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明代北京会馆核密度分析结果
Fig. 1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guild halls in Beiji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62卷 第1期 2026年1月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Vol. 62, No. 1 (Jan. 2026)
doi: 10.13209/j.0479-8023.2025.1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5FYSB04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207804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哲学社会科学全面提升计划专项)(2021SCZ04)和北京林业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案例库建设项目(KCAL24013)资助
收稿日期: 2025–02–20;
修回日期: 2025–10–12
摘要 基于发生学视角, 结合 GIS 平台, 综合应用核密度、街巷分布密度、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和中心数中心分析方法, 探讨明、清和民国 3 个时期北京老城会馆增长的发生过程及其机制, 得到如下结果: 1)明代为会馆增长的萌芽期, 清代为兴盛期, 民国为衰退期; 2)会馆多新增于士人集中、商业繁荣和人口流动频繁的地方, 明代前门的鲜鱼口片区、清代宣南的法源寺片区、民国的内城西部会馆分布最为密集; 3)会馆多新增于交通便捷的大街及靠近大街或者水系的胡同, 明代的高庙胡同、清代的丞相胡同、民国的内城城根西大街及北大街分布最为密集; 4)明清时期新增士人会馆与商业行业会馆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相关性, 明显存在高–高、高–低、低–高 3 类聚集区, 明代两者在正阳门南高–高聚集的同时, 各自集聚形成高–低及低–高聚集区, 清代则在鲜鱼口高–高聚集区的基础上, 扩张了高–低集聚区并衍生出低–高聚集区; 5)新增会馆中心的迁移呈现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整体趋势, 其中, 士人会馆中心迁移趋势与总体趋势基本上一致, 商业行业会馆中心仅在前门地区摆动; 6)制度政策、商品经济、流动人口和城市营建四大要素交互作用, 深刻地影响北京城会馆的增长过程及文化兴衰。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城市历史空间的阶段性动态演变, 并为 GIS 在历史地段精细化研究的深入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会馆; 北京老城; GIS; 发生学; 历史空间演变; 明清; 民国
发生学认为, 凡是时空之内存在的事物都涉及发生学问题[1–2]。发生学兼具认识论与方法论, 源于 17 世纪自然科学对生命起源与进化的探讨, 后来拓展至社会科学领域, 用来认识人类社会的发生与演变, 并形成实证解读与思辨推演两种方法[1–3]。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下, 发生学以回溯式的研究方法与前瞻性的叙述方法, 有效地克服实证主义与思辨主义的局限, 并且逐步走向科学 化[4–5]。20 世纪 70 年代, 心理学家 Piaget[6]创建发生认识论, 进一步推动发生学成为独立的、具有方法学意义的学科方法。哲学家 Nagel[7]认为, 发生学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办法, 从历史过程中动态地考察事物的发展, 并有逻辑地分析影响事物发展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 早期应用于哲学史、法制史和艺术史等领域的研究。历史空间是承载人类历史的载体, 发生学同样可以用来追溯历史空间的生成与演变。在历史地理学领域, 1965 年起, 美国地理学者就从发生学视角研究西部地区摩门教文化区的时空演变[8]。近年, 国内学者亦展开多维度的研究: 在跨区域尺度下, 通过分析大运河的演变进程来明确遗产廊道的构成及特征[9], 探究传统村落群的时空演变进程及各类村落的发生机制[10]; 在城市尺度下, 解析大连和淮南等城市的生长过程以及空间特 征[11–12], 考据南丰和商丘归德等的古城空间结构变迁过程[13–14]; 在社区尺度下, 判别浙江义乌何店村等传统村落的保护对象[15–16], 量化曹杨新村等老旧社区的居住环境感知[17]。但是, 目前尚无发生学视角下对会馆、寺庙和名人居所等承载特定社会功能的微观历史空间单元的研究。
