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动态评价及生计策略优化研究—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Vol. 61, No. 6 (Nov. 2025)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动态评价及生计策略优化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1.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贵阳 550001; 2.贵州省喀斯特山地生态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贵阳 550001; †通信作者, E-mail: fa6897@163.com

摘要基于贵州省 734 份搬迁移民入户调查数据, 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五大生计资本中选取 17 个指标, 构建搬迁移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 用于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中移民生计资本的动态变化, 探析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 1)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 不同安置点类型移民家庭生计资本的变化有差异, 其中县城安置点移民生计资本的改善效果最明显, 2019—2022 年生计资本达到较好及以上水平的移民家庭增加 55.04%; 2)社会资本是影响生计资本综合变化的最大贡献维度(最低影响幅度为 38.87%), 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是最大障碍维度(最高影响幅度分别为 12.78%和6.71%), 也是移民进行生计策略选择时需重点关注和考虑的维度; 3)根据生计策略类型转变特征以及移民家庭人均经济收入的差异, 发现集镇安置点移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最大, 达到 59.05%, 县城安置点移民家庭整体改善效果则更为扎实和稳定。据此, 针对性地提出加大中心村耕地保护、促进集镇移民消费和加强县城移民生计资本管理等生计策略优化对策。

关键词 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 易地扶贫搬迁; 动态评价; 路径优化; 贵州省

21 世纪伊始, 我国为开展扶贫工作和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十三五”计划期间, 针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贫困人口, 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统领, 坚持搬迁与脱贫“两手抓”,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 易地扶贫搬迁的工作重点全面转向后续扶持。移民面对生计资本的变化, 重新组合、优化, 得出新的生计策略, 保证“稳得住”生活。后续扶持旨在帮助移民因地制宜地探索新道路, 确保移民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 探究并解答移民生计资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生计资本的动态变化和调整对生计策略又产生了怎样的效应, 成为基础性且关键的一步, 有助于帮助政府从根源上理解移民的生计行为, 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后续扶持政策。

目前,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其中, 以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 SLA)最具代表性且应用广泛, 该框架认为易地扶贫搬迁改变了移民原有的生计资本组织和存量, 并导致依托于生计资本产生的生计策略发生改变[1]。其他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以下 4 个方面。

1)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影响。政府主导的生计空间再造, 旨在促进生计资本提升并重组, 切实改善移民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当移民进入一个新的可持续生计循环中时, 随着搬迁时间延长, 生计资本积累应越来越多[2–4]。但是, 部分研究者发现这种以行政效率为导向的扶贫治理模式忽略了移民的利益诉求, 政策和后续服务作用到移民身上的效果较差, 而移民的可持续生计水平取决于生计资本的存量增加以及政策红利的享受, 故移民部分生计资本实际上下降或消失[5–7], 与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有很大的差距[8]。

2)移民生计资本评价。多数学者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移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汪磊等[9]指出, 易地扶贫搬迁导致移民以土地为载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向以市场为依赖的生产生活方式演化, 移民生计资本增量更加明显, 内部构成更加均衡。各维度生计资本中, 人力资本提升贫困移民生计资本的作用最为显著, 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次之[10]。若引入主观满意度对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改进, 则移民生计资本综合值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其中物质资本和满意度明显上升, 但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所下降[11]。若将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思维与可持续生计分析相结合, 则发现生计资本直接决定生计恢复力的大小, 生计恢复力的大小又直接影响移民采用何种方式获取生产、生活资源[12]。

3)移民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分析。生计资本是促进移民转变生计策略、恢复可持续生计的关键[13]。移民在一定生计资本基础上实现生计策略的调整, 受到经济、社会和资产等多重因素的约束[14]。研究表明, 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移民在生计活动安排及收入构成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人力资本始终是影响移民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 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组合是移民生计策略从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的关键因素, 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组合对生计类型多样化的移民家庭有显著影响[15–16]。需要强调的是, 提升移民兼业化程度是解决移民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等关键问题的主要途径[17]。

