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书(1912 年 6 月—1994 年 6 月), 核物理学家、工程物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她是我国铀同位素分离理论研究的奠基人, 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及铀浓缩技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由她领导和参加研究的多项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防科委科技进步特别奖, 并先后荣获国防工办科学技术进步奖数十项。
1941 年, 王承书到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学习, 师从世界物理学界权威——乌伦贝克教授, 主要从事气体动力理论和稀薄气体输运性质研究, 并于 1944 年获博士学位。在美学习期间, 她勤学好学的品质让她在异国他乡绽放出灿烂的光芒, 她与导师合作提出“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 一发表就轰动了世界, 至今仍被科学界沿用。乌伦贝克教授对她做出高度评价: “她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她的前途无可限量!”
诚然, 科学没有国界, 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客居海外多年的王承书, 一边奔走在科研之路上, 一边从未减少对祖国的关注。新中国的成立激发了她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而在当时, 作为国际科学界冉冉升起的明星, 王承书已享有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 若此时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 就意味着放弃拥有的一切, 但她回国之决心坚如磐石。乌伦贝克曾惋惜道: “如果留在美国, 日后有极大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王承书虽是一位弱女子, 可她瘦弱的身体里, 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她暗下决心: “我一定要回国, 并且要带着一身本事回去!”她拒绝了在美国“光明无限”的未来, 冲破重重阻挠, 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的怀抱。
1956 年 10 月 6 日, 王承书、张文裕夫妇带着 6 岁的儿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而同他们一起回来的还有王承书细心整理寄回北京的 300 多个邮包, 里面是近 900 千克的书刊。这些极其宝贵的资料, 饱含了一位科学家对祖国的热爱。
王承书的一生面临着很多选择, 在一次次国家需要的时候, 她肩负起国家的重托, 为了祖国的核事业, 她毅然决然地放弃自己已有成就的专业, 进入核物理领域, 多次从零开始, 潜心研究, 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和工程物理学家。
1956 年, 刚刚回国的王承书连凌乱的家都没安顿好, 就按照组织安排立即投入工作, 到北京大学任教。就在这一年, 我国决定大力发展原子能工业, 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 后改称第二机械工业部。同位素分离是原子能工业中的关键, 可这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 刚回国不久的王承书凭借扎实的物理学功底和严谨的科学精神成为研究人员的不二人选, 但这需要她放弃自己倾注多年心血的专业, 从零开始。面对国家的需要, 44 岁的王承书说: “既然谁去干都需要改行, 我刚回国, 还是我改行对工作的影响最小!” 就这样, 王承书放弃了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的统计物理学和热力学专业, 来到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铀同位素理论研究。面对回国后的第一次选择, 她没有犹豫, 没提任何条件和要求, 毅然决然服从国家需要, 放弃了深耕多年取得诸多成绩的专业, 不惜从零开始。
1958 年, 我国开展受控热核聚变研究, 希望通过受控热核反应, 提供新的清洁能源。这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前沿技术, 钱三强找到了王承书, 希望她可以从事这项研究。面对钱三强的邀请, 46 岁的王承书毫不犹豫地说: “半路改行我不怕, 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就这样, 她担任原子能研究所热核聚变研究室主任, 进行理论研究。为快速熟悉新的研究领域, 掌握更多研究资料, 王承书自学俄语, 带领一些同事到苏联去学习, 在认真阅读苏联专家提供的资料后, 她发现其中的一本书《雪伍德方案——美国在控制聚变方面的工作规划》对我国发展核聚变很有价值。为能尽快让这本书成为教材, 在回北京的火车上, 王承书除了吃饭睡觉, 都在埋头翻译。短短 7 天, 当火车驶进北京站的时候, 王承书将整本书都翻译了出来, 这本资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我国热核聚变领域的重要书籍。经过两年的努力, 王承书已十分熟悉这个领域, 她带领着一支理论队伍, 填补我国在热核聚变理论方面的空白, 为我国受控热核聚变和等离子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当王承书准备在热核聚变领域中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时, 一个突然的情况, 不但再次令她从零开始, 更让她从国际物理学领域彻底“消失”了。当时, 我国原子弹研制处于攻坚阶段, 亟须研制出原子弹的流动血液——高浓铀, 但苏联却撤走了在我国的高科技领域专家, 带走大量技术资料, 只留下一堆拆不走的机器和厂房, 我国浓缩铀生产工厂随即陷入困境。面对如此形势, 钱三强思来想去, 认为王承书是可以担负起高浓铀研究重任的最佳人选。1961 年 3 月, 钱三强再次找到王承书: “承书同志, 现在国家需要你再次转行, 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 你看行吗?” “我愿意!” 王承书掷地有声地说出了三个字。从接到任务的那天起, 王承书的名字就从国际理论物理学界消失了, 她再也没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技术论文, 即便是内部刊物和工作报告, 她也很少署名。她告别了丈夫、孩子, 背起行囊, 为了工作时常来往于北京和大西北之间, 在集体宿舍一住就是 20 多年。
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 装料的纯度、丰度和时间能否满足要求决定着整个项目的成败, 关乎中华民族的尊严。两年多的时间里, 王承书与团队反复论证, 通过大量的计算和试验, 解决了高浓铀的纯度问题, 满足了设计单位的要求; 将丰度从天然的 0.7%提升到 90%以上, 达到了原子弹设计的丰度要求。在王承书与团队的努力下, 最终比苏联专家留下的原设计方案提前 113 天得到符合要求的产品, 为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高浓铀装料, 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高浓铀研制技术的国家。
