1.1 博弈策略
在国际荒漠化防治合作中, 博弈双方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方各有两种策略: 发展中国家可以选择“作为”(投入资源开展防治)或“不作为”(忽视防治), 发达国家可以选择“积极合作”(全额缴纳会费、投入技术)或“消极合作”(阻挠合作、拒绝缴费)。
4.1.2 基本假设
考虑到全球荒漠化治理资金合作机制的复杂性, 本文构建静态演化博弈模型, 即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截取博弈特征, 假设在仿真周期内, 全球荒漠化形势的宏观恶化程度、国际政策的外部压力以及技术进步对防治成本的缩减效应保持常数。基于此静态时间切片框架, 本文提出以下博弈假设。
假设 1发展中国家的“作为”需付出成本 C1,但无实质奖励; “不作为”的成本为 C2, 可能导致国际反感和资金支持减少。
假设 2 《公约》本阶段应缴会费为 S, 实际工作中通常无法全额收款。发展中国家分得 αS (0<＆#x1d6fc;≤1), 发达国家少缴(1 − α)S。
假设 3发达国家的合作成本为 Cz, 若荒漠化治理有效, 其收益为环境改善和政治好评 Sz。发达国家积极合作时, 收益为 Sz − Cz; 消极合作且发展中国家积极防治时, 无支出。发展中国家“不作为”行为被国际社会知晓的概率为 β (0 ≤ β ≤ 1), 导致国际声誉损失 βF1, 同时使发达国家减少支持 F, 且发达国家因荒漠化蔓延也会损失 Fz。
4.1.3 博弈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假设, 本文构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不同策略下的支付矩阵(表2)。通过设定博弈双方的策略集合、收益函数和约束条件, 模型能够揭示双方在不同情境下的最优策略选择。
表2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博弈的支付矩阵
Table 2 Payment matrix for the game between the developing group and the developed group
博弈方 发达国家积极合作(y) 消极合作(1 – y)作为(x) − C1 − C1发展中国家Sz − Cz 0不作为(1 – x) αS − F1 − F − C2 αS −βF1 − C2 S + Sz + F − Cz −αS S − βFz −αS
说明: 参数均大于零。
假设发展中国家选择作为的概率为 x, 选择不作为的概率则为 1−x (0≤x≤1); 发达国家选择积极合作的概率为 y, 选择消极合作的概率则为 1−y (0≤y≤1)。由表2中的支付矩阵可得发展中国家选择作为和不作为策略的期望收益 U1和 U2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益
分别为
发展中国家如果选择“作为”, 即大力开展防治, 他们期望获得的收益为 U1; 相反, 如果发展中国家“不作为”, 即对于防治消极处理, 他们获得的收益为 U2。发展中国家策略选择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同理, 发达国家选择积极合作和消极合作策略的期望收益 V1和 V2以及发达国家的平均收益
分别为
发达国家如果选择“积极合作”, 即大力投资足够资金支持防治, 他们期望获得的收益为 V1; 相反, 如果发达国家“消极合作”, 即少量或不投入资金进行防治, 他们获得的收益为 V2。发达国家策略选择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4.2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策略的演化稳定性分析
4.2.1 发展中国家策略的演化稳定性
根据单个主体稳定性判定定理, 演化稳定点需满足复制动态方程 F(x) = 0, 且该点处的导数满足
。令 F(x) = 0, 解出 x* = 0和 x* = 1两个平衡点。
令G(y) = βF1 +C2 + y(F + F1 −βF1) −αS − C1 , 可得
当
时, 总有 F(x) = 0,此时对任意 x都是稳定状态, 即如果发达国家选择以比率
进行积极合作, 发展中国家在任意状态都是稳定状态(图1(a))。
图1 发展中国家复制动态相位图
