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工作–家庭支持类别与负性情绪的关系: 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团队建设、学科基础理论体系和转化新课程研究(科技类)(2024JKF15)资助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 北京 100038; † 通信作者, E-mail: 20186790@ppsuc.edu.cn

摘要采用负性情绪量表(DASS-21)、工作–家庭支持量表和心理资本量表, 对浙江省某市 935 名民警进行调查。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 探索民警工作–家庭支持的潜在剖面特征, 并探讨工作–家庭支持类别与负性情绪的关系, 以及心理资本在其中的中介效应, 得到如下结果。1)民警感知到的工作–家庭支持存在 6 类剖面(Entropy = 0.89, LMR p = 0.05, BLRT p < 0.001)——低支持(5.03%)、中等支持(20.43%)、中高支持(43.00%)、工作主导支持(5.24%)、家庭主导支持(7.81%)和高支持(18.50%)。2)随着工作–家庭支持水平升高, 民警抑郁、焦虑和压力等负性情绪水平显著降低。3)以低支持类型作为参照组, 心理资本在民警工作–家庭支持与负性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

关键词 民警; 工作–家庭支持; 负性情绪; 心理资本; 潜在剖面分析

公安民警肩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任, 长期面临较大的身心压力, 更容易暴露在具有危险性的应激环境中, 从而引发心理健康问题。近年来, 我国学者逐渐重视警察的心理健康研究。国内不同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 警察群体的工作压力较大[1–3], 心理健康风险较高[4–6]。负性情绪是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反应[7]。元分析结果表明, 全球警察群体的抑郁检出率高达 14.6%, 广泛焦虑障碍的发病率为 9.6%[8]。我国警察在 SCL-90 量表的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因子得分显著高于普通人常模[9]。长期不良情绪容易引发职业倦怠、暴力执法和酗酒成瘾等更严重的心理和行为问题[10–11]。公安民警的心理健康水平不仅关乎个人的生活幸福感, 也密切关系到整个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因此, 对民警焦虑、抑郁和压力等负性情绪现状和成因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支持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社会支持能够直接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或缓冲压力对个体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12–13]。社会支持与工作压力、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等临床症状的负向关系在警察群体中也得到验证[14–16]。随着对社会支持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细化, 来自工作和家庭领域的支持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7–18]。有研究者将工作支持和家庭支持进行整合, 提出工作–家庭支持的概念。工作–家庭支持指工作过程中, 从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得到的有利于员工生活的各种支持[19]。研究者认为, 工作与家庭之间应是双向的, 即从工作中获取的支持可能服务于个体的家庭生活, 而从家庭中获取的支持也可以促进其工作[20]。

工作与家庭是个体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在组织行为学研究中, 工作与家庭之间关系包含冲突和增益两个视角[21]。工作–家庭冲突指来自工作与家庭的需要在某些方面(如时间和精力)出现难以协调的矛盾时个体经历的一种角色间冲突, 是看待工作–家庭关系的消极视角[22]。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 有学者提出工作–家庭增益的概念, 认为个体可以从工作和家庭角色的投入中获得有意义的资源(如自尊和技能等), 有助于提升其在另一角色领域的表现[23]。以往针对民警的研究集中于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 WFC)和家庭→工作冲突(family-work conflict, FWC)均可以显著地预测警察的压力和生活满意度[24–25]。然而, 基于工作性质与职业的特殊性, 警察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客观冲突很难避免(如值班、加班和安保备勤等), 应更注重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与增益[26]。工作支持和家庭支持均有助于达到工作–家庭的平衡, 缓解工作–家庭冲突, 并对工作压力起到抑制作用[17–18]。由此, 本研究假设工作–家庭支持反映工作与家庭的相互促进, 可能对民警的负面情绪具有缓解作用。

目前, 国内外针对警察群体的工作–家庭支持研究较少, 国内只有一项研究表明工作–家庭支持能够积极预测青年警察的工作满意度[27]。工作–家庭支持对警察心理健康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关注和研究。此外, 以往研究主要从以变量为中心的角度分析工作–家庭支持的水平, 忽视个体间的异质性[28–29]。人们获取支持的来源可能不同, 对不同领域支持的利用率也可能存在差异。作为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数据分析方法, 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该方法根据被试在连续变量上的反应模式, 将其分为若干组, 通过分析得到群体内的类别剖面。