4)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可持续生计强调在面临风险和压力时, 能够应对并抵御这些风险, 同时在遭受破坏后能够快速恢复, 维持甚至提高当前或未来的资本及能力, 但不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易地扶贫移民的生计面临诸多发展壁垒, 影响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较多且交互关系复杂[18]。若移民家庭未能做好充分的准备, 或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福利救助和政策补贴, 那么移民将在搬迁后面临各种返贫风险[19–20]。因此, 要积极拓宽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 增强移民参与社会组织的积极性, 借助金融手段来保障搬迁移民的资金需求, 实现可持续的脱贫致富[21–22]。

总的来看, 当前的研究更多地关注移民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等要素的变化过程, 且多以省域、县域等连片区域为研究对象, 缺乏从移民家庭特征着手的分类型、深层次、差异化阐释, 难以进行移民家庭生计资本改善及生计策略适应效果的动态对比, 也难以提出针对性的生计策略路径优化建议。

地处喀斯特山区的贵州省自然环境独特多样, 经济发展受困问题突出, 是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中搬迁规模最大、城镇化安置比例最高、万人以上安置点数量最多的省份。因此, 本文选取贵州省为研究区域, 在文献[11,23–24]的基础上进行以下拓展: 1)借鉴 SLA 基本框架, 利用入户调查访谈数据, 依据安置点类型对移民家庭进行分类, 并构建移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不同类型安置点移民家庭生计资本重组的效果; 2)识别影响移民家庭生计资本的关键因子, 揭示影响移民生计资本的动态机理; 3)梳理影响移民生计策略的生计资本的动态贡献, 针对不同贫困问题的移民, 提出生计策略优化建议, 助力贵州省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有效地衔接乡村振兴伟大目标。

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是中国西南喀斯特分布区的中心, 其可溶岩(以石灰岩和白云岩为主)分布面积占全省面积的 73%, 该省 88%的农村人口(贵州省 2022 年年末人口总数为 3856 万人, 其中农村人口为 1742 万人)分布在喀斯特地区, 突出的人地关系问题导致贫困问题尤其严重。为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问题, 政府大力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十三五”计划期间, 贵州省 192 万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包括157.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以中心村、集镇和县城为方向迁出大山。本文选择贵州省 33 个安置点(图1)为调查区, 开展移民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研究。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我们于 2019 年 10 月和 2022 年 10 月前往贵州省33 个安置点, 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 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进行入户问卷调研。首先, 与安置点工作人员进行座谈, 通过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然后, 开展“一对一”农户调研工作, 采用实地走访、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最后, 根据各安置点实际情况, 采用固定样本的方式确定移民样本, 进行追踪调查。2019 年 10 月发放问卷 901 份, 收回有效问卷 860 份, 有效率达到 95.45%。2022 年 10月追踪调研, 发放问卷 860 份, 收回有效问卷 734份, 有效率达到 85.34%。根据安置点所在位置的类型, 调查资料可分为中心村安置点的 55 份、集镇安置点的 65 份和县城安置点的 614 份。

2.2 研究方法

2.2.1 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生计资本是人类维持生存、摆脱贫困和寻求发展的各类资本的总称, 主要包括自然、物质、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25]。生计资本表征人类生计状况的基本内容, 其禀赋程度对农户家庭生计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自然资本涉及农户个体或家庭所依赖的自然资源[26], 物质资本则涉及生计所需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和基础设施[27], 金融资本指为了实现生计目标而存在的各类可支配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以及分红和贷款等资源[28], 人力资本指劳动力及其数量、健康状况以及知识和技能掌握能力等[29], 社会资本则包括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参与等资源。这些资本类型相互关联, 共同构成个人或家庭维持生计和发展的基础[30]。