Fig.1 Replicator-dynamic phase map for the group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当
时, G(y)>0, 因此 x* = 1是该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 即如果发达国家选择投资的比率高于
, 发展中国家的策略会逐渐向作为策略转移, “作为”则是发展中国家的演化稳定状态(图1(b))。
当
时, G(y)<0, 因此x* = 0是该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 即如果发达国家选择投资的比率低于
, 发展中国家的策略会逐渐向不作为策略转移, “不作为”则是发展中国家的演化稳定状态(图1(c))。
4.2.2 发达国家策略的演化稳定性
根据单个主体稳定性判定定理, 演化稳定点需满足 F(y) = 0且
。令 F(y) = 0, 解出 y* =0和 y* = 1两个稳定状态。
令G(x) = Sz + (1 − x)(F +βFz) − Cz) = 0 , 可得
当
时, 总有 F(y) = 0,此时对任意 y都是稳定状态, 即如果发展中国家选择以比率
作为, 发达国家在任意状态都是稳定状态(图2(a))。
图2 发达国家复制动态相位图
Fig.2 Replicator-dynamic phase map for the group of developed countries
当
时, G(x)>0, 因此y*= 1是该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 即如果发展中国家选择作为的比率高于
, 发达国家的策略会逐渐向积极合作策略转移, 积极合作则是发达国家的演化稳定状态(图2(b))。
当
时, G(x)<0, 因此y*= 0是该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 即如果发展中国家选择作为的比率低于
, 发达国家的策略会逐渐向不积极合作策略转移, 不积极合作则是发达国家的演化稳定状态(图2(c))。
5 演化仿真分析
已知博弈模型存在 4个纯策略平衡点, 分别为(0, 0), (1, 0), (0, 1)和(1, 1), 依次对应发达国家消极合作与发展中国家不作为、发达国家消极合作但发展中国家作为、发达国家积极合作且发展中国家不作为、发达国家积极合作且发展中国家作为。为进一步验证演化博弈的理论结论并增强现实解释力,依托《公约》秘书处、世界银行、IPBES以及 IMF发布的权威宏观经济与空间监测数据, 引入客观代理变量进行参数的量级校准, 运用 MATLAB软件开展演化仿真。
5.1 模型参数的客观代理变量与逻辑校准
为便于数值计算, 本文设定一个基准单位为100亿美元。针对博弈主体的“有限理性”特征, 对宏观经济数据与模型参数的映射关系进行如下校准。
资金需求与兑现率(S, α): 据 UNCCD官方评估,2030年前全球年均需投资 3550亿美元用于土地恢复(S = 35.5), 当前实际落实仅约 770亿美元[11], 现实兑现率 α≈0.22。理想情境下, 兑现率可设定为 α=0.5～0.7。
发达国家合作成本(Cz)与客观收益(Sz): 若发达国家选择积极合作, 不仅需填补目前的直接资金缺口, 还需承担技术转移与能力建设的隐性成本, 故设定高标准的履约成本 Cz = 30 (即 3000亿美元规模)。同时, 根据 UNCCD报告, 土地恢复的投资回报率介于 1:7～1:30之间[31]。在不同情境下, 视发达国家对长期生态回报的认知程度, 设定其预期综合收益 Sz在 10～40之间浮动。
连带损失代理变量(Fz): IPBES测算生态退化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损失约占全球年度 GDP的 10%,折合每年造成逾 10万亿美元全球损失[32]。结合发达国家占全球贸易中的核心份额, 测算其承担的供应链阻断与气候难民等连带损失, 设定 Fz = 25。
发展中国家不作为与作为成本(C2, C1): 设定发展中国家积极配套治理的成本 C1=15。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尽管 IPBES评估土地退化致使全球 GDP缩水近 10%[32], 但在“有限理性”与“短视周期”的约束下, 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优先关注短期经济增长,难以将长期的宏观生态折旧而完全内化为当期的执政成本。因此, 本文将发展中国家感知到的“不作为”直接隐性成本适度回调至 C2 =10～20的合理区间, 更符合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在面临财政约束时“重发展、轻保护”的政策惯性。