心理资本是积极组织行为学的重要概念, 指个体的积极心理发展状态。作为促进个体成长发展的重要因素, 心理资本能够将个人潜力转化为现实能力, 提高工作绩效[30]。大量研究证实, 民警心理资本对其工作态度和表现的积极影响, 有助于缓解警察群体的职业倦怠, 降低离职倾向, 提升工作满意度[31–33]。除探讨对工作领域的影响外, 部分研究探讨了心理资本与民警身心健康的关系。有些研究者发现, 心理资本能提升警察的主观幸福感[34–35]。王逸尘[36]将 SCL-90 得分作为民警心身健康的指标, 发现其与心理资本水平显著负相关。陆璐[37]的研究表明警察心理资本能缓解焦虑与抑郁症状。此外, 有研究者发现组织支持与民警心理资本之间的正向预测作用[38]。然而, 针对家庭支持与民警心理资本关系的研究目前较为缺乏。

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COR)指出, 个体具有努力获取、维持和保护资源的倾向。同时, 这些资源并非独立存在, 而是相互联系和影响。拥有较多资源的个体不仅不易受到资源损失的影响, 并且有获得更多资源的能力(即引发资源增值螺旋)[39]。根据 COR 理论, 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是能够帮助个体适应环境和生存发展的外部和内部资源。作为重要的外部资源, 社会支持能够促进个体培育自身内在积极资源(即心理资本), 增强其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40]。此外, 根据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y), 外部环境(社会因素)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往往通过个体的认知加工(个体因素)来实现[41–42]。Webster[43]提出的警察感知压力模型也认为警察压力并非单独来源于组织环境或工作事件, 是环境、认知和资源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需要从人与环境互动的视角, 分析警察在压力下的心理过程。因此, 我们认为, 心理资本作为影响个体感知和解释外部信息, 激发积极潜能的重要个体因素, 可能起到社会支持影响民警心理健康过程的中介作用。周翔等[44]发现, 领导–部属交换(即领导与下级之间的交流互动质量)能够增强警察的心理资本, 进而提升幸福感。Liu 等[45]对狱警的研究发现, 心理资本能够中介感知组织支持与抑郁症状之间的负向预测关系。然而, 上述研究仅探讨警察在工作环境中的支持因素, 忽视了家庭支持在提升心理资本、促进心理健康中的潜在作用。

综上所述, 本研究包含两个目标: 1)将家庭领域的支持融入民警整体支持系统, 使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 探索民警工作–家庭支持模式的类别, 比较不同亚群体间人口统计学因素分布和心理健康水平的差异; 2)探究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为干预民警焦虑和抑郁症状提供实证证据。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法, 选取浙江省某市局及下属区县分局在职民警为调查对象, 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在线问卷。为控制问卷质量, 设置注意检测题。共回收问卷 1121 份, 删除答题时间过短(小于 3 分钟)及注意检测题选择错误的问卷后, 有效问卷为 935份。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40.57±9.44, 年龄范围为20～60 岁, 其中男性 790 人, 女性 145 人。被试婚姻状况为未婚 115 人, 已婚 784 人, 离异 36 人。受教育水平为本科以下 118 人, 本科及以上 817 人。警衔在警司及以下(包括警员和警司)的民警为 314 人, 警督及以上(包括警督和警监)民警为 621 人。被试的平均警龄为 16.62±10.18。

1.2 研究变量

负性情绪采用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简体中文版(The short-form version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21)。该量表由 Lovihond等[46]编制, 龚栩等[47]修订, 共 21 个题项, 分别测量抑郁、焦虑和压力 3 种负性情绪体验。量表采用 4点计分(0=完全不符合, 1=部分符合, 2=大部分符合, 3=完全符合), 得分越高, 表明负性情绪体验越强烈。本研究中, 三因子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 0.894(抑郁)、0.892(焦虑)和 0.905(压力), 总量表信度为 0.961。