本研究结合各安置点的具体情况, 选取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五大生计资本及其细分的人均耕地占有量、家庭耐用消费品数量、家庭年总收入、劳动力数量和教育教学质量等 17 个指标, 构成研究移民生计资本评价的指标体系(表1), 旨在通过动态评价的方式, 以中心村、集镇和县城 3 种安置类型为着力点, 明晰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落成之后移民生计资本的动态变化, 寻找障碍因素, 理清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情况, 并针对不同的原因提出“一病一方”优化方案, 为巩固脱贫成果、紧抓后续扶持提供合理的建议。

2.2.2 生计资本评价

利用移民生计资本指标评价体系, 计算移民家庭自然资本 N、物质资本 P、金融资本 F、人力资本 H和社会资本 S的质量指数, 并划分等级, 以便更清楚地了解两期移民生计资本的变化。

首先, 选取赋值后的评价指标, 利用熵值法确定各维度细分评价指标的权重(表2)。步骤如下: 1)计算各细分指标下每个访问样本的赋值在总样本赋值中的比例 p; 2)计算每个 p值与其自然对数的乘积p×ln(p), 得到信息熵 h; 3)计算各细分指标 h的总和h总, 利用 h/h总得出各细分评价指标的权重。

然后, 计算各维度的综合得分:

式中, Z为移民生计资本各评价维度综合得分的总和; N, P, F, H和 S分别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综合得分,即

式中, 下角标 fj和 ij表示上述各评价指标对总评价维度的权重和分级赋值。

最后, 采用 Jenks 自然断点法, 对移民生计资本的综合得分进行分级, 避免抹平效应, 有效地剔除孤立点, 提高组内数据相似度, 并降低组间数据相似度, 从而将移民生计资本划分为较差、一般、较好、很好和非常好 5 个等级(表3)。

2.2.3 生计资本障碍因素的识别

为有效地识别影响移民生计资本动态变化的关键因素, 量化障碍数据, 厘清各细分指标对移民生计资本发展的影响机理, 引入障碍度模型:

其中, 障碍度 hj 表示评价指标对生计资本总得分的影响程度, 即生计资本障碍因素识别的结果; fj 表示各指标赋值后的权重; dj 表示各评价指标的赋值与生计资本目标值(100%)之间的差值。

说明: 政府补贴指低保、高龄补贴、养老金、残疾人补贴、特困供养金、生态补偿和退休金等补助收入, 下同。

2.2.4 生计策略的识别

生计策略是人类基于自身生计资本现状和未来生计发展的可能性, 为实现生计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和举措组合。因研究的背景、目的以及研究区域等的不同, 学界对生计策略有不同类型和角度的划分[31–36]。本文参考前人的研究结果, 结合各安置点类型的移民家庭特征, 选取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政府补贴和信用贷款 4 项指标, 用占家庭年总收入比例最大的收入来源代表家庭主要生计策略类型, 据此将生计策略划分为非农经营型、务工工资型、补贴依赖型和信贷依赖型 4 类(表4)。

2.2.5 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生计资本存量和组合状况从根本上决定采取何种生计策略。因此, 本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分析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 厘清影响生计策略的生计资本各细分指标的动态贡献机理, 以便针对性地优化路径选择。具体做法是, 将上述移民生计策略分类赋值为 1～4, 匹配到两期 3 类安置点各细分评价指标分级赋值表中, 利用 GraphPad Prism 构建模型来进行数据处理, 得到各评价指标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显著性分析结果。

3 结果分析

3.1 移民生计资本评估

与 2019 年相比, 2022 年移民生计资本稳定提升(表5)。2019 年 55 个中心村安置点样本中, 生计资本处于较差等级的有 24 户, 有 16 户处于一般等级, 至 2022 年, 已有 78.19%的样本转为较好及以上等级。与中心村相比, 集镇和县城安置点 2019 年的生计资本较高。65 户集镇安置点移民家庭中, 只有 9户处于较差等级, 占样本总量的 13.85%, 有 28 户处于一般状态, 占样本总量的 43.08%。614 户县城安置点样本中, 有 376 户生计资本处于较差和一般等级, 占样本总量的 61.23%。季天妮等[24]发现, 2020 —2021 年, 移民逐步适应搬迁生活, 通过利用周边资源, 生计稳步提升, 增长幅度较大。因此, 2022年的追踪调查结果表明, 集镇安置点中已无较差等级生计资本的移民家庭, 有 83.08%的移民家庭生计资本处于较好及以上等级, 县城安置点中生计资本处于较好及以上等级的移民家庭占比高达 93.81%。

