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62卷 第1期 2026年1月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Vol. 62, No. 1 (Jan. 2026)

doi: 10.13209/j.0479-8023.2025.026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22LSB009, 21DTR049)资助

收稿日期: 2025–01–08;

修回日期: 2025–04–22

金中都西城墙南段附近古地貌研究——以丽泽商务区水头庄剖面为例

马悦婷 1 岳升阳 2,† 王洪波 3 白岩 1 苗水 4

1.首都博物馆, 北京 100045 ; 2.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3.北京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101; 4.济宁学院, 曲阜 273155; †通信作者, E-mail: yuesy@pku.edu.cn

摘要 选取北京建都之始的金中都西城墙南段附近 4 个自然剖面(长度约为 4.5m, 年龄约为 10.0kaBP), 进行沉积物光释光(OSL)测年、AMS14C 测年和沉积物粒度分析。结果表明, 该区域的沉积相可分为一级冲积平原相、二级河床亚相和河漫亚相以及河床、分支河道、边滩、河漫滩、泛滥滩地和低洼地 6 个三级微相; 地貌演化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约 7.0kaBP 以前为古㶟水发育阶段, 7.0~6.0kaBP 为故道中分支河道发育阶段, 6.0~4.5kaBP 为边滩和河漫滩发育阶段, 4.5~2.5kaBP 为泛滥滩地和低洼地发育阶段。该区域中部有约 0.9kaBP 的砂层透镜体, 推测为金中都护城河沉积。

关键词 金中都; 地貌演化; 护城河; 粒度分析

公元 1153 年, 金海陵王迁都北京, 从此北京成为王朝都城, 乃至全国的首都。金中都城是在古蓟城原址基础上建设的城市, 继承了唐幽州城和辽南京城的部分建筑风格, 其城市布局对“元明清”的城市设计有重要影响。因此, 研究金中都西城墙南段附近的古地貌环境, 对金中都遗址保护、金中都历史文化价值提升、金中都水系复原、金中都遗址公园建设和金中都城市考古具有重要价值。

金中都西南垣区域的遗址调查和考古研究源于19 世纪中晚期, 最早由俄国汉学家 Bretschneider[1]对此区域进行勘察, 在文献[1]的插图中可见凤凰嘴一带向北延伸的城墙遗迹。20 世纪初, 德国驻扎天津测量部绘制的《北京附近地图》[2]、英国南安普顿军需测绘处绘制的《北京地图》[3]、法国 Bouil-lard 绘制的《北京及附近图》[4]、顺直水利委员会绘制的《北京及其附近地图》[5]和日本内务部职房司绘制的《实测京师市郊地图》[6]中均可见 L 型城墙遗迹。20 世纪 20 年代, 日本学者那波利贞[7]根据前人的工作和大比例尺地图, 结合实地调研绘制《辽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拟定地图》, 其中可见故城土城遗址。此后, 奉宽[8]和朱偰[9]明确了西南城垣的位置。20 世纪 40 年代, 崇璋[10]和王璧文[11]对西城墙和凤凰嘴进行考察。据文献[10]记载, 从蝎子门到凤凰嘴有南北走向的巨大土壁, 疑为金中都西城墙。王璧文[11]通过对西南残址的测绘, 认为凰凰嘴土城是金中都城西南隅的遗址。20 世纪 50—80 年代, 阎文儒[12]、徐苹芳[13]和赵其昌[14]对西城墙和凤凰嘴进行调查。根据阎文儒[12]的调查结果, 20 世纪 50 年代还有许多西城墙残迹, 分布在马连道仓库、蝎子门、高楼村和凤凰嘴一带, 并存在一条与城墙平行的旧河道, 推测为西城墙护城河。20世纪 60 年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金中都的四至进行发掘和勘测, 明确金中都外城的西北角在军事博物馆南面的黄亭子, 西南角在丰台区的凤凰咀村[15]。1974 年, 赵其昌[14]对金中都城的城墙以及护城河遗迹进行调查时, 马连道仓库南尚存土丘, 到 20 世纪 80 年代, 大部分土丘已夷为平地, 城墙西侧可见南北走向的壕沟。2010 年, 在金中都城垣遗址内西南部发现兵营遗址; 2019 年, 金中都考古时发现位于高楼村段的西城墙、马面和护城河遗 迹[16]