会馆出现于明代永乐年间, 以自发民间组织为内在核心, 以多重社会功能为运行内容, 并以专属建筑馆舍为外在标识[18–21], 主要包括基于地缘性同乡组织的会馆(如服务科举的士人会馆、联络乡谊的移民会馆)以及基于业缘性同行组织的会馆(如服务不同业态的行业会馆以及超越行业壁垒的商业会馆)[21–23]。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北京是会馆出现最早且最为集中的地方, 大致可分为士人会馆和商业行业会馆两种主要类型[22–23]。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伊始, 学术界对北京会馆的研究持续不断, 并随着碑刻资料的结集出版而涌现丰富的成果[24]。首先是特色个案研究, 着重分析特定会馆的历史兴衰[25–26]、建筑布局[27–29]和园林特征[30]等, 有针对歙县会馆[31–32]和潮州会馆[33]等具体会馆的, 有针对湖北[34]和福建[35]等省籍在京会馆的, 也有针对士人会馆[25]和梨园会馆[27]等特定类型会馆的。其次是基本信息汇编, 以大型论著为主要形式, 详实地记录北京会馆的名称、规模、建立年代、所属省籍和新老地址等信息[18,36–37], 并概述其成因与功能作用[38–39]、性质与管理模式[40]等。随后是空间分布及动态变迁研究, 随着地理学视角在历史研究中的深入, 空间信息成为后续学者们的突破重点, 但由于文献查阅和实地勘探等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会馆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还很薄弱[24,41–43]。从时间维度而言, 缺乏全周期的动态性研究, 相关研究多静态而少动态, 多现状而少历史, 多鼎盛时期而少衰退时期[43–45]。从空间维度而言, 缺乏多尺度的精细化研究, 北京城尺度下的研究往往只是宏观地勾勒会馆集聚区域及分布规律, 宣南、鲜鱼口和法源寺等片区尺度下的研究也仅统计各街道或街巷的会馆数量并简要概括分布特征[44–46], 针对不同类型会馆空间分布的研究更是薄弱。近年来,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作为新的工具逐渐引入历史地理学研究。GIS 能整合多时期、多尺度的实体空间要素地理信息并进行可视化分析与表达, 为具象地展开历史空间时空演变研究提供突破口[41–43]。目前在寺庙区位演变[47–48]、街道形态演变[49]、园林空间分布[50]、城市意象复原[51–52]和军事聚落演进[53–54]等的研究中, 更注重描述各时期的空间分布规律, 相对忽视演变的过程性解释, 对长时间生产空间的深层次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缺乏系统性探讨[14,55]。
本文尝试将发生学分析与 GIS 方法相结合, 全周期、多尺度、精细化地研究明、清和民国 3 个时期北京老城会馆增长的空间特征(老城尺度和街巷尺度下的分布特征, 不同类型会馆的聚集与分散关系以及会馆的中心迁移过程), 从发生机制中提炼关键影响因素, 探讨政治、经济、社会和空间的宏观变迁对会馆演变的影响, 从方法论层面进行“景观传写”的实践尝试, 以期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并为 GIS 空间分析方法应用于城市历史研究提供借鉴。
会馆信息来自《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37], 该书详实地记录了各省市在京会馆的基本信息, 是目前记录北京会馆及其附产最全面的著作。由于各会馆的始建时期记载清晰, 但部分会馆的存续状况记录不全且难以一一核察, 故本文以明、清和民国3 个时期北京地区的新增会馆作为研究对象, 明代会馆的时间范围限定为明永乐元年(1403 年)至 1644年清军入关, 清代会馆限定为 1644 年至 1912 年封建帝制废除, 民国会馆限定为 1912 年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依据会馆信息[37], 除零星几处会馆分布于宛平和大兴等地, 北京地区绝大多数会馆都位于明清北京的外城, 少数会馆位于内城, 故限定北京老城(今二环路内)为本项研究的空间范围。
会馆数据集共录入 890 个始建于明、清和民国3 个时期的北京会馆信息[37], 包括名称、建设年代、所属类型和文字地址等。我们使用 Map Loca-tion 查询文字地址, 获得经纬度坐标。对于会馆所在街道和胡同门牌号有详细记录的, 以其门牌号的经纬度坐标为准, 仅有所在街道或胡同的, 以街道或胡同中心位置的坐标为准。路网数据集参考《北京历史地图集——政区城市卷》[56], 分别采用明万历至崇祯年间(1573—1664 年)、清乾隆十五年(1750 年)及民国六年(1917 年)的地图作为明代、清代及民国的分析底图进行转译。会馆与路网数据集统一采用WGS84 坐标系。街巷名称均采用清北京城宣统年间(1909—1911 年)历史地图的信息。
借助 ArcGIS10.8 和 GeoDa1.20.0.36, 使用核密度分析、街巷分布密度分析、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和中位数中心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 对明清至民国时期北京新增会馆进行分析。