2019—2022年期间, 虽然 3 类安置点的生计资本均显著提升, 但改善幅度存在差距, 其中县城安置点生计资本的改善效果最明显。一方面, 2019 年中心村、集镇和县城在自然环境、物质生活环境以及医疗教育等方面存在差异, 因此发展起点存在很大的差距, 当用统一的标准衡量生计资本时, 相对贫困的中心村安置点处于劣势。另一方面, 移民刚完成搬迁时处于恢复和休养状态, 各安置点的发展潜力也开始分化, 县城安置点因先天禀赋较好且后期投入较大, 在各方面积累了更强的优势, 从而推动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实现更显著的改善。

3.2 移民生计资本的障碍因素

本文采用障碍度最大时贡献最大的求异思维方式, 根据式(7)计算得出影响移民生计资本的各维度障碍度指数, 通过诊断得出影响移民生计资本的各细分指标中的关键因子(表6)。

2019—2022年期间, 移民生计资本影响因素中贡献最大的是社会资本维度, 贡献最小的(即最弱势资本)是物质资本, 然后是自然资本。2019 年, 中心村安置点的移民家畜产品存栏数量少, 参与技能培训次数少, 虽然保持原有耕地劳作, 但耕地质量较差, 对移民生计发展贡献较小[11]; 集镇安置点有部分移民家庭回迁耕作, 因此流转土地少, 且由于家畜饲养不再适于家庭发展, 家畜存栏数量较少, 同时由于消费水平提高, 但家庭经济收入没有明显增加, 尤其在合作社分红方面存在较明显的不足, 因此家庭耐用消费品数量较少, 并且集镇的合作社分红与教育教学质量两个方面不能满足其需求; 县城安置点的移民生活环境优化, 依靠政府较高的补贴和外出务工, 生活质量提高, 但由于初入安置点, 社会关系网络简单, 可利用性不高。2022 年, 中心村安置点移民占有耕地的质量不断降低, 合作社分红减少, 参加培训次数减少, 从培训中获得的有利资源也减少, 但社会关系更加融洽, 并对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落实政策的要求更高; 集镇安置点的合作社分红极大地影响金融资本, 且流转土地减少和耕地质量降低导致移民自然资本减弱, 并对文化、体育和娱乐设施的品质产生更高的需求; 县城安置点的移民由于不方便耕地, 需要通过流转土地来提高自然资本, 同时在合作社分红、就业技能培训和政府工作人员办事效率方面也存在迫切的需求。

3.3 移民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

由于生计资本的分裂、重组和优化, 移民生计策略的选择导向发生转变(表4)。2019 年, 中心村安置点的移民家庭收入主要依赖外出务工, 少数依赖政府补贴和信用贷款, 无非农经营类型生计策略, 至 2022 年, 新增 3.64%的家庭开始创业经商, 拓宽收入来源渠道。集镇安置点移民家庭 2019 年的生计策略选择与中心村移民家庭类似, 至 2022 年, 非农经营类家庭占比有小幅度(3.08%)的上升, 依赖信用贷款增加收入的移民家庭占比增幅(达到 6.15%)相对于中心村安置点更加明显。2022 年, 县城安置点非农经营类家庭较多, 依靠务工增加收入的家庭占比增加 9.61%, 补贴依赖型家庭增加 0.16%, 信贷依赖型家庭减少 9.93%。这些变化与 2020—2021 年非农就业机会的持续增长以及补贴依赖型移民显示出向更多样化生计模式转变的趋势[37]一致。