该区域的地貌以及全新世以来古河道的科学考察和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北京地震地质会战。在研究北京平原全新世河道变迁的基础上, 张青松[17]、王乃樑等[18]、王挺梅[19]、杨景春杨景春. 用地质地貌方法研究北京平原全新世断裂活动//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办公室. 北京地震地质会战专题成果第四专题组(北京地震地质会战内部资料). 1982: 41–48、孙秀萍等[20–21]、赵希涛[22]和李华章[23]对该区域的地貌和古河道在宏观尺度上进行描述。上述研究表明, 全新世以来, 该区域位于古㶟水故道范围内。

综上所述, 以往历史和考古研究者偏重对遗迹的调查和研究, 地质和地貌研究者则偏重宏观尺度的研究, 皆缺乏对此区域的精细分析。本文以金中都西城墙南段附近 4 个地层剖面为样本, 对其主要层位进行光释光(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OSL)和 14C 测年, 对重点剖面进行粒度的多指标分析, 并结合遗迹考古资料, 揭示金中都西城墙南段附近古地貌环境的变化, 以期为金中都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凤凰嘴金中都西城垣西侧, 水头庄东, 原东管头地区(图 1), 处于永定河冲积扇上, 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 海拔约 46m。该区域地势低平, 泉水丰沛, 东有万泉寺泉水, 西有著名的水头庄凤泉, 属于凉水河的源头地区, 曾分布大量稻田。由于距永定河较近, 历史上常受到洪水威胁。公元 1153 年, 金朝迁都中都城, 中都城西南垣选址于此地, 城垣外侧有护城河, 近代仍然有遗迹, 称为“萧太后护城河”。近代以来, 当地为农田, 有水田也有旱田。随着改革开放后的城市扩展, 当地几乎完全被房屋覆盖。2010 年, 丰台区在此筹建金融商务区, 2011 年拆迁完成, 对场地进行人工平整, 在商务区东侧和南侧做了考古调查, 发现多处文物遗迹。2019 年, 在研究区北侧高楼村发现金中都外城护城河、城墙和马面等外城城墙体系。

2 样品采集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实地调查范围东至今金泽西路, 西至今平安幸福汇与金唐西联大厦中部, 南至今西营街, 北至今丽泽路。距该区域西南约 250m 出土明代寺庙遗址, 寺庙地基坐落于古㶟水的砾石层上。2011年, 北京市园林部门在该区域北部取土, 形成多处大型地层剖面。由于工程只在工地的中部和北部揭露出可调查的剖面, 导致该区域南部没有可供取样的剖面。我们考察了区域中部和北部的 4 个剖面, 剖面 1、剖面 2 和剖面 4 位于区域北部, 剖面 3 位于区域中部(图 1)。剖面 3 距寺庙遗址最近, 剖面 4 位于金中都城垣遗址之下, 剖面 1 和剖面 2 则反映金中都城垣外侧护城河的地层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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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区域位置及周边考古遗址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surrounding archaeological sites