1.3.1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估计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KDE)能够根据数据之间的距离赋予权重并计算每单位面积的量值。利用核密度方法计算新增会馆空间分布的绝对密度, 并识别集聚分布区。设置 500m 搜索半径, 采用 10 级自然间断点法分级显示。
1.3.2 街巷分布密度分析
借助 GIS 空间连接工具 Spatial Join 链接 3 个时期新增会馆点数据集与相应路网线数据集, 根据街巷间距, 设置搜索半径为 30m, 避免搜索遗漏或重复, 得到各街巷会馆分布数量, 采用 5 级自然间断点分级法显示街巷分布密度。
1.3.3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分为全局和局部分析两步, 用来解释两个不同变量的空间联动关系。双变量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global Moran’s I analysis)能够探析两空间数据集间的整体相关性, 通过全局自相关检测后, 使用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lo-cal Moran’s I analysis)进一步识别两类数据集局部的聚集和分异状况。
具体步骤如下: 1)使用 GIS 将研究区域划分为 78m×120m 的格网单元①根据北京老城基本空间尺度设计的相关研究[57–58]，老城街坊南北向基本为78 m，东西向通常为120 m 的整数倍。, 并提取两类会馆的核密度值; 2)进行全局自相关分析, 在 GeoDa 中采用Queen Contiguity 规则创建空间权重矩阵, 借助双变量 Moran’s I工具, 得到3 个时期士人会馆和商业行业会馆 Moran’s I值①Moran’s I 值为[–1, 1]。0
1.3.4 中位数中心分析
中位数中心是数据集要素中总欧氏距离达到最小的位置点, 受极端值影响较小, 可以较稳健地度量中心迁移趋势。我们通过计算明清至民国北京新增会馆的中心数中心, 分析新增会馆的中心迁移趋势。再分别计算 3 个时期士人会馆和商业行业会馆的中位数中心并进行叠加分析, 与总体中心演变趋势进行对比。
发生学关注事物的演进过程[1–3]。作为社会与空间互动的产物, 会馆的演变并非静态切片, 而是一个动态生成的历史过程[20–21]。下面回溯北京老城会馆增长的时空过程, 对明、清至民国 3 个时期会馆增长的空间轨迹进行系统梳理, 揭示其阶段性演变特征与具体分布规律。
明永乐安徽人俞谟设立的芜湖会馆可视为北京会馆形成的开始, 至明中叶即嘉靖、隆庆以后, 会馆趋于繁盛[21–23], 共计新增 74 处, 其中 67 处为士人会馆, 7 处为商业行业会馆。核密度分析结果(图1)显示, 明代会馆在内城零星分布(4 处), 在外城靠近内城一侧聚集分布(67 处), 并且在前门地区①前门地区即正阳门南, 本文所指包括鲜鱼口片区、大栅栏片区及周边区域。(特别是鲜鱼口片区)形成显著密度核心, 在宣南地区②宣南地区通常指宣武门南侧区域, 本文指今虎坊路–北纬路–太平街以西的外城区域。的琉璃厂、校场口以及法源寺片区形成次一级密度核心。
图1 明代北京会馆核密度分析结果
Fig. 1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guild halls in Beiji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街巷分布密度分析结果显示, 明代时会馆主要分布在由宣武门外大街、宣武门东大街–前门大街–崇文门西大街、骡马市大街–珠市口大街以及崇文门外大街所围合的区域(图 2)。会馆多分布于靠近主要街道和水系的街巷里, 如在鲜鱼口片区靠近河道的高庙胡同分布较密集, 在其周边的蒋家胡同、后营、长巷头条至四条、打磨厂和草厂胡同密集程度为中等; 宣南地区骡马市大街–虎桥坊沿线密集程度为中等, 在其周边的贾家胡同、粉房琉璃街、麻线胡同、棉花上二条至五条以及与宣武门大街及其周边校场头条至四条和丞相胡同稀疏分布; 在内城靠近水系的东皇城根外的火道半边街及府学胡同稀疏分布。
双变量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明代新增士人会馆和商业行业会馆的 Moran’s I =0.221, 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进一步通过LISA 聚类分析可以发现, 两者明显存在 3 类聚集类型, 按范围大小降序排列, 分别是低–高聚集、高–高聚集和高–低聚集, 其中低–高聚集部分位于内城, 其余基本上位于外城(图 3)。首先, 两类会馆在外城的正阳门大街两侧(即先农坛及天坛以北、琉璃厂以东和崇文门外大街以西的区域)形成高–高聚集区, 主要包括鲜鱼口、大栅栏及天桥–珠市口片区。随后, 士人会馆向西延展至宣武门外大街–丞相胡同沿线, 形成高–低聚集区, 主要包括龙泉寺以北、牛街以东、椿树胡同与粉房琉璃街以西的区域。商业行业会馆向东集聚于崇文门南北形成低–高聚集区, 主要包括内城灯市口大街以南、夹道以东和朝阳门小街以西的区域, 以及外城东河沿以南、法藏寺以北、鲜鱼口以东和夕照寺以西的区域。总之, 明代两类会馆在正阳门南高–高聚集的同时, 各自在宣武门南及崇文门南北集聚。