通过两年情况的对比可以发现, 3 类安置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增加幅度存在明显的差异, 中心村安置点上涨 28.91%, 县城安置点上涨 31.82%, 集镇安置点则达到 59.05%。结合表5 可以证明, 集镇安置点移民采取的生计策略以及政府实施的后续扶持政策致使移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较快, 县城安置点的家庭收入虽然增长速度不如集镇安置点, 但生计资本提升更明显, 表明其转变更加深刻、稳定和持续。

4 讨论

基于上述分析, 进一步针对不同生计资本维度各细分指标对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进行显著性分析, 明确何种生计资本组合适合何种生计策略, 从而进一步进行路径优化, 保证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扶持措施高效实施。利用 GraphPad Prism 软件, 对 3 类安置点移民家庭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7 所示。

生计资本的分裂与重组能有效地提升移民的经济自给能力和生活质量, 但在生计资本转变带来的生计策略转型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1)中心村安置点移民原有耕地质量不断降低导致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不足, 虽然大多依赖外出务工和政府补贴, 但缺乏多元化收入来源, 导致家庭收入增长缓慢; 2)集镇安置点合作社分红不足, 土地的流转存在一定的困难, 影响家庭经济状况, 同时移民对部分基础设施存在更高的要求; 3)县城安置点虽然生活质量较高, 但社会关系网络薄弱, 影响资源利用效率。为此, 需从以下 3 个方面构建生计策略优化路径, 实现安置点移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1)中心村安置点移民生计策略路径的优化。在中心村安置点移民生计策略选择过程中, 2019 年物质资本起到显著性作用, 2022 年移民家庭生计策略进行转变和重新裁定, 自然资本被考虑其中, 与物质资本共同发挥作用。中心村移民在安置初期大多选择外出务工, 经过 3 年的资本转换和沉淀, 部分家庭在资本稳定且有余的情况下选择经商等非农性质的生计, 但由于占有和流转的土地质量下降以及家畜存栏数量减少等问题, 致使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严重地妨碍家庭生计策略的转型与长期稳定发展。可以采取以下优化措施: ①发展适合中心村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的特色产业(如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 促进中心村经济社会发展, 稳固并提高中心村移民家庭的物质资本, 形成良性循环; ②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 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品牌建设, 不仅可以增加移民的就业机会, 也可以提高中心村的经济收入水平, 提升集体经济效益, 促进合作社分红, 更重要是改善中心村耕地质量,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 确保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的“三位一体”协同发展。

2)集镇安置点移民生计策略路径的优化。在集镇安置点移民生计策略选择过程中, 五大生计资本未显示显著性的影响特征, 表明无论是在安置初期还是在 4 年动态调整过程中, 移民的生计资本组合均符合其家庭生计策略结构, 促使集镇安置点移民家庭人均收入 4 年间增长 50%以上。但是, 结合生计资本变化特征, 集镇安置点存在合作社分红在极大程度上影响金融资本的问题, 且流转土地减少和耕地质量降低导致移民的自然资本较弱, 文化、体育和娱乐设施也有待优化和完善。可以采取以下优化措施: ①若移民家庭原本从事农业生产, 可以考虑搭建线上平台, 发布土地流转信息, 以便增加土地流转量或在集镇周边发展特色农业, 利用集镇的市场渠道进行销售; ②政府积极提供货物交流市场, 优化批发市场等基础设施, 鼓励有条件的移民家庭进行消费品的更新换代, 将替换下来的消费品二次出售, 形成资源变资产的良性循环; ③增加多样化的文化、体育和娱乐设施, 改善设施质量, 提升服务水平。