采样剖面的岩性特征从上至下描述如下。

剖面 3 共出露 470cm, 从上至下可分为 6 层。

1)表土层, 距地表 0~70cm, 厚度约为 70cm, 为路土及杂填土。

2)黏土质粉砂层, 距地表 70~160cm, 厚度约为 90cm, 褐黄色。

3)粉砂质黏土层, 距地表 160~260cm, 厚度约为 100cm, 暗褐色至黑褐色, 自该层位向上向下沉积物粒度均逐渐变粗, 含螺壳和有虫孔。

4)黏土质粉砂层, 距地表 260~310cm, 厚度约为 50cm, 褐色, 含有虫孔。

5)粉砂–细砂层, 距地表 310~450cm, 厚度约为 140cm, 向下粒度逐渐变粗, 呈黄色。

6)砂砾石层, 砾石磨度较好, 以次圆状为主, 分选性较差, 含粗砂和中砂, 出露 10cm, 不见底。

剖面 4 共出露 350cm, 从上至下可分为 7 层。

1)表土层, 距地表 0~65cm, 厚度约为 65cm, 为杂填土及素填土。

2)黏土质粉砂层, 距地表 65~100cm, 厚度约为 35cm, 褐黄色, 含锈斑和虫孔。

3)粉砂质黏土层, 距地表 100~150cm, 厚度约为 50cm, 暗褐色, 含小砂礓和螺壳。

4)黏土质粉砂层, 距地表 150~210cm, 厚度约为 60cm, 褐黄色, 含锈斑和虫孔。

5)粉砂质黏土层, 距地表 210~275cm, 厚度约为 65cm, 褐黄色, 含锈斑、小砂礓、螺壳和有虫孔, 距地表 245cm 处有黏土质粉砂夹层。

6)粉砂–细砂层, 距地表 275~330cm, 厚度约为 45cm, 向下粒度逐渐变粗, 黄色。

7)砂砾石层, 砾石磨圆度较好, 以次圆状为主, 分选性较差, 含粗砂和中砂, 出露 10cm, 不见底。

本文重点对剖面 3 和剖面 4 进行分析。对野外剖面采集的样品分别进行粒度分析以及光释光和14C 测年, 以便全面地认识研究区全新世以来的沉积环境。将剖面 1 和剖面 2 做为辅助剖面, 进行光释光测年, 以便把握局部地层的年代差异。

剖面 3 的采样从距地表 80cm 人工堆积层底面开始, 往下每 10cm 间隔采样, 共获取 30 个样品。剖面 4 从距地表 20cm 处取样, 每 5cm 间隔采样, 共获取 64 个样品。

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地表过程分析与模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 RisΦTL/OSL-DA-20 型光释光自动测量仪进行光释光测年。用北京大学测量加速质谱仪 1.5SDH-1 进行 14C 测年, 并用树轮校正年代。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地表过程分析与模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 MS2000 粒度分析仪进行粒度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年龄

为建立剖面的年代标尺, 对 4 个剖面进行光释光测年, 其中剖面 1 采集 4 个样品, 剖面 2 采集 5 个样品, 剖面 3 采集 2 个样品, 剖面 4 采集 1 个样品。对剖面 3 和剖面 4 进行全样有机质样品的 14C 测年, 其中剖面 3 采集 3 个样品, 剖面 4 采集 3 个样品。光释光和 14C 的测年数据见图 2 以及表 1 和 2。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 各剖面光释光和 14C 测年结果与样品所处层位基本上吻合, 沉积物年龄随着深度的增加而递增, 与地层沉积顺序相符, 年龄增量与对应层位的厚度成正比, 表明测年数据基本上可信。光释光测年的中粒(45~63μm)、较粗粒(90~ 125μm)和粗粒(180~224μm, 200~250μm)样品中石英蓝光释光衰减的前 0.64s, 以对光晒退较敏感的快组分信号为主, 适宜应用单片再生剂量法(single aliquot regenerative-dose, SAR)进行等效剂量测量。通过对研究区邻近区域的地貌分析以及对剖面沉积特征的详细观察, 并整合多个剖面的数据信息, 我们发现在出露的 4.5m 深度范围内, 保存了约 10.0kaBP 以来的沉积物。其中, 剖面 1 和剖面 2 中第 3层细砂粒的光释光测年结果为 0.9~1.2kaBP。

3.2 粒度

沉积物的粒度特征是识别沉积环境的关键指标, 可以揭示沉积时的水动力条件和水位变化等信息[24]。本研究计算样品的平均粒径、尖度、分选系数和偏度[25–26], 并绘制粒度分布频率曲线和粒度概率累积曲线。粒度分布频率曲线可以直观地呈现沉积物的粒度组成, 粒度概率累积曲线可以揭示沉积物的搬运方式[27]。通过分析概率累积曲线的截点和分段特征, 可以判断沉积物的搬运方式(分为悬移、跃移和推移 3 种), 并推断每种搬运方式的占比, 各线段的斜率反映相应组分的分选程度, 斜率越大, 分选性越好[24]