图2 明代北京会馆街巷分布密度分析结果
Fig. 2 Street and alley distribution density analysis of guild halls in Beiji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图3 明代北京士人会馆与商业行业会馆的双变量 LISA 聚类分析结果
Fig. 3 Bivariate LISA cluster analysis of literati guild halls and commercial guild halls in Beiji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清代共计新增会馆 771 处, 其中包括士人会馆720 处, 商业行业会馆 51 处。核密度分析结果(图 4)显示, 整体上呈现内城分布稀疏、外城(尤其是西部)分布密集的空间特征。此时, 显著密度核心从前门地区迁移至法源寺片区, 并在校场口及琉璃厂片区、鲜鱼口片区及大栅栏片区南部形成次一级密度核心。
街巷分布密度分析结果显示, 新增会馆向宣武门外大街–丞相胡同一线西侧, 广安门大街–骡马市大街–珠市口大街一线南侧扩散分布(图 5)。会馆仍然集中分布于靠近主街与水系的街巷里, 例如在宣武门外大街延伸的丞相胡同及其周边的潘家河沿、粉房琉璃街和南半截胡同等地分布密集, 在米市胡同、大吉巷、保安寺巷、南横街和贾家胡同等地分布密度为中等, 其中丞相胡同达 36 个; 在大街西侧的校场头条至校场六条、上下斜街等分布密集, 在东侧的香炉营头条至四条、南北柳巷、东琉璃厂、椿树上头条至三条和棉花头条至六条等分布密度为中等; 在靠近水系的前门大街宣武门至正阳门段分布密集, 周边的后河沿、西河沿和东河沿胡同等均新增一定数量的会馆, 其中西河沿新增 18 个; 在鲜鱼口片区漕运便捷的长巷头条、二条和三条等胡同分布密度为中等。
图4 清代北京新增会馆核密度分析结果
Fig. 4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newly established guild halls in Beiji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同样地, 对清代新增士人会馆和商业行业会馆进行双变量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Moran’s I=0.741, 表明两者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通过 LISA聚类分析可以发现, 两者存在 3 类聚集类型, 按范围大小降序排列, 分别是高–低聚集、低–高聚集和高–高聚集, 且基本上分布于外城(图 6)。首先, 高–高聚集区与明代相比明显缩小, 仅鲜鱼口片区仍然保持两者的较高增幅。其次, 士人会馆的大规模增长使得高–低聚集区明显向宣武门外大街–丞相胡同两侧扩张, 西扩张至报国寺周边, 东延伸至西珠市口。而低–高聚集区范围明显缩小, 衍生于高–低聚集区和高–高聚集区。总之, 清代两类型会馆延续明代在鲜鱼口片区的高–高聚集; 士人会馆进一步向宣南区域聚集, 扩大了高–低聚集区的范围; 同时在周边衍生出较多商业行业会馆, 形成低–高聚集区。
民国时期仅新增 45 处会馆, 其中包括士人会馆43 处, 商业行业会馆 2 处。核密度分析结果(图 7)显示, 民国新增会馆没有明显的密度核心, 呈现分散式的空间分布特征, 内城(27 处)密集程度首次超越外城(18 处), 西部(38 处)仍然比东部密集(7 处), 其中内城西部的分布最为密集, 宣南地区次之。
新增会馆仍然选址于交通便利的大街及周边或靠近水系的胡同, 但整体上分布稀疏(图 8)。内城的城根西大街和城根北大街新增会馆最多, 宣武门内大街沿线周边的胡同(如太平仓、南魏儿胡同、石老娘胡同和根子胡同), 与西沟河沿垂直的胡同(如太安侯胡同、南魏儿胡同、根子胡同、后沙洛胡同和阜成市场周围)有新增会馆; 外城宣南地区(如南新华街、椿树头条至上三条、棉花头条至六条、丞相胡同、贾家胡同、潘家河沿和粉房琉璃街)也有新增会馆。对民国新增两类会馆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Moran’s I =0.079, 表明二者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图5 清代北京新增会馆街巷分布密度分析结果
Fig. 5 Street and alley distribution density analysis of newly established guild halls in Beiji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明、清至民国, 北京地区共新增 890 处会馆, 包括 830 处士人会馆和 60 处商业行业会馆, 如图 9所示。将 3 个时期总体新增会馆、士人会馆和商业行业会馆的中心数中心分别叠加分析, 得到会馆中心数中心演变特征。3 个时期总体新增会馆中心数中心呈现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由外城到内城的迁移趋势, 其中明代几何中心位于外城鲜鱼口片区临近正阳门大街一侧, 清代几何中心向西迁移到宣南的琉璃厂片区, 民国几何中心向北迁移到内城南闹市口北部区域(图 9(a))。新增士人会馆占比逾九成, 其 3 个时期的中位数中心的迁移轨迹与全部会馆的总体情况基本上一致, 呈现明代中心西移、清代中心北移的特征(仅明清时期比总体略偏南和偏西)(图9(b))。新增商业行业会馆占比不足一成, 其中心数中心迁移方向与总体趋势一致, 但空间转移幅度较小, 主要在商业繁荣的前门地区移动, 从明代的东河沿, 至清代的大栅栏南部, 到民国的大栅栏中部(图 9(c))。