声誉损失与曝光概率(F1, β): 依据 IMF实证研究, 气候脆弱性会致使主权债券利差平均扩大 100个基点[33]。以此额外借贷成本映射国际声誉与资本撤离损失, 设定常规情境下 F1=10, 高压情境下F1=30。同时, 考量国际核查机制的滞后性与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信息不对称, 设定其不作为行为被完全曝光并追责的概率为中性水平(β=0.5)。
5.2 演化情境仿真与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校准的客观数据体系, 分 4种情境进行演化轨迹仿真。
1) 现状延续情境(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与美国的援助为参照): 当前国际社会处于低资金承诺与低外部威慑的现实状态。据 UNCCD评估,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实际获得的资金兑现率 α≈0.22, 远低于其治理成本 C1; 美国受国内政治博弈影响, 资金承诺长期无法全额到位, 且更倾向将资金用于气候适应而非荒漠化治理专项[9]。设定参数: C1=15,C2=10, S=35.5, α=0.22, F1=10, Sz =10, Cz=30, Fz =25,F=5, β=0.5。仿真结果显示, 极低的资金兑现率(α=0.22)远无法覆盖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成本 C1, 且在有限理性下, 其感知的折旧成本较低(C2=10), 缺乏主动治理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 发达国家认为合作成本高昂而短期生态收益不足(Sz
图3 不同情境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资金博弈演化轨迹相图
Fig.3 Phase diagrams of evolutionary trajectories in the funding game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x 轴代表发展中国家选择“作为”策略的概率(0≤x≤1), y 轴代表发达国家选择“积极合作”的概率(0≤y≤1); 不同曲线表示不同初始策略组合对应的系统演化轨迹, 红点为演化稳定点
2) 发达国家单边驱动情境(以欧盟全球门户计划中对非援助为参照): 当发达国家充分认知到全球环境外部性收益(外部性内部化)并主动提升出资比例时, 系统可能呈现发达国家积极合作而发展中国家“不作为”的均衡。欧盟通过将治沙资金与关键原材料供应协议绑定, 显著地提升其合作收益预期(Sz=35), 资金兑现率提升至α=0.5。然而, 受援国因国际曝光概率 β=0.5与声誉惩罚 F1=10构成的威慑力较弱, 仍然存在强烈的“搭便车”动机。设定参数C1=15, C2=10, S=35.5, α=0.5, F1=10, Sz=35, Cz=30,Fz=25, F=5, β=0.5。此时, 明确的高投资回报预期(Sz=35>Cz)驱动发达国家趋向积极合作。然而, 由于曝光概率(β=0.5)与声誉惩罚(F1=10)构成的国际威慑力较弱, 且自身感知的折旧成本 C2依然偏低,发展中国家存在强烈的“搭便车”动机。博弈轨迹显示, 即使发达国家积极出资, 发展中国家依然倾向于挪用资金或怠于履约, 系统最终收敛于(不作为,积极合作)(图3(b))。
3) 发展中国家单边承压情境(以中国早期治沙与哈萨克斯坦为参照): 当国际资金缺口持续, 但发展中国家面临极高的主权信用危机与国内生存压力时, 可能被迫单方面“作为”。中国“三北工程”早期阶段(1978—2000年)即是在国际资金极少(α<0.2)的情况下, 依靠国内配套资金(>70%)和技术自主创新维持高强度治理。哈萨克斯坦在面临俄罗斯能源利益导致的地缘冲突时, 同样通过 30%的国内配套资金 + 一带一路资金机制维持治理的连续性。设定参数 C1=15, C2=20, S=35.5, α=0.22, F1=30 (外资大举撤离, 导致损失激增), Sz=10, Cz=30, Fz=25, F=5, β=0.5。在此情境下, 发达国家依然因短期收益不及成本而维持消极合作, 但发展中国家因面临加剧的国内生态危机(C2=20)和严厉的预期舆论及金融制裁(βF1显著上升), “不作为”的综合代价已超越主动治理成本 C1。在生存底线的倒逼下, 发展中国家被迫单方面选择“作为”以求止损, 系统演化轨迹稳定地收敛于(作为, 消极合作)(图3(c))。