工作–家庭支持采用李永鑫等[19]编制的工作–家庭支持量表, 共 30 个题项。该量表包括“工作”和“家庭”两个来源的支持, 其中“工作支持”包含“组织支持”和“领导支持”两个维度; “家庭支持”包含“情感支持”和“工具支持”两个维度。量表采用 Likert 5级计分法, 从 1(完全不符合)到 5(完全符合),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感受到的支持行为越多。在本研究中, 4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921(组织支持)、0.949(领导支持)、0.858(情感支持)和 0.832 (工具支持), 总量表信度为 0.963。

心理资本柯江林等[48]扩展了心理资本的本土化构念, 发展出相应的量表。该量表在我国警察群体中具有较好的适用性[49]。本研究采用柯江林等[48]编制的短版心理资本量表, 共 40 个题项。该量表包括“事务型”和“人际型”两个方面的心理资本, 前者包括自信勇敢、乐观希望、奋发进取和坚韧顽强 4 个维度, 后者包括包容宽恕、尊敬礼让、谦虚诚稳和感恩奉献 4 个维度。采用 Likert 6 级计分法, 从 1(非常不同意)到 6(非常同意),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心理资本水平越强。在本研究中, 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956 和 0.954, 总量表信度为 0.972。

1.3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 27.0 进行数据录入、整理和描述性统计。采用 Mplus 8.0, 对民警工作–家庭支持的 4 个维度进行潜在剖面分析。采用 SPSS 27.0的 PROCESS 程序, 检验心理资本在不同工作–家庭支持类别和负面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

数据分析步骤如下。首先, 基于皮尔逊相关分析法, 分析民警负性情绪、工作–家庭支持和心理资本之间的相关性。其次, 基于 LPA 模型, 探索民警工作–家庭支持(组织支持、领导支持、工具支持和情感支持)的组合模式。LPA 模型的比较标准如下: 1)赤池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BIC)、样本大小调整 BIC (aBIC)越低, 模型拟合越好; 2)Entropy 得分在 0～1 之间, 得分越高, 表明分类精确度越高; 3)Lo-Mendell-Rubin 似然比检验(LMR)和 Bootstrap 似然比检验(BLRT)的 p 值小于 0.05, 说明 k个类别的拟合模型优于 k−1 个类别的模型。最后, 结合 PROCESS 的模型 4, 分析心理资本在 LPA 模型类别(民警支持)与负性情绪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由于自变量为分类自变量, 对自变量采用虚拟编码, 并且将低支持组作为参照组, 通过 Bootstrap 法 5000 次抽样, 估计 95%置信区间,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50]。

2 研究结果

2.1 描述统计与相关性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 1。结果可表明, 抑郁、焦虑和压力 3 类负性情绪、工作–家庭支持以及心理资本的不同维度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

民警负性情绪得分的人口统计学差异分析结果显示, 男性民警和女性民警在抑郁(t=0.90, p=0.37)、焦虑(t=1.45, p=0.15)和压力(t=1.23, p=0.22)上的得分差异不显著; 不同婚姻状态的民警在抑郁(F(2, 932)=1.77, p=0.17)、焦虑(F(2, 932)=2.33, p=0.10)和压力(F(2, 932)=2.17, p=0.11)上的得分差异不显著; 本科学历以下民警的焦虑(t=2.06, p=0.04)和压力(t=1.99, p=0.05)水平显著高于本科及以上学历民警, 抑郁水平则与本科及以上学历民警无显著差异(t=1.48, p=0.14)。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 年龄与民警的抑郁(r=0.06, p=0.06)、焦虑(r=0.05, p=0.14)和压力(r=0.04, p=0.18)水平的相关性不显著; 警龄与民警的抑郁(r=0.05, p=0.13)、焦虑(r=0.04, p=0.18)和压力(r=0.04, p=0.27)水平的相关性不显著。因此, 下面进行中介分析时将学历作为协变量控制。