发生学不仅关注事物的演进过程, 也强调发生的内在逻辑[1–2,9–10]。我们从北京老城会馆增长的发生机制中, 提炼出制度政策、商品经济、流动人口和城市营建 4 个关键因素, 探讨宏观政治、经济、社会、空间变迁与微观会馆时空演变的因果关系。
制度政策是会馆兴衰的政治基础, 主要涉及科举制度和城市管理制度。科举制度是驱动会馆增长的根本动力, 管理制度则限定会馆增长的空间范围。明代, 科举制度日趋完善, 形成“乡试–会试–殿试”的完整体系[59–62], 大批来自异乡的士子定期或长期滞留京城, 由此促生服务并管理流动人口的会馆。明代管理政策较为宽松, 内外城白天自由通行, 仅在夜晚关闭城门, 会馆选址相对灵活, 内外城都有分布[21–22]。清代, 统治阶级强化科举制度, 并增设恩科和特科, 扩大取士规模, 极大地调动广大士人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和价值观认同, 带动会馆爆发式增长。清代的满汉分城和宵禁政策, 使会馆多集中于外城, 尤其是宣南地区的法源寺、校场口和琉璃厂片区[21,23]。民国时期, 科举制度废除, 会馆失去制度依托, 逐渐衰落; 满汉分城政策取消, 内外城界限模糊, 会馆向内城扩展[20]。
图6 清代北京新增士人会馆与商业行业会馆的双变量 LISA 聚类分析结果
Fig. 6 Bivariate LISA cluster analysis of literati guild halls and commercial guild halls in Beiji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商品经济是会馆拓展的物质基础, 主要涉及经济发展阶段和商业组织形态, 经济发展阶段包括商品经济的萌芽、积累及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63–64], 商业组织形态包括行会组织及近代商业组织[37,65]。前者驱动商业行业会馆增长, 并辅助士人会馆增长, 后者则为商业行业会馆增长提供制度化支持。明代,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商品经济萌芽, 北京成为全国性的消费和贸易中心, 前门地区会馆新增较多。清代, 商品经济进一步积累, 加上士人在宣南的进一步集中, 推动外城商业娱乐活动的发展, 许多官员、乡绅和富商纷纷继续在前门地区出资建立会馆。行会组织是封建社会商人和手工业者为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业态分化而建立的, 明清时期行会组织开始模仿会馆这一社会普遍认可的组织形制, 并进行改造, 逐渐演化为商业行业会馆, 形成与士人会馆并行发展的格局[23,65–66]。民国时期, 民族资本主义兴起, 会馆的经济基础削弱, 商会、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等近代商业组织逐渐取代传统商业行业会馆[67–68]。
流动人口是会馆存在的社会基础, 体现为地缘和业缘的双重作用[18–19]。作为有效管理客居在京人口的组织形式, 会馆是嫁接封建城市与乡土社会管理制度的重要手段[22–23]。明永乐时期, 政治重心与商业重心分离, 来京之人多为各地士人及地域性商帮[69], 同籍士人和商人由于地缘相同、功能相同或互补而联系紧密, 会馆主要以地缘作为连接纽带。清代, 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 地缘同乡纽带随之加强, 会馆选址具有历史继承性, 如湖广籍和陕西籍会馆仍然延续明代选址, 多分别在鲜鱼口和宣南区域继续扩张, 云南籍和贵州籍等清代新设会馆也趋向选址于宣南。同时, 行业共同利益促使业缘关系突破地缘主导模式, 例如清代前门地区商业行业会馆新增较多。民国时期, 自然灾害导致灾民无家可归, 兵宰匪祸导致难民逃往他乡, 社会发展带来非农人口流动[70], 地缘关系遭到严重的削弱, 业缘关系也发生一定的转变。
图7 民国北京新增会馆核密度分析结果