4) 理想共赢情境(以中国库布其模式与哈萨克斯坦跨境合作为参照): 通过全球治理机制的优化实现双赢的均衡。中国通过“光伏治沙”产业模式治理库布其沙漠, 降低生态修复成本, 同时产生绿电收益, 使治理从成本中心转为收益中心(对应模型中 C1下降、Sz上升)。哈萨克斯坦通过“一带一路”跨境治沙基金, 实现出资方(60%的资金 + 技术)与东道国(土地 + 劳动力)的共管模式, 资金拨付延迟率<5%。设定参数 C1=15, C2=20, S=35.5, α=0.7 (资金兑现率大幅度提升), F1=30, Sz=40, Cz=30, Fz=25,F=5, β=0.5。仿真结果表明, 当资金兑现率实质性地跨越临界阈值(分配资金＆#x1d6fc;S能够有效地覆盖大部分 C1), 且发达国家确立长期高 ROI预期(Sz=40)时,配合对发展中国家适度的声誉惩罚机制, 双方策略均越过改变行为的临界点。系统的演化呈现高度正向协同效应, 所有初始状态均迅速且稳定地收敛于帕累托最优均衡点(作为, 积极合作)。综合以上数值仿真结果可知, 破除当前履约僵局的关键, 不仅要求发达国家正视荒漠化治理的长期高额回报(跨越 Sz>Cz的门槛)并切实提升资金兑现率 α, 同时还需通过合理的国际气候金融惩戒机制(提高 F1), 改正发展中国家在有限理性下对不作为成本的低估,从而引导全球荒漠化治理最终走向稳定双赢的(作为, 积极合作)状态(图3(d))。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与讨论
本文跳出传统的单一国家利益范式, 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引入荒漠化资金博弈体系, 通过构建客观参数校准的演化博弈模型, 量化发达国家“环境外部性收益”与发展中国家“生存性资金依赖”的双重博弈特征,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 资金博弈的理论框架与合法性基础。在国际环境治理理论体系中, 荒漠化防治具有典型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 其环境收益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极易引发国际合作中的“搭便车”行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金博弈中策略差异的合法性基础深植于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基于历史资源消耗和现有经济技术能力, 理应在资金援助与技术转让中承担主要责任; 发展中国家则应在自身能力与发展阶段限度内尽力而为。
2) 博弈策略选择的核心驱动机制。本文模型揭示, 国家利益的成本–收益权衡与国际舆论压力的损失量化共同决定双方的策略方向。对发达国家而言, 当国际声誉收益与环境外部收益之和超过合作成本时, 其“积极合作”的概率显著提升。若收益参数提升且成本下降, 发达国家“积极合作”概率的临界值显著降低, 系统向双赢均衡收敛的效率大幅度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国际舆论损失是推动其“作为”的关键变量, 舆论曝光概率与单位声誉损失的增加会显著地降低其“不作为”的期望收益, 促使“作为”成为演化稳定策略。
3) 资金流动与合作空间的动态关联。“国家利益–资金流动”双维度合作空间分析结果表明, 当前国际合作处于发达国家利益受损且荒漠化形势严峻的区域, 其核心瓶颈在于资金承诺兑现率不足(低于 50%)以及发展中国家配套资金比例偏低(低于30%)。当资金承诺兑现率提升至 60%, 发展中国家配套比例突破 30%时, 合作空间可向最优区域演化,有效地避免系统陷入极端消极的“最低谷”状态。
4) 异质性情境下的策略适配规律。通过案例比较与模型拓展发现, 不同类型国家的策略响应存在显著的差异。主动主导型发达国家对“声誉激励”敏感, 生存依赖型发展中国家需“生态–粮食”双目标资金设计方能大幅度提升“作为”意愿, 跨境依赖型国家则对资金稳定性需求极为突出。