2.2 民警工作–家庭支持的潜在剖面分析

为探究民警在工作和家庭领域获得支持的类型, 以 4 种支持(组织支持、领导支持、情感支持和工具支持)维度为观察变量, 依次将民警感知支持的类别数设为 1～6, 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分析模型的拟合结果见表 2。随着类别数增加, AIC, BIC 和aBIC 的值不断减小, 说明拟合效果不断提升; 分为3～6 类时 Entropy 值均高于 0.80, 表明 3～6 分类模型的精确度均可接受。此外, 分为 5 类时 LMR p值不显著, 说明 5 类的拟合效果不如 4 类, 故删除 5 类结果。在 3, 4 和 6 分类模型中, 发现 6 类除包含 3 和 4类模型的所有类别外(每个类别中 4 种支持水平较为一致), 还包含在 4个支持维度得分不一致的两个独特类别(两个类别中来自工作和来自家庭的支持水平不一致), 且最小类别概率均达到 5%的标准。Nero 等[15]发现, 警察对不同来源社会支持的利用率并不相同。Schantz 等[51]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 分离出主要依赖工作支持和主要依赖亲属支持的两类不同警察。我们认为, 分为 6 类能够更完整地涵盖民警的不同社会支持模式。

基于每个类别在不同支持维度上的得分, 将 6个类别分别命名为低支持组、中等支持组、中高支持组、家庭主导支持组、工作主导支持组和高支持组(图 1)。低支持组(5.03%)民警感知到来自工作和家庭领域的支持均较低, 中等支持组(20.43%)在 4个支持水平上的得分均处于中等水平, 中高支持组(43.00%)和高支持组(18.50%)民警在不同支持维度分别感知到中高水平和高水平的支持。在上述 4 类群体中, 民警在工作和家庭领域感知到的支持程度较为一致, 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潜在剖面分析结果提示还存在另外两组民警: 家庭主导支持组(7.81%)和工作主导支持组(5.24%), 前者在情感支持和工具支持维度上得分较高, 在组织支持和领导支持维度的得分为中等偏下; 后者在 4 个维度的得分趋势相反。整体来看, 中等支持、中高支持和高支持 3 组民警占比较高, 说明本研究样本中大多数民警能够在家庭和工作中获取较为充分的支持。

2.3 不同支持类别民警的负性情绪与心理资本差异

为揭示不同支持类别民警在负性情绪各维度上的水平, 以潜在六分类为自变量, 以抑郁、焦虑和压力 3 个维度和事务型、人际型心理资本分别为因变量,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如表 3 所示。支持类别的主效应在 5 个维度上均达到极其显著水平(p<0.001)。LSD 事后检验结果表明, 对于低支持、中等支持、中高支持和高支持 4 组民警, 随着支持水平的提高, 民警的抑郁、焦虑和压力情绪显著降低。此外, 工作主导和家庭主导两个类别民警的负性情绪无显著差异, 说明对民警来说, 来自工作的支持和来自家庭的支持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同等的保护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工作主导组和家庭主导组的支持水平介于中等支持组与中高支持组之间, 但其在 3 种情绪中的支持效果有所不同。工作主导组和家庭主导组的焦虑水平显著低于中等支持组, 但与中高支持组无显著差异; 压力水平显著高于中高支持组, 与中等支持组无显著差异。对于抑郁情绪, 工作主导组和家庭主导组的抑郁水平显著低于中等支持组, 显著高于中高支持组。也就是说, 本研究发现民警感知到来自工作或家庭其中一方的支持, 就能显著地缓解焦虑情绪; 对于压力的缓解则需要工作与家庭的共同支持; 对于抑郁情绪, 其与支持的关系可能是线性的。根据本文研究结果, 工作与家庭的支持作用可以相互替代, 民警感知到支持来源的数量与其抑郁得分负相关。

对于不同类别民警在心理资本水平上的差异, 结果表明民警感知到的支持水平越高, 其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对事务型心理资本来说, 工作主导组和家庭主导组得分显著高于中等支持组, 显著低于中高支持组。对人际型心理资本来说, 工作主导组民警得分显著高于家庭主导组, 且与中高支持组民警得分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 相比于家庭支持, 来自工作的支持对于民警人际型心理资本的提升更加重要。

2.4 不同支持类别民警在不同人口学特征上的分布差异

采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 进一步探讨民警支持模式的人口学特性。将 LPA 结果作为因变量, 性别(女性为参照)、年龄、婚姻(离异为参照)、学历(本科及以上为参照)和警龄作为自变量, 其中低支持组作为参照组, 回归结果见表 4。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 与低支持组相比, 其他支持组(除工作主导组外)的年龄更小。此外, 与低支持组相比, 中高支持组的已婚民警更多, 家庭主导组的警龄更长。