Fig. 7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newly established guild halls in Beijing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城市营建为会馆增长提供良好的空间基础, 主要体现在水陆交通和功能分区。新增会馆往往倾向选址于水陆交通优越和功能联系紧密的区域。明初改建北京城, 路网向南拓展, 西部广安门为各省陆路进京要道, 同时漕运开通, 东部广渠门和东便门为水路进京要道, 崇文门以东成为运送漕粮、往来都城的必经之路, 并设有总税关[71–72]; 新的商业中心出现, 前门地区形成新的全城性商业中心“朝前市”[73–74], 皇帝仅在宫城理政, 会馆多集中于宫城附近。清代, 路网沿袭明朝旧制, 道路改造后, 广安门陆路交通地位强化, 漕运则基本上继承原有水系, 东便门外的大通桥时为清代漕粮集散之地, 崇文门依然延续前朝的税关[71–72]; 前门地区作为各地商人来京汇聚之区, 在朝前市基础上形成前门商业区, 同时圆明园和颐和园等皇家园林及离宫的建成, 使理政空间的重心向西北郊转移[73–76], 大量士人聚集于有交通优势的宣南。民国时期, 路网逐渐从传统道路格局向现代通达结构转变, 铁路开通后逐渐成为陆路交通的枢纽, 漕运逐渐衰落, 会馆选址的交通条件发生变化; 内城功能分区随政权更迭发生转变, 中部的官署和皇室区域变成政府机关和文化教育机构, 东部集中了外国使馆、要员住宅和新兴商业中心等, 西部则保留更多传统的胡同、四合院以及商业和手工业[76]。
图8 民国北京新增会馆街巷分布密度分析结果
Fig. 8 Street and alley distribution density analysis of newly established guild halls in Beijing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从发生学视角看, 明、清至民国 3 个时期北京会馆增长的空间过程并非单一因素所致, 而是多种因素通过不同的机制交互作用的结果。制度政策、商品经济、流动人口和城市营建作为会馆增长的政治动力、经济支撑、社会纽带和空间依托, 共同塑造会馆的分布特征和演变趋势, 推动会馆经历“明代萌芽期–清代兴盛期–民国衰退期”的完整生命周期。
核密度分析结果表明, 新增会馆集中分布于士人集中、商业繁荣、人口流动频繁的地方。明代, 前门区域(尤其是鲜鱼口片区)会馆分布最为密集, 宣南地区的琉璃厂、校场口和法源寺片区次之。清代, 宣南地区法源寺片区最为密集, 琉璃厂、校场口、鲜鱼口和大栅栏片区次之。民国时期, 会馆呈现分散式集中的特征, 内城分布密度首次超越外城, 内城西部最为密集, 宣南地区次之。街巷分布密度结果表明, 新增会馆多分布于交通便捷的大街及靠近大街或者水系的胡同, 明代的高庙胡同、清代的丞相胡同和民国的内城城根西大街及北大街分布最为密集。明代, 科举制度趋于成熟, 商品经济萌芽, 行会组织开始转型, 密度高的鲜鱼口片区属于前门“朝前市”商业区, 漕运开通, 交通便利, 人口密集。清代, 科举制度强化, 实行满汉分城管理政策, 商品经济积累, 行会组织进一步发展, 人口流动规模扩大, 密度高的宣南地区交通便捷, 是士人聚居地和士人文化兴起区域。民国时期, 科举制度和满汉分城管理政策取消, 民族资本主义产生, 密度高的内城西部更靠近孕育大量会馆的宣南。
从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看, 明清时期新增士人会馆与商业行业会馆空间分布显著相关, 明显存在高–高、高–低和低–高 3 类聚集区。明代, 两者在正阳门南高–高聚集的同时, 各自向宣武门南及崇文门南北集聚, 分别形成高–低聚集区及低–高聚集区。清代, 两者仍然在鲜鱼口高–高聚集, 士人会馆在宣南区域的进一步集聚扩大了高–低聚集区的范围, 并在周边衍生出低–高聚集区。具体来看, 在明代, 鲜鱼口和大栅栏等高–高聚集区是局部聚集的典型代表, 同籍士人和商人倾向于在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和人口密集的繁华区域设置两类会馆, 商人需借助士人的政治影响力, 士人需依赖商人的经济支持[21–23]。以山西会馆为例, 晋商与同籍士人在明代高–高聚集区设有多处两类会馆。崇文门南北的低–高聚集区域是局部排斥的典型, 崇文门是重要的商贸流通节点, 崇文门内分布有台基厂、文思院、草场、禄米仓、宝源局和盔甲厂等官办工坊及仓储区, 崇文门外分布有米市口、金鱼池和文昌宫等[56], 商业氛围相对浓厚但相对缺乏政治与文化资源, 吸引大量商业行业会馆的入驻。在清代, 鲜鱼口片区的高–高聚集区和宣南的高–低聚集区分别是局部聚集与排斥的典型。该时期科举制度的强化及满汉分城的政策, 使得士人集聚速度远超商业发展, 士人会馆的扩张速度远超商业行业会馆, 造成高–低聚集区的显著扩大与高–高聚集区的显著收缩。鲜鱼口片区在明代基础上日益繁茂, 逐渐发展为综合性的商业中心[73–74], 两类会馆在此进一步聚集; 而宣南此时明确形成较大规模的士人聚集 区[22–23], 文化资源密集, 商业设施与氛围稀疏, 士人会馆集聚, 商业行业会馆稀疏。
图9 明、清至民国北京新增会馆中心数中心演变
Fig. 9 Evolution of the mean center of newly established guild halls in Beijing from the Ming to the Republican period