表1 光释光测年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OSL dating

样品编号深度/mU/(μg·g−1)Th/(μg·g−1)K/(μg·g−1)含水量/%粒级/μm等效剂量/Gy年代剂量/(Gy·ka−1)年龄/ka JZD13.62.25±0.0812.6±0.461.83±0.1015.0±5.090~12524.6±8.92.87±0.18 8.6±3.1 45~6328.8±6.33.02±0.21 9.5±2.2 JZD23.71.78±0.0910.9±0.321.81±0.0715.0±5.0180~22427.9±2.22.66±0.1410.5±1.0 45~6331.4±2.62.90±0.1810.8±1.1 JZD32.61.29±0.074.95±0.21.90±0.0625.0±5.090~125 2.4±0.12.15±0.11 1.1±0.1 45~63 2.8±0.32.23±0.12 1.3±0.2 JZD42.31.81±0.098.49±0.271.81±0.0625.0±5.090~125 2.8±0.12.41±0.12 1.2±0.1 45~63 2.7±0.22.51±0.14 1.1±0.1 JZD53.80.62±0.053.30±0.162.18±0.0715.0±5.0200~25023.7±2.42.23±0.1210.6±1.2 JZD62.92.15±0.099.18±0.281.75±0.0625.0±5.045~6312.0±0.42.57±0.15 4.7±0.3 JZD72.11.68±0.086.44±0.231.81±0.0625.0±5.090~125 2.7±0.22.27±0.11 1.2±0.1 45~63 2.5±0.12.35±0.13 1.1±0.1 JZD81.82.17±0.099.58±0.291.98±0.0625.0±5.045~63 2.6±0.12.80±0.15 0.9±0.1 JZD91.31.85±0.098.46±0.261.76±0.0625.0±5.090~125 2.1±0.22.40±0.12 0.9±0.1 45~63 1.8±0.12.50±0.14 0.7±0.1 JZD104.00.96±0.064.68±0.22.01±0.0615.0±5.0180~22417.7±1.32.26±0.12 7.8±0.7 JZD112.02.63±0.1112.6±0.352.20±0.0725.0±5.045~6313.2±0.23.25±0.19 4.1±0.2 JZD123.01.83±0.097.98±0.252.04±0.0720.0±5.090~12518.6±0.62.66±0.14 7.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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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剖面照片、岩性和测年结果

Fig. 2 Profile photos, lithology and dating results

表2 14C 测年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14C dating

样品原编号样品材质14C年龄/kaBP LZDC1泥炭2.310±0.025 LZDC2泥炭4.185±0.030 LZDC3泥炭4.945±0.030 LZDC4泥炭2.630±0.025 LZDC5泥炭4.015±0.030 LZDC6泥炭4.725±0.040

研究区地层呈现显著的粒度变化特征, 从下部粗颗粒的砂和粉砂质砂向上逐渐变为黏土质粉砂, 属于正韵律层序。剖面沉积物搬运方式以跃移和悬移为主, 跃移与悬移的粒度截点在 3~4Φ 之间, 在悬移段的细端(11Φ 左右)存在明显的截点, 悬移细粒末端有很小的斜率较大的拖尾。在 Shepard 三角图解中, 剖面 3 和剖面 4 的粒度数据主要落在黏土质粉砂区域(图 3)。

剖面 3 的平均粒径为 2.98~7.80Φ, 平均值为5.74Φ (图 3(a)和图 4); 分选度为 1.49~4.73, 平均值为 2.64; 偏度为 −0.32~0.54, 平均值为 0.13; 尖度为0.72~1.99, 平均值为 1.09; 粒度分布频率曲线为单峰型、双峰型和多峰型; 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以三段式和四段式为主。

剖面 4 的平均粒径为 3.59~7.91Φ, 平均值为6.64 Φ (图 3(b)和图 5); 分选度为 1.99~3.55, 平均值为 2.48; 偏度为−0.42~0.51, 平均值为 0.08; 尖度为0.84~1.39, 平均值为 0.99; 粒度分布频率曲线为单峰型、双峰型和多峰型; 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以三段式和四段式为主。