1964 年 10 月 16 日,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 年 10 月 1 日, 王承书作为有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聂荣臻元帅在向毛泽东主席介绍王承书时说, 她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装料做出巨大贡献。毛泽东主席听后高兴地说: “这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女功臣。”这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王承书的充分肯定, 也是对铀浓缩事业的褒奖。
1964 年, 国家决定筹建铀同位素分离研究所, 成立了华北六〇五所(现为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 正式下达了研制大型国产扩散机的任务, 并任命王承书为总设计师。在对中国第一台大型浓缩铀扩散机的设计制造过程中, 王承书既负责全面领导, 又亲自参加参数选择等工作。她带领一批年轻人, 在充分应用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进行了大量计算, 很快完成了物理参数和总体参数的选择, 及时提出了对各部件的物理设计要求。
新型扩散机的研制不仅为国内核燃料生产提供了重要装备, 而且为扩散厂提供了大量有参考价值的数据, 把我国扩散技术推进到一个新高度。新型扩散机的研制倾注了王承书大量的心血, 然而, 在获得的近百项成果中她没有在任何一项中署名。1986 年, 王承书担任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两个专家组组长。在她的指导下, 第 2 代技术方法在我国已实现了工业应用, 第 3 代也已取得重大进展。
王承书是我国铀同位素分离理论的奠基人, 她不仅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原子能事业, 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甘为人梯、奖掖后学, 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铀同位素分离领域的高级人才。她在担负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 不断学习新知识。每次都是她身先士卒带头学, 然后组织大家一起学, 言传身教。她通过带研究生, 组织培训班, 讲课、讨论和修改论文等形式来培养锻炼科研队伍。她曾在临时搭起的帐篷内, 一边自学, 一边给学员讲课。凡经王承书审阅的论文, 一般都要经过多次修改才能“过关”, 大到基本概念, 推理和演算过程, 小到文字、标点符号, 都要仔细推敲。
1961 年, 王承书主持了铀同位素分离理论培训班, 培养了我国第一代铀同位素分离理论队伍, 为苏联专家突然撤走后能很快渡过技术难关奠定坚实基础。我国第一本铀浓缩领域的著作就是清华大学的教师们根据王承书的授课内容编著而成。
为了搞科研, 王承书常年住在集体宿舍, 很少回家, 顾不上照顾丈夫和孩子。由于工作地点离家较远, 1958—1978 年, 她每周只能回家一次与家人团聚。晚年时, 王承书患有严重的白内障, 视力非常不好, 看文章要用放大镜。尽管如此, 1989 年她带过的一名学生写了一篇论文, 年近 80 岁的王承书听说后专门把论文要去, 拿着放大镜先是把墨色很淡的论文复印件一字一字地描深后, 再认真阅读, 提出了修改意见。学生拿着王承书修改过的论文, 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王承书作为一名老科学家, 她的高尚品格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深深地影响着她周围的年轻人。她的学生中有的已被评为了教授、研究员、“两院”院士; 有的在行政岗位上担任了研究室主任, 研究院领导, 相关司、局领导, 甚至副部长。许多人都成为核科学研究的中坚骨干, 王承书仍是他们尊敬的“王先生”。
王承书在 196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把一切都献给了党和祖国, 献给了核工业, 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无论任何条件下, 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 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为了完成任务, 王承书牺牲了对孩子的陪伴和作为母亲的责任, 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我的承诺里, 除了对孩子的承诺不能兑现外, 其他的都能兑现。”
在王承书与团队提前完成供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装料任务后, 钱三强曾和王承书有过这样一段对话。钱三强问: “在这里工作还有什么困难没有?”王承书平静地回答: “没有。” “那生活上呢?” “没有。” “你有什么话要捎给文裕先生吗?” 王承书的回答还是那句“没有”。“那你愿意继续在这工作吗?” 王承书坚定地回答: “我愿意。” 一句“我愿意”, 三个“没有”, 充分体现了王承书作为一名科学家、一名党员, 胸怀祖国的爱国精神和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
王承书一生成就非凡, 却谦逊低调。终日与研究团队一起, 住集体宿舍、吃大食堂。从成为一名党员的那天起, 她就把工资里的大部分钱用来交党费, 剩下的几十元钱, 还要拿出一部分去资助学术活动和生活困难人员。有人劝她: “王承书, 你不能这么交, 你还得生活呀。”王承书摇摇头说: “我既然入了党, 就要给党做贡献。” 1975 年, 王承书的校友、物理学家丁肇中回国访问时曾送给她一台计算器。这是当时国内还没有的先进计算工具, 但她自己却没有使用, 而是转送给理论计算人员使用, 给大家的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在国家困难时期, 为了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 她自费购买了大量纸张供科研人员使用, 把自己外出办事的出差补助费、各种奖励和稿费捐给单位购买书籍和文具。
1994 年 6 月 18 日, 王承书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按照遗嘱, 她的遗体捐献给了医学研究单位; 她的书籍和资料全部送给了她曾倾注心血、热爱并奋斗过的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 也就是曾经的华北六〇五所; 她点滴积攒的约 10 万元存款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 用零存整取的 7222.88 元上交了最后一笔党费。
有人说王承书是“有福不会享, 有钱不会花, 有权不会用”。她总是将金钱、名利看得很淡, 对自己的要求却近乎苛刻。王承书将她的一切留给了祖国, 留给了科学, 留给了未来。奉献了一辈子、低调了一辈子的王承书先生为我国核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的崇高精神, 她光辉的一生将鞭策着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牢记使命, 勇往直前!
转载自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科学家精神·奉献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