从中心数中心分析结果看, 明、清和民国新增会馆中心的迁移呈现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整体趋势。士人会馆中心迁移趋势与总体基本上一致; 商业行业会馆中心迁移方向与总体一致, 但迁移幅度较小, 仅在前门地区移动。具体来看, 3 个时期中心数中心的迁移过程依次贯穿会馆文化萌芽、兴盛和衰退的全过程, 也见证 3 个时期北京城制度政策、商品经济、流动人口以及城市营建发展的历史轨 迹[19–22]。士人会馆的建立为同籍子弟应试和官绅聚会等提供了合适的城市功能空间, 其中心数中心两次迁移的关键原因是制度政策的更迭, 分别对应科举制度的强化与取缔以及满汉分城管理政策的设立与取消, 与北京作为首都的政治属性相符[22–23]。明、清时期的商业行会模仿士人会馆的组织和管理形式来强化商人群体的凝聚力, 3 个时期商业行业会馆中心仅在前门地区移动的关键原因应为明清商品经济的不断积累, 前门地区从明代的朝前市到清代的前门商业区乃至民国, 一直是北京城最大的商业中心[73–74]。
北京会馆是承载历史与文化的重要遗存。本文将发生学分析与 GIS 方法相结合, 对明、清和民国3 个时期北京会馆增长的发生过程及机制展开研究, 通过空间特征的表象, 更好地理解会馆这种特殊文化现象。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文将 GIS 分析与发生学分析相结合, 前者可以多尺度、精细化地展示会馆增长全周期的空间过程, 揭示阶段性特征与具体分布规律, 后者将会馆增长的共时态切片还原到历时态过程中, 提炼制度政策、商品经济、流动人口和城市营建 4 个关键因素, 对发生机制做过程性解释。在研究结果方面, 本文验证了既有研究中北京会馆增长的历史进程及成因, 并通过发生学分析, 深化对增长过程及发生机制的认知, 即不同历史时期四大因素如何交互作用并深刻影响会馆的增长过程及文化兴衰。本文验证了会馆空间分布及演变的定性规律描述和简单数量统计, 并通过 GIS 分析, 补充会馆增长周期的多尺度空间细节, 如各时期会馆在何片区、何条街巷分布密度最高。本文弥补了以往研究中仅关注会馆整体演变的局限, 识别出不同类型新增会馆(士人会馆与商业行业会馆)的局部集聚与排斥规律。本文提出会馆增长中心在前门、宣南和内城西部连续迁移的新观点, 并认为士人会馆中心迁移与总体趋势基本上一致, 商业行业会馆中心仅在前门地区摆动。从更广义的视角看, 会馆景观在北京老城中的生成与演变过程揭示了通过不断书写、重述与空间实践而得以延续的城市历史景观机制[77–78], 也为后续从“景观传写”的角度理解历史城市中的社会空间提供了具体案例。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79]和首都功能核心区规划(2018—2035)[80]提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丰富和拓展保护对象” “生动讲述老北京故事”等要求。北京老城会馆增长的空间发生学过程研究能帮助理解社会历史的宏观变迁, 并为 GIS空间分析方法应用于城市历史研究提供参考。未来可以进一步结合空间回归分析, 研究北京会馆与寺庙、民居和水系等多元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关系及影响机制, 探索省、府、郡和县等地区性会馆的时空演变规律, 亦可对比北京与上海等工商城市以及四川等移民城市会馆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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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Genetic Process of Guild Hall Growth in the Old City of Beijing during the Ming,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Abstract Adopting a genetic perspective and based on a GIS platform, this study integrates methods such as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street distribution density analysis, bivariat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mean center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formative processe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behind the growth of guild halls in the Old City of Beijing during the Ming,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The Ming dynasty represented the embryonic stage of guild hall development, the Qing dynasty the flourishing stage, and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 declining stage. 