上述沉积特征反映水动力作用逐渐变弱, 沉积环境为以分支河道和泛滥滩地为主的冲积平原。

4 讨论

4.1 地貌演化

通过野外观察和实验室分析, 研究沉积物的颜色、粒度以及沉积构造, 依此确定沉积相类型, 并且构建沉积相序列。如图 4 和 5 所示, 一级沉积相为冲积平原相, 二级沉积相涵盖河床亚相和河漫滩亚相, 三级沉积相包括河床微相、分支河道微相、边滩微相、河漫滩微相、泛滥滩地微相以及低洼地微相。

1)河床微相。分布于剖面底部, 未见底, 颜色为氧化色, 呈黄色–黄褐色。以砂砾石层和粗砂为主, 呈正韵律型, 自下而上粒度逐渐变小, 反映水动力较强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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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图引自文献[28]

图3 剖面 3 和剖面 4 的粒度结构分类

Fig. 3 Classification of grain-size structure of Profile 3 and Profi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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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剖面 3 的综合柱状图

Fig. 4 Comprehensive profile of Profi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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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剖面 4 的综合柱状图

Fig. 5 Comprehensive profile of Profile 4

2)分支河道微相。分布于河床微相之上, 呈氧化色, 主要为黄色–黄褐色。以砂和粉砂质砂为主, 自下而上粒度逐渐变小, 呈正韵律型, 平均粒径为2.98~3.76Φ。分选度中等到差(分选系数为 1.49~ 2.23), 正偏型(偏度为 0.29~0.54), 尖度为 1.37~1.99(窄尖到很尖窄)。粒度分布频率曲线为窄单峰型, 峰值在 2~3Φ 之间, 说明沉积物来源比较单一。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为三段式, 跃移组分占 60%~80%, 跃移斜率>60°。

3)边滩微相。分布于分支河道微相之上, 颜色为黄色–褐黄色。以砂质粉砂和粉砂质砂为主, 从底部向上粒度逐渐变小, 呈正韵律型, 平均粒径为3.59~4.92Φ。分选度中等到差(分选系数为 2.11~ 3.54), 正偏型(偏度为 0.15~0.32), 尖度为 0.93~1.38(中等到尖窄)。粒度分布频率曲线为双峰型, 峰值在 3~5Φ 之间。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为三段式和四段式, 跃移组分占 40%左右, 跃移斜率>60°。

4)河漫滩微相。动力作用减弱, 由河流水漫溢形成。以褐黄色为主, 有螺壳和锈色斑块。粒度在黏土质粉砂与粉砂质黏土之间, 平均粒径为 3.98~ 7.91Φ, 粗细颗粒多呈互层韵律, 分选性差到很差(分选系数为 1.95~2.66), 颗粒分布不均, 近对称型到正偏型(偏度为−0.05~034), 尖度为 0.86~1.26(以窄尖和宽平为主)。粒度分布频率曲线多为双峰型, 峰值在 4~6Φ 之间。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为三段式和四段式, 跃移组分占 20%左右, 跃移斜率>60°。

5)泛滥滩地微相。色杂, 以黄褐色–锈褐色为主, 有砂浆和锈斑。由黏土质粉砂或粉砂质黏土组成, 粒度变化频繁, 平均粒径为 5.07~7.13Φ, 分选性很差(分选系数为 2.51~4.73), 负偏型到正偏型(偏度为−0.32~0.27), 尖度为 0.80~1.11(以中等到宽平为主)。粒度分布频率曲线为多峰型和双峰型, 峰值在 4~8Φ 之间。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为四段式和五段式, 跃移组分占 30%左右, 跃移斜率<60°。

6)低洼地微相。暗褐色–黑褐色, 有植物残体和螺壳, 由粉砂质黏土组成, 反映水动力较弱。平均粒径为 6.30~7.80Φ, 分选性很差(分选系数为2.20~2.98), 近对称型到正偏型(偏度为−0.04~0.23), 尖度为 0.89~1.02 (以中等到宽平为主)。粒度分布频率曲线多为单峰型和双峰型, 峰值在 6~8Φ 之间。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为三段式和四段式, 跃移含量<10%, 跃移斜率<60°。