说明: 事后检验中“>”或“<”表示两个类别差异显著; “=”表明两类别差异不显著。

2.5 中介作用检验

将民警支持类别作为自变量, 3 种负性情绪(抑郁、焦虑和压力)分别作为因变量, 将学历作为协变量, 检验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相对直接效应和相对中介效应的效应值见表 5, 中介效应的路径如图 2 所示。

当因变量为抑郁情绪时, 整体总效应检验的F(5, 928) = 65.87, p<0.001, 5 个相对总效应不全为 0; 整体直接效应检验的 F(5, 927) = 12.80, p<0.001, 5 个相对直接效应不全为 0, 因此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相对中介分析。结果显示, 以低支持组为参照, 中等支持组、中高支持组、家庭支持、工作支持和高支持组的相对中介的 95% CI 区间均不包括 0, 相对中介效应显著(表 5)。与低支持类型的民警相比, 中支持民警能显著正向预测民警的心理资本水平(β= 0.43, p<0.001), 显著负向预测抑郁水平(β=−0.37, p= 0.006); 中高支持类民警能显著正向预测民警的心理资本水平(β=1.35, p<0.001), 显著负向预测抑郁水平(β=−0.87, p<0.001); 家庭主导支持类民警能显著正向预测民警的心理资本水平(β=0.86, p<0.001), 显著负向预测抑郁水平(β=−0.68, p<0.001); 工作主导支持类民警能显著正向预测民警的心理资本水平(β=1.02, p<0.001), 显著负向预测抑郁水平(β=−0.46, p =0.007); 高支持类民警能显著正向预测民警的心理资本水平(β=2.45, p<0.001), 显著负向预测抑郁水平(β=−0.87, p<0.001); 同时, 心理资本能显著负向预测抑郁情绪(β=−0.40, p<0.001)。

当因变量为焦虑情绪时, 整体总效应检验的F(5, 928) = 37.63, p<0.001, 5 个相对总效应不全为 0; 整体直接效应检验的 F(5, 927)=4.84, p< 0.001, 5 个相对直接效应不全为 0, 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相对中介分析。结果显示, 以低支持组为参照, 中等支持组、中高支持组、家庭支持、工作支持和高支持组的相对中介的 95% CI 区间均不包括 0, 相对中介效应显著(表 5)。与低支持类型的民警相比, 中支持类民警能显著正向预测民警的心理资本水平(β= 0.43, p<0.001), 对焦虑水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0.19, p=0.18); 中高支持类民警能显著正向预测民警的心理资本水平(β=1.34, p<0.001), 显著负向预测焦虑水平(β=−0.52, p<0.001); 家庭主导支持类民警能显著正向预测民警的心理资本水平(β=0.86, p< 0.001), 显著负向预测焦虑水平(β=−0.50, p=0.003); 工作主导支持类民警能显著正向预测民警的心理资本水平(β=1.02, p<0.001), 对焦虑水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24, p=0.19); 高支持类民警能显著正向预测民警的心理资本水平(β=2.45, p<0.001), 显著负向预测焦虑水平(β=−0.50, p=0.004); 同时, 心理资本显著负向预测焦虑情绪(β=−0.39, p<0.001)。

当因变量为压力情绪时, 整体总效应检验的 F(5, 928)=54.02, p<0.001, 5 个相对总效应不全为 0; 整体直接效应检验的 F(5, 927)=7.50, p<0.001, 5 个相对直接效应不全为 0, 有必要进一步做相对中介分析。结果显示, 以低支持组为参照, 中等支持组、中高支持组、家庭支持、工作支持和高支持组的相对中介的 95% CI 区间均不包括 0, 相对中介效应显著(表 5)。与低支持类型的民警相比, 中支持类民警能显著正向预测民警的心理资本水平(β= 0.43, p<0.001), 对压力水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0.14, p=0.29); 中高支持类民警能显著正向预测民警的心理资本水平(β=1.35, p<0.001), 显著负向预测压力水平(β=−0.56, p<0.001); 家庭主导支持类民警能显著正向预测民警的心理资本水平(β=0.86, p< 0.001), 显著负向预测压力水平(β=−0.40, p=0.01); 工作主导支持类民警能显著正向预测民警的心理资本水平(β=1.02, p<0.001), 对压力水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17, p=0.34); 高支持类民警能显著正向预测民警的心理资本水平(β=2.45, p<0.001), 显著负向预测压力水平(β=−0.65, p< 0.001); 同时, 心理资本显著负向预测压力情绪(β=−0.39, p<0.001)。