尽管本文系统地构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履约博弈分析框架, 但现有模型为静态演化博弈,未考虑变量随时间的变化。在现实情况中, 各项核心参数并非一成不变。全球荒漠化形势的恶化程度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动态地改变环境收益与连带损失参数; 国际政策压力(如联合国大会阶段性出台相关环保决议)会动态地调节舆论损失权重; 全球生态修复技术的持续进步将呈现规模效应, 逐年递减发达国家的合作成本与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成本。基于截面常数的静态模型, 难以刻画这些时间依赖型变量对各方策略连续性冲击的长期影响。未来的研究中, 应构建动态演化博弈模型, 如引入时间序列变量或马尔可夫链机制, 捕捉参数随时间演化的非线性特征; 或通过设计分阶段仿真框架(短期、中期和长期), 深入地分析不同时间尺度下技术溢出与环境恶化速率交织影响下的博弈均衡演化路径差异, 从而增强模型的动态解释力与政策前瞻性。
6.2 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研究结果, 为破除当前《公约》履约僵局, 推动国际荒漠化治理走向稳定双赢(作为, 积极合作)的状态, 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优化资金分配与协同供给, 突破资金兑现率阈值(α)。一是坚持需求导向分配。资金流向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生存危机与生态项目成效, 避免资源错配。二是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34]来提升兑现率。演化模型显示, 驱动发展中国家采取“作为”策略的临界阈值要求资金兑现率(α)至少达到 0.5～0.7。为突破这一瓶颈, 可借鉴中国“一带一路”公共资金与市场融资协同供给的实践经验。在公共资金层面, 通过稳固援助底盘(依托“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重点支持气候与生态领域)提供基础保障; 在市场化融资层面, 通过设立专项绿色融资窗口并发挥绿色贷款的杠杆作用, 撬动庞大的社会资本(中国绿色贷款余额已达 36.6万亿元[35], 从而系统性地提升全球治沙资金的整体供给强度与兑现能力。
2) 加强国际合作与信任, 优化收益与成本函数(Sz, C1)。一是建立透明援助机制。发达国家应确保资金按时、足额到位, 恢复国际履约互信。二是深化技术共享与产业赋能。发达国家应降低技术转让壁垒, 建立国际治沙技术共享平台。通过科技降本与产业溢价来提高出资方的预期收益(Sz)并降低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成本(C1), 是实现(作为, 积极合作)共赢均衡的核心。中国依托机械化与智能化治沙技术, 同时积极推广“光伏治沙”模式(蒙西能源基地项目年均生产绿电约 41亿千瓦时), 成功地将生态修复转化为可观的经济产出[36]。这种“技术降本 + 生态产业化”的模式为全球提供了优化博弈成本收益结构的绝佳范式[37]。
3) 增强国际舆论监督, 强化履约威慑与信用约束(F1, β)。一是加大舆论压力与正向激励。国际社会应强化对发达国家资金承诺履行情况的常态化监督, 对积极履约国给予声誉奖励, 对消极推诿国予以谴责。二是利用科技与金融手段提升违约成本。为纠正部分缔约国在有限理性下的“不作为”或“搭便车”惯性, 必须有效地提升其行为的国际曝光率(β)以及随之而来的信用惩罚损失(F1)。在具体实践中, 可依托类似“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https://www.greenbr.org.cn/)的天基遥感网络, 实现治理成效的跨国境、透明化核查; 同时, 全面引入《“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 [38–39]等气候金融约束工具, 要求受援国和项目方进行环境信息披露, 将当前的履约表现与未来的国际融资权限直接挂钩, 形成强大的倒逼机制。