依据沉积物粒度特征和沉积年代, 将研究区的地貌演化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约 7.0kaBP 以前, 在永定河冲积扇上发育永定河主河道, 在研究剖面的底部(未见底)发育巨厚的砂砾石层。

2)7.0~6.0kaBP, 因河床摆动, 主河道改道后, 在废弃的河床上, 永定河古河道发育分支河道。

3)6.0~4.5kaBP, 永定河故道中广泛发育反映水动力条件减弱的边滩和河流滩地。

4)4.5~2.5kaBP, 在永定河冲积扇上发育反映水动力条件不稳定的泛滥滩地沉积, 在水动力条件较弱时, 由于静水进入较波动的水体中, 形成低洼地或浅洼地。

5)约 2.5kaBP 后, 剖面 3和剖面 4 地层缺失, 但在剖面 1 和剖面 2 中可以看出在 1.2~0.9kaBP 出现砂层, 推测为金中都护城河遗迹。

4.2 古地貌与古㶟水

早全新世晚期至 4.0~5.0kaBP 期间, 永定河古河道流经北京旧城西南一带, 当时河床宽度为 3~5km, 这条古河道被称为古㶟水[20]。古㶟水的南岸位于大红门一线, 北岸在北京旧城西南的北京城区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高台地一线。4.0~5.0kaBP 至约2.0kaBP, 永定河的一支干流流经后世的高梁河(现今称为古高梁河[29])一线, 此时古㶟水仍然存在。在北京城南面的广安门外小马厂和北京南护城 河[30]等地发现 4.0~5.0kaBP 至 2.0kaBP 的永定河古河道, 说明永定河曾在古高梁河与古㶟水之间来回摆动。

以往诸多调查(图 6)为上述论点提供了佐证: 丰台区怡海花园地下砂层中的木头 14C 测年结果为7.220±0.010kaBP新近沉积土及其基础工程条件的区域性研究(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合同研究项目报告). 报告三: 北京平原区永定河水系古河道研究.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 2004; 小马厂地下砂层之上的黑泥层测年结果为 4.540±0.040kaBP[30]; 右安门外金中都水关地下砂层的热释光测年结果为 5.720±0.498 kaBP; 古莲花池北京西站地下 2.5m 处砂层 14C 测年结果为 9.660±0.450kaBP, 其地下淤泥层的测年结果为 6.125±0.175kaBP[31]; 右安门外鹅凤营地下4.3~4.7m 的淤泥层 14C 测年结果为 4.530±0.090 kaBP; 今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原北京第二热电厂)地下 4.3~4.7m 处淤泥的 14C 测年结果为 3.595 ±0.100kaBP。与上述测年结果对比, 广义大厦古㶟水东北侧古高地的研究结果表明, 早在 12.0~7.5kaBP 时期, 这里就已经形成陆地, 之后逐渐发育成蓟城高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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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研究区与古㶟水的地貌关系

Fig. 6 Relationship of the landforms between the study region and the ancient Leishui River

综合该区域的诸多研究成果来看, 永定河主河道古㶟水在这一区域结束的时间是 7.0~6.0kaBP, 此后, 永定河主河道再未经过此地。这一结论与古莲花池剖面的研究结果中主河道的结束时间[31]一致, 二者应该属于同一时期的古㶟水。

另外, 在距离剖面 3 北侧约 10m 的砂砾石层中, 存在宽度约为 2m 的淤泥层沉积, 意味着古㶟水主河道结束后, 扇间洼地、河流边滩、漫滩、泛滥滩地以及湖沼等的沉积物在河流故道中广泛分布, 其中面积较大的便形成古莲花池, 面积较小的则形成众多低洼地。