3 讨论

3.1 民警工作–家庭支持的剖面结果

本研究从以个体为中心的视角探讨民警工作–家庭支持的异质性。结果表明, 民警的工作–家庭支持状况包含 6 种类别剖面: 低支持、中等支持、中高支持、工作主导支持、家庭主导支持和高支持。以往对不同群体的研究也发现社会支持的异质性[52–54]。例如, Narainsamy 等[55]发现青少年的社会支持包括低支持、成人支持、同辈支持、中等支持和高支持组, 本文研究结果与之类似, 即社会支持类别既存在从贫乏到富足的区分, 也存在以不同支持来源为主的划分(如来自成人或同辈、工作或家庭)。本研究在中等支持和高支持基础上, 进一步区分出中高支持水平的民警。

本研究划分的 6 个类别中, 中高支持组占比最高, 其次是中等支持和高支持组, 说明大多数民警具有较为平衡和充沛的社会支持资源,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能够获得来自家庭和工作环境的双重支持。另有一部分民警主要依赖于工作或家庭某一个来源的社会支持(13.05%)。此外, 仍然有少数民警的社会支持资源较为贫乏, 难以获得来自工作或家庭领域的支持(5.03%)。对于这部分民警, 公安机关应为其提供更多来自工作领域的支持, 并关注其在家庭中的需求, 引导其识别环境中的支持资源, 并提升其对外部支持的利用度。

3.2 民警工作–家庭支持与负面情绪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 工作–家庭支持类别对民警的负性情绪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随着支持水平的增强(从低支持组到高支持组), 民警体验到的负性情绪显著降低, 与前人的研究结果[15,56]一致。民警在日常工作中面临多方面的职业压力: 在执法时容易遭遇突发事件, 或暴露于风险环境中; 民警的日常勤务工作也日益繁重, 需要大量的人际沟通和情绪劳动, 长期压力容易引发焦虑和抑郁等情绪症状。根据社会支持的压力缓冲模型(stress-buffer model), 社会支持能缓冲个体面对压力时的负面影响[57]。Cohen 等[58]认为, 这一缓冲效应可能通过影响个体对压力的评价或反应过程来实现。社会支持较为充沛的民警对外部环境具有较高的安全感和控制感, 对压力事件威胁性的主观感受较低, 激发个体以更积极的态度应对压力。社会支持也能为民警提供更多实际的问题解决策略(如工具支持和信息支持), 进而提升应对压力的能力。因此, 作为一种保护性因素, 工作–家庭支持能够为民警提供现实或心理的应对资源, 有效地缓解工作压力对民警不良情绪的影响。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 支持类别对焦虑、抑郁和压力 3 种不同情绪的影响存在细微的差异。焦虑的有效缓解只需要民警工作或家庭其中一方的积极支持, 压力的缓解则需要工作与家庭的共同支持。对于抑郁的缓解, 工作支持与家庭支持起到的增益作用是类似的, 可以相互替代。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3 种负性情绪具有不同的症状表现和内在机制[59]。Lovibond 等[60]认为, 焦虑情绪主要由急性应激引发, 与自主神经系统的过度激活(如心悸、呼吸困难)和即时主观体验相关。压力则反映一种慢性紧张状态, 是长期压力下资源耗竭和适应失败的结果, 表现为情绪调节困难和持续的生理心理唤醒(如难以放松和易激惹)。对民警来说, 执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紧急情况或临时任务可能引发即时的焦虑反应。此时, 作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 工作或家庭支持能够迅速补充应激事件下的资源损耗, 降低民警对环境中威胁的感知, 进而缓解即时焦虑情绪[61]。压力则反映民警慢性紧张状态, 可能来自工作–家庭冲突、高工作负荷等长期压力下的资源耗竭。此时, 单独来自家庭或工作环境的支持可能不足以缓解这一适应不良的状态, 而是需要工作与家庭的共同支持和协调。例如, 从现实层面减少工作–家庭负荷, 降低工作–家庭冲突。抑郁情绪包括心境低落、兴趣下降和自罪自责等表现。有研究者认为, 社会支持能改善个体人际间的情绪调节能力, 进而改善抑郁情绪[62]。Friedmann 等[63]通过纵向研究发现, 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数量(social support amount)能够积极预测抑郁的长期缓解。本文研究结果与之一致: 对于抑郁情绪, 支持的强度(数量)比支持的来源更加重要。