3)县城安置点移民生计策略路径的优化。县城安置点移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中, 2019 年尚无任何因素构成显著性影响, 经过 4 年的生计资本重组和优化, 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成为影响移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这表明县城安置点移民在适应城镇化生活后, 开始追求生活品质, 寻求更优的经济发展策略, 同时, 对生活环境(包括教育、医疗和人居环境等)产生更高的要求, 也更积极地响应国家政策, 因此, 要求政府工作人员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可以采取以下优化措施: ①政府为移民家庭成员提供充足有效的技能培训, 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 增强就业竞争力, 使其在县城找到更加稳定和对口的工作岗位; ②培养、严选、引进青年人才, 保证其具备一定水平的专业素养、综合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 确保移民尽快熟知并利用县城中各类社会资源(如公共服务、社会组织和政府扶持等), 为移民家庭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③搭建“村镇县”合作交流平台, 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推动“一二三四”产业、“村镇县”融合发展。

5 结论

本研究选取贵州省作为易地扶贫搬迁代表, 基于入户调查访谈数据, 依据安置点类型对移民家庭进行分类, 通过构建移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不同类型安置点移民家庭生计资本的重组架构, 识别影响移民家庭生计资本的关键因子, 并通过梳理影响生计策略的生计资本的动态贡献机制, 针对性地提出生计策略优化的合理建议。本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 移民家庭生计资本的改善状况在不同类型的安置点之间存在差异。中心村、集镇和县城 3 类安置点 2019 年移民家庭生计资本处于较好及以上等级的分别有 15 户、28 户和 238户, 2022 年分别增加到 43 户、54 户和 576 户, 生计资本等级有所提升的移民家庭占比分别为 50.92%, 39.99%和 55.04%, 表明县城安置点移民生计资本的改善效果最明显。

2)在影响移民家庭生计资本变化的各维度中, 社会资本的贡献最大, 最低影响幅度为 38.87%; 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是最大障碍维度, 最高影响幅度分别为 12.78%和 6.71%, 也是移民进行生计策略选择时需重点考虑的生计资本维度。

3)集镇安置点移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最快, 两期对比提高 59.05%, 虽然县城安置点家庭收入的增加幅度不如集镇安置点, 但生计资本的提升最明显, 表明其生计策略的转变整体上更加扎实和稳定。

不同类型安置点的自然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 未来的工作中需根据各类安置点的自然环境状况, 结合 3S 技术来反映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实施中自然环境禀赋对移民生计资本发展的微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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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Evaluation of Livelihood Capital and Optimization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 for Migrants Relocated for Poverty Alleviation:A Case Study of Guizhou Province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2. Cultivation Base of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Karst Mounta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uiyang 550001;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fa6897@163.com

Abstract Based on the household survey data of 734 relocated migrants in Guizhou Province, this study selects 17 indicators from five major livelihood capitals, namely, natural capital, physical capital, financi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to construct a livelihood capit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elocated migrants. Using the system, we evaluate the dynamic change of migrants’ livelihood capital in the relocation projec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 selection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ifferent types of resettlement sites lead differences in the changes of livelihood capital of immigrant families in the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Among them,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f the immigrants in the county settlement is the most obvious. From 2019 to 2022, the number of immigrant families with better and above levels of livelihood capital increased by 55.04%; 2) Social capital is the largest contribution dimension affecting the comprehensive change of livelihood capital, with a minimum impact of 38.87%; natural capital and material capital are the biggest obstacle dimensions, with the highest impact of 12.78% and 6.71%, respectively, and are also the factors that migrant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take into account when they choose their livelihood strategies. 3)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velihood strategy typ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ifference of per capita income of immigrant famil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livelihood strategies adopted by migrants in the market town lead to the fastest growth in their per capita income, which reaches 59.05%, whil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migrants’ families in the county town is more stable. According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increasing the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central villages, promoting the consumption of migrants in market towns,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f migrants in county towns.

Key words livelihood capital; livelihood strategy;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dynamic evaluation; path optimization; Guizhou Province

贵州省 2024 年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2024YJSKYJJ15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661088)、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21GZZD 39)、贵州科技创新基地建设项目(黔科合中引地[2023]005)和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黔教技[2022]138号)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