4.3 金中都护城河遗迹

金中都护城河始建于 1151 年, 金亡后渐趋湮没[21,33]。2019—2020 年, 考古部门在高楼村南发掘出金中都西护城河遗迹, 其位置在剖面 1 与剖面 2正北方约 250m 处。护城河考古剖面的 HG③层为不含文化遗物的细砂层[33], 推测为元代金口新河开挖后引发的一次洪水所致。依据护城河遗迹的精确位置以及剖面沉积深度和沉积相序[33], 判断其极有可能与本研究的剖面 1 和剖面 2 中砂层属同一层位。然而, 剖面 1 和剖面 2 的光释光测年结果约为0.9~1.2kaBP, 相对偏早。究其原因, 水成沉积物的年龄之所以常被高估, 往往由于光释光信号重置不完全, 导致晒退过程不充分[34–35]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金中都西城墙南段附近 4 个地层剖面主要层位的光释光和 14C 测年以及对该区域的地貌考察, 综合分析剖面沉积物粒度变化特征以及沉积年代, 得到如下结论。

1)剖面从下至上, 沉积地层为砾石层–细砂粉砂层–粉砂质黏土层–黏土质粉砂层, 表现为连续二元结构的正韵律型, 呈现从河流相沉积向漫滩相沉积的转变, 沉积环境从永定河河道转变为河旁滩地, 成为受永定河洪水影响的冲积平原。

2)剖面 1 和剖面 2 砾石层中砂透镜体的光释光测年结果为 10.0~9.0kaBP, 说明该砾石层形成于全新世初期, 沉积水体属于全新世古㶟水故道的范围。此后古㶟水迁移他处, 该地的河流过程结束, 此后永定河主河道再未经过该地区。

3)约 5.0kaBP 以来, 在当地古㶟水故道中发育漫滩相沉积, 河流故道演变成潮湿的平缓低地。明代古庙即建筑于此地层基础上, 由于古庙的塔基较深, 故穿过由漫滩相沉积形成的黏性土层, 直接坐落于古㶟水的砾石层上。

4)金中都西城垣西侧的剖面 1 和剖面 2 处于南北向的直线上, 剖面中黏性土层都含南北走向的粉砂–细砂层透镜体, 东西宽度大于 30m, 光释光年龄为 1.2~0.9kaBP, 其上面的黏性土层年龄为 0.9~0.7kaBP。考虑到光释光测年存在一定的误差和不确定性, 推测这些粉砂–细砂层透镜体为金中都护城河遗迹。

参考文献

[1] Bretschneider E V.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es on peking and its environ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5: 11–181, 307–322, 377–401

[2] Reichsamt für Landesaufnahme. Peking und umgebung [EB/OL]. (2012–02–22) [2024–11–07]. https://upload. 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d/d3/Beijing_1907_Vicinity_DE.jpg

[3] The Ordance Survey Office Southammpton. Peking [EB/OL]. (2012–02–23) [2024–11–07]. https://upload. 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0/01/Beijing_1926_GBWO.jpg

[4] Bouillard G. Carte des environs de Peking-Peking (sud) [EB/OL]. (2021–04–19) [2024–11–07]. https://www. geog.hku.hk/post/mcn04

[5] 华北水利委员会. 顺直水利委员会实测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北京及其附近//岳升阳. 侯仁之与北京地图. 北京: 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207

[6] 日本内务部职房司测. 实测京师市郊地图//岳升阳. 侯仁之与北京地图. 北京: 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103

[7] 那波利贞. 辽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下). 刘德明, 译. 中和月刊, 1942, 3(1): 80–98

[8] 奉宽. 燕京故城考. 燕京学报, 1929(5): 140–166

[9] 朱偰. 辽金燕京城郭宫苑图考. 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 1936, 6(1): 49–81

[10] 崇璋. 辽金土城谈. 中和月刊, 1941(12): 68–73

[11] 王璧文. 凤凰嘴土城. 文物参考资料, 1958(8): 50, 60–61

[12] 阎文儒. 金中都. 文物, 1959(9): 8–12

[13] 徐苹芳. 古代北京的城市规划//侯仁之. 环境变迁研究(第一辑).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4: 115–121

[14] 赵其昌. 金中都城坊考//赵其昌. 京华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152–174

[1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金中都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考古四十年. 北京: 燕山出版社, 1990: 160–163