2) Guild halls were mostly established in areas characterized by concentrated literati activities, prosperous commerce, and frequent population mobility, with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s observed in the Xianyukou area near Qianmen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Fayuan Temple area in Xuann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western Inner City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3) New guild halls were mostly located along major streets or alleys close to main streets or waterways, with high concentrations in Gaomiao Huto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Chengxiang Huto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Chenggen West Street and North Street in the Inner City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4)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 newly established literati guild halls and commercial guild hall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Three types of clustering—high-high, high-low, and low-high—were observed. In the Ming dynasty, both types of guild halls formed a high-high cluster to the south of Zhengyangmen Gate while simultaneously spreading out to form high-low and low-high cluster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high-high cluster expanded from Xianyukou, accompanied by the growth of high-low and low-high clusters. 5) The spatial center of guild halls shifted overall from east to west and from south to north. The migration pattern of literati guild hall centers aligned closely with the overall trend, while the centers of commercial guild halls moved only within the Qianmen area. 6) Four major factors, namely institutional policy, commodity economy,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urban construction, interacted to shape the growth process and the cultural rise and decline of Beijing’s guild halls. These findings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ge-based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city’s historical spatial structure and highlight the potential of GIS for refined research on historic urban areas.
Key words guild halls; Old City of Beijing; GIS; genetics; historic space change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Republican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