上述结果提示, 工作支持与家庭支持并非独立作用于民警的心理健康水平, 而是作为一个系统共同产生影响。识别社会支持的不同类别及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有助于开展更具针对性的基于社会支持的干预(support-based intervention), 为民警提供真正的有效支持[64]。未来的研究中, 应该从更加整合的角度来考察工作–家庭支持系统对不同负性情绪的影响机制。

3.3 民警工作–家庭支持与心理资本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 工作–家庭支持类别对民警的心理资本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随着支持水平的增强(从低支持组到高支持组), 民警的心理资本不断增加。此外, 工作主导组与家庭主导组民警在事务型心理资本的表现上无显著差异, 但在人际心理资本上存在差异(工作主导组得分显著更高)。也就是说, 相比于家庭支持, 来自工作的支持对民警人际型心理资本的提升更加重要。

这一结果可能是职业文化导致的。有研究者认为, 文化会影响个体在一生中获得的资源集, 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 人际型心理资本会受到更多的鼓励和激发[65]。公安机关是我国重要的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机关, 在各项执法工作中需要大量的人际协调和团队协作, 也更强调集体意识和大局意识。人际型心理资本是在人际交往中个体拥有的一种积极心态, 包容宽恕、尊敬礼让、谦虚诚稳和感恩奉献 4 个维度, 体现我国社交互动中遵从的价值观, 有助于民警在职业环境下展现更好的人际关系能力。基于此, 本研究认为, 相比于家庭主导组民警, 工作主导民警会感知到更多来自工作上(包括组织和领导)的支持, 在职业环境中的人际表现更加积极, 更容易认同该工作环境中推崇的社交互动价值观, 并习得与之相适应的积极心态和心理能力。因此, 工作主导支持的民警更容易展现更高的人际心理资本。

3.4 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 心理资本是社会支持影响民警心理健康的潜在机制。提升社会支持能显著增强民警的心理资本水平, 进而缓解民警的焦虑、抑郁和压力等负面情绪。这与 Violanti 等[66]提出的警察压力防护模型(Stress Shield Model)一致。该理论认为警察适应工作压力, 从创伤事件中恢复和成长取决于复原力, 这种复原力则来自个人、团队和组织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 组织氛围和团队支持能促进个体获得更积极的压力应对方式, 进而缓冲工作压力的负面结果[67]。关于狱警的研究也证实心理资本在组织支持与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作用[44]。本研究丰富了社会支持类型, 将家庭支持融入民警的整体支持系统。

认知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可对上述结果进行解释。首先, 根据认知理论, 外部环境(远端因素)并不直接作用于心理结果, 而是通过个体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加工过程(近端因素)产生影响[41]。工作–家庭支持是能够抵消负性压力源的远端因素, 心理资本是个体心理资源的综合体, 是影响认知加工的近端因素。研究发现, 积极的社会支持能够增强警察的自我效能感[68–69]和心理韧性[70], 这与自信和乐观等事务型心理资本密切相关。此外, 感知到较高支持的警察情感组织承诺更高[71], 对工作与组织的积极情感更强, 也更愿意在工作中维持人际和谐, 产生谦虚和感恩等人际心理资本。上述心理资本作为积极的近端因素, 能够帮助警察更加积极地看待工作, 适应警务工作中的各项规则和压力情景。