[16] 丁丽娜. 金中都考古工作回顾、认识与展望. 北京文博文丛, 2020(3): 85–89

[17] 张青松. 水系变迁与新构造运动: 以北京平原地区为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地理集刊 10 号(地貌).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6: 71‒82

[18] 王乃樑, 杨景春, 徐海鹏, 等. 北京西山山前平原永定河古河道迁移变形及其和全新世构造运动的关系//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 第三届全国第四纪学术会议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2: 179–183

[19] 王挺梅. 北京地区近代构造与地震活动的初步研究. 地震地质, 1979, 1(6): 38–45

[20] 孙秀萍, 赵希涛. 北京平原永定河古河道. 科学通报, 1982, 27(16): 1004–1007

[21] 孙秀萍. 北京城区全新世埋藏河、湖、沟、坑的分布及其演变//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史苑编辑部. 北京史苑(2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5: 222–232

[22] 赵希涛. 北京平原 30000 年来的古地理环境演变. 中国科学(B辑), 1984, 14(6): 544–553

[23] 李华章. 北京地区第四纪古地理研究.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95: 23–40

[24] 任明达, 王乃樑. 现代沉积环境概论.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5: 8–26

[25] Folk R L, Ward W C. Brazos River Bar: a study in the significance of grain size parameters. Journal of Sedi-mentary Research, 1957, 27(1): 3–26

[26] 成都地质学院陕北队. 沉积岩(物)粒度分析及其应用.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76

[27] Visher G S. Grain size distributions and depositional processes. Journal of Sedimentary Petrology, 1969, 39 (3): 1074–1106

[28] Shepard F P. Nomenclature based on sand-silt-clay rations. Journal of Sedimentary Petrology, 1954, 24(3): 151‒158

[29] 岳升阳. 中轴线与北京古河道.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23: 49–79

[30] 岳升阳, 苗水. 北京城南的唐代古河道. 北京社会科学, 2008(5): 96–100

[31] 徐海鹏, 岳升阳, 石宇, 等. 莲花池环境特征及其保护. 水土保持研究, 2001, 8(2): 18–23

[32] 岳升阳, 苗水, 徐海鹏. 北京古蓟城城址古地貌环境演变研究.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47 (5): 845–852

[33]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金中都(2019–2020)城墙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3

[34] Wallinga J. 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dating of fluvial deposits: a review. Boreas, 2002, 31(4): 303–322

[35] Rixhon G, Briant R M, Cordier S, etal. Revealing the pace of river landscape evolution during the Quater-nary: recent developments in numerical dating metho-ds.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17, 166: 91–113

Paleogeomorphology Near the Southern Section of the Western City Wall of Jin Zhongdu: A Case Study of Shuitou Village Profile in Lizhe Business District

MA Yueting1, YUE Shengyang2,†, WANG Hongbo3, BAI Yan1, MIAO Shui4

1. Capital Museum, Beijng 100045;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3.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ng 100101; 4. Jining University, Qufu 273155;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yuesy@pku.edu.cn

Abstract Four natural sedimentary profiles (with a length of approximately 4.5 m and an age of around 10.0 kaBP) were selected in the vicinity of the southern section of the western city wall of Zhongdu of the Jin Dynasty, the earliest capital of Beijing. Sediment 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OSL) dating, 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 (AMS) ¹⁴C dating and grain size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on the profi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dimentary facies in this are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hierarchical levels: the first-order alluvial plain facies, the second-order riverbed subfacies and floodplain subfacies, as well as six types of third-order microfacies including riverbed, distributary channels, point bars, floodplains, flooded lands and low-lying lands. The geomorphic evolution of the area is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stages: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ancient Leishui River before approximately 7.0 kaBP, the branching channel development stage within the paleochannel from 7.0 to 6.0 kaBP, point bars and river floodplains development stage from 6.0 to 4.5 kaBP, and the flooded land and low-lying land development stage from 4.5 to 2.5 kaBP. A sand lens with an age of about 0.9 kaBP is present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area, which is inferred to be the sediment of the moat of Zhongdu of the Jin Dynasty.

Key words Jin Zhongdu; geomorphological evolution; moat; grain size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