4) 推动多边与双边机制的深度对接[40]。在多边层面, 进一步强化联合国《公约》秘书处和全球环境基金(GEF)等核心国际组织的统筹协调作用,完善多边资金合作的顶层设计。在双边层面, 鼓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具针对性的双边治沙项目, 通过具体项目的落地实施与利益捆绑, 增强双方政治互信, 确保每一笔防治资金都能精准地转化为荒漠化土地的缩减面积。
5) 实施区域差异化资金支持方案。基于不同区域的博弈特征、资源禀赋与模型临界条件, 国际社会不能采取“一刀切”的资金援助模式, 应当按照“发达国家分类引导 + 发展中国家按需适配”的原则, 构建差异化、精准化的资金支持方案体系(表3), 以便实现国际防治资金使用效能的最大化。
表3 发达国家分类型引导合作意愿策略及发展中国家按需求匹配支持策略
Table 3 Type‑specific strategies for guiding developed countries’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and demand‑aligned support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缔约方类型代表性国家核心特征支持方向关键措施建议性政策目标1) 建立“全球荒漠化治理1) 重视国际声誉, 具有较强的资声誉指数”, 前 5 名优先牵主动欧盟、日本金与技术合作能力;技术 + 资金头联合国示范项目;治沙技术年转让增 15%,主导型和加拿大2) 按 2022—2024 年 UNCCD 核2) 每笔援助配套一项核心心预算口径, 欧盟、日本和加拿联动援助治沙技术;项目效率≥85%大缴款率均为 100%[12]3) 建“技术–资金–成效”追发达溯体系国家1) 联多边组织设“区域联1) 核心预算资金具有较强的自愿合资金池”, 投 1～2 年轻资被动性特征;短期低成本产项目;新增示范项目年增 20%,参与型美国2) 2022—2024 年核心预算应缴2) 企业参与享 20%税收减3252646 欧元, 实缴 2762640 欧示范项目免 + 优先采购权;企业参与资金占比≥30%元, 缴款率为 84.9% [12]3) 资金按“50%首期 + 50%验收后”拨付1) 有自主治沙技术储备, 研发能自主技术 +1) 设“南南合作治沙基金”,能力力强;项目收益 20%反哺;国内配套资金占比≥70%,建设型中国和印度2) 国内配套资金足, 需国际资金国际资金协2) 国际资金优先投“成熟技术输出带动资金回流年促技术升级同技术 + 本地化改造”项目增 25%1) 荒漠化治理与粮食安全和基本1) 设“生态–粮食双目标资生存生计密切相关;2) 埃塞俄比亚 2016—2019 年可埃塞俄比亚、生态 + 粮食金”(50%固沙、50%节水农国内配套资金占比≥25%,依赖型识别中央财政货币性投入占已报业);尼日尔安全融合融合项目覆盖率≥80%, 粮告公共资金约 0.6% (下限估2) 资金分 3 期拨付(30%,食年产量增 5%计) [22]; 尼日尔未量化国内公共资40%, 30%)发展中金, 无法计算可比配套率[23]国家1) 荒漠化跨境传播;1) 设“跨境治沙基金”, 明跨境哈萨克斯坦2) 资金受地缘影响大, 拨付延迟跨境共治 +确地缘不影响拨付;跨境项目资金占比≥40%,依赖型和蒙古率高;资金稳定2) 出资方出 60%资金 + 技拨付延迟率<5%, 跨境沙3) 技术和劳动力有限术, 东道国出土地 + 劳动尘年减 10 次力, 共组管委会1) 碳汇收益 30%给农业企农业1) 荒漠化源于农业开发;农业减排 +业, 缩减耕地者补 200 美农业集团参与率≥40%, 协平衡型巴西和阿根廷2) 农业集团影响大, 阻生态项目生态协同元/亩;同项目资金占比≥60%, 荒2) 签“多边组织–农业协漠化扩张率< 1.0%会–政府”三方协议
说明: 1) 核心预算缴款率 = 2022—2024 年实际缴纳额 ÷ 同期指示性应缴额 × 100%, 数据截至 2024 年 11 月 15 日, 欧盟数据指欧盟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单独缴款, 不含成员国; 2) 埃塞俄比亚配套率 0.6%按 4400000 美元 ÷ (759047002.79 美元 + 4400000 美元)计算, 仅为中央财政货币性投入的下限, 未计地方财政、无偿劳动和实物投入; 3) “建议性政策目标”是本文基于模型和政策讨论提出的规范性目标, 不是历史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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