资源保存理论(COR)认为, 个体具有保存、保护和获取资源的倾向。当面临潜在资源损失威胁或发生实际的资源损失时, 都会引发个体的紧张和压力[72]。社会支持作为一种社会性资源, 可以补充民警在警务工作中的资源消耗(如时间和精力资源), 缓解身心紧张和压力。根据 COR 理论, 心理资本也可被视为个人心理资源, 能够管理与协调其他资源(如社会支持), 帮助个体采用更加积极的压力应对策略, 促进积极的心理状态[30]。杨二宾[73]发现, 公安干警的心理资本水平越高, 面对职业压力时越有能力使用更积极的应对方式(如问题解决和求助等); 相反, 心理资本水平较低的警察倾向于使用幻想、退避和自责等消极应对方式。因此,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 社会支持资源可以转化为民警的个人资源, 通过培养民警积极心态, 拓展民警资源储备, 缓解焦虑、抑郁和压力等不良情绪反应。

Luthans 等[30]认为, 心理资本是一种可经后天开发的“类状态(state-like)”特征。前人的研究也证实心理资本干预的有效性[74–76]。因此, 公安机关在丰富民警工作与家庭支持系统的基础上, 也应加强对民警心理资本的识别、开发与管理。例如, 在招录新警时, 应注重考察其积极心态和心理能力。其次, 应加强警营文化建设, 营造乐观积极、团结奋进的工作氛围, 培养民警在日常工作和人际互动中的积极心态。此外, 应开发针对民警心理资本的提升方案。例如, 针对事务型心理资本, 通过组织心理与实战相结合的模拟训练, 提升民警自信勇敢、坚韧顽强的素质; 通过开展情绪调节和积极认知塑造的讲座, 提升其积极进取、乐观希望的品质。针对人际型心理资本, 可通过开展心理沙盘团辅和人际沟通讲座等方式, 进行针对性的提升。对于个别心理资本水平较低的民警, 可针对性地开展谈话和心理疏导, 帮助民警增强个人心理资源, 促进其对外部支持系统的利用, 进而缓解职业压力对情绪的不良影响, 改善其心理健康水平。

3.5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 不利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推断。未来研究中可考虑采用纵向研究或干预研究, 分析工作–家庭支持对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以及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其次, 本研究采用主观报告的方式搜集数据, 可能由于社会赞许性等原因, 高估了民警的社会支持和积极情绪。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采集客观指标, 如与工作–家庭支持相关的互动频率以及反映情绪的心理生理指标, 进一步验证本文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最后, 本研究对负性情绪的测量为单次测量, 可能难以捕捉到民警负性情绪随时间的变化。因此, 未来的研究中可考虑采用生态瞬时评估或日记法等密集追踪方法, 测量民警在工作中的情绪体验和变化, 提高测量的生态效度。

4 结论

本研究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 对民警工作–家庭支持类型进行分类, 同时考察心理资本在工作–家庭支持类型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 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民警感知到的工作–家庭支持存在 6 种类别: 低支持、中等支持、中高支持、工作主导支持、家庭主导支持和高支持。2)对于低支持、中等支持、中高支持和高支持这 4 组民警, 随着工作–家庭支持水平的增强, 民警体验到的抑郁、焦虑和压力情绪显著降低。工作主导组和家庭主导组的支持水平介于中等支持组与中高支持组之间, 两组民警的负性情绪水平也落在中等支持与中高支持组之间。3)以低支持类型作为参照组, 心理资本在民警工作–家庭支持类型与负性情绪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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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e Officers’ Work-Family Support Profile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Negative Emotions: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hool of Criminology,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20186790@ppsuc.edu.cn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a cohort of 935 police officers in a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using the short-form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21), the Work-Family Support Scale, and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 was employed to identify distinct patterns of work-family support among participants. We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latent classes of work-family support and negative emotions, and explored the potential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the relationship.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1) LPA identified six subgroups of perceived work-family support (Entropy=0.89, LMR p=0.05, BLRT p<0.001): low support (5.03%), moderate support (20.43%), moderately high support (43.00%), work-dominant support (5.24%), family-dominant support (7.81%), and high support (18.50%). 2) Higher levels of work-family support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lower levels of negative emotions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3) Using the low-support group as the referenc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ignificant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support and negative emotions.

Key words police officers; work-family support; negative emotions; psychological capital; latent profile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