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排斥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

摘要为探讨校园排斥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及作用机制, 采用青少年校园现实受排斥问卷、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亲子亲密度量表和外化行为倾向问卷, 对贵州 543 名初中生进行测量, 探究心理弹性在校园排斥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影响路径中的中介作用以及亲子关系在此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得到如下结果。1)校园排斥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2)心理弹性在校园排斥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路径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即校园排斥不仅可以直接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 还可以通过心理弹性间接预测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3)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受到亲子关系的正向调节, 主要调节前半段路径, 即亲子关系显著正向调节校园排斥对青少年心理弹性的影响。随着青少年亲子关系的提升, 校园排斥对青少年心理弹性的预测作用增强。由此可见, 校园环境、家庭关系和个体的心理弹性都会影响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

关键词 校园排斥; 外化问题行为; 心理弹性; 亲子关系; 青少年

外化问题行为(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是青少年最常见的心理行为问题之一, 指个体由于控制不足导致的外显的、对外部环境消极反映的行为, 主要表现包括多动、冲动、挑衅、攻击与破坏[1]。青春期是各种问题行为的高发期, 青春期的青少年不仅经历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变, 而且面临来自升学、未来就业和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发展压力[2], 因此该阶段的青少年容易发生吸烟、酗酒和攻击等外化问题行为[3]。根据《儿童蓝皮书: 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1)》[4], 12～16 岁青少年情绪和行为问题检出率高达 19.0%, 且近年来发生率一直在升高。青少年的外化问题不仅会对其当前的人际关系和学业成绩等产生消极影响, 阻碍个体健康正向成长[5], 而且会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 演化为成年期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6]。2020 年的调查显示, 我国青少年罪犯人数占罪犯总数的 17.0%, 且青少年罪犯人数持续提升[7]。由此可见, 研究影响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假设

对青少年群体而言, 校园是其学习与生活的主要场所, 校园中的排斥行为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8]。校园排斥(campus exclusion)指发生在校园范围内的社会排斥, 具体表现为学生在校园生活中被他人或其他团体拒绝或忽视, 难以建立和保持正常的人际关系, 致使其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的发展受阻[9]。校园排斥现象在我国中学校园内普遍存在, 包含 3 个亚类, 分别为没有或轻度遭受校园排斥组(67%)、中度遭受校园排斥组(26%)和重度遭受校园排斥组(7%), 各亚类呈金字塔形分布[10]。研究发现, 校园排斥会导致个体自尊水平下降, 出现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 负向预测亲社会行为倾向, 并增加其外化问题行为发生的可能性[11]。发生在学校场景中的校园排斥很可能是欺凌和暴力事件发生的重要前提和动因, 遭受校园排斥的个体可能表现出更多的外化问题行为[12]。需要–威胁时间模型认为, 排斥会使得个体关系需求和归属需求受阻, 因而个体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来寻求满足或补偿[13], 例如采取攻击、酗酒等方式来缓解排斥带来的社会疼痛[14]。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1: 校园排斥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

心理弹性(resilience)又称为“心理韧性”或复原力, 美国心理协会将心理弹性定义为个体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过程, 意味着从困难经历中“恢复过来”[15]。Richardson[16]的心理弹性模型认为, 每个个体都存在一个生理–心理–精神的平衡区域, 当面临压力生活事件时, 个体会调动内外部保护性因素来抵抗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 如果个体的保护性因素无法抵消负性生活事件带来的冲击, 那么其平衡系统将会被打破, 导致机能不良反应, 如个体可能会采取药物滥用、危险行为等来应对危险生活事件[16]。此外,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 资源受损会给个体带来压力, 为缓解压力, 个体会采取一定的行动来维持、保存与创造资源, 当个体的资源耗尽时, 会启动防御模式来保护自己, 这种防御模式通常是防御性的、侵略性的和不理性的[17]。资源保存理论将资源分为 4 类, 当前主要聚焦于个人资源(心理弹性)。校园排斥是一种负性人际情境, 对资源的建构和维持造成威胁, 加速个体资源(心理弹性)的损耗, 最终导致外化问题行为的产生。有研究证实, 排斥能够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心理弹性水平, 长期处于排斥情境中会削弱个体的心理弹性[18]。此外, 心理弹性还能够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19–20]。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2: 校园排斥可能会通过心理弹性对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亲子关系(parent-child relationship)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关系[21]。亲密的亲子关系作为青少年最重要的社会支持之一, 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 进而减少其问题行为[22]。根据心理弹性模型[16], 作为一种消极人际情境, 校园排斥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个体的适应平衡, 为了重建平衡, 个体将调动保护性因素(亲子关系)来抵消压力事件带来的损耗, 进而重建平衡。此外, 压力情境下个体也会调动其内部保护性因素(心理弹性)来抵消负性生活事情的影响。还有研究发现, 亲子关系对心理弹性的发展具有显著影响, 积极的亲子关系可以促进心理弹性[20,23]。基于此, 我们提出假设 3: 亲子关系在“校园排斥→心理弹性→外化问题行为”这一中介过程中的前半段路径起调节作用, 具体而言, 校园排斥与心理弹性的关系在高亲子关系时联结度降低。

尽管前人的研究证实校园排斥与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密切相关, 但较少将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和个人因素同时纳入一个模型来进行考察, 在全面揭示校园排斥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作用方面尚显不足。因此, 本研究试图建构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同时考察校园排斥、心理弹性及亲子关系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具体地说, 拟考察校园排斥预测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中介(心理弹性)和调节(亲子关系)机制, 以期为青少年心理与行为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 选取贵州省某乡镇一所初级中学共 590 人进行施测, 实际发放问卷 590 份, 剔除无效问卷 47 份, 有效问卷为 543 份, 问卷有效率为92.03%。其中, 男生 216 人(39.78%), 女生 327 人(60.22%); 初一年级 131 人(24.13%), 初二年级 258人(47.51%), 初三年级 154 人(28.36%); 汉族学生299 人(55.06%), 少数民族学生 244 人(44.94%); 留守学生 223 人(41.07%), 非留守学生 320 人(58.93%)。被试平均年龄为 14.33±1.1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现实受排斥问卷

采用张野等[24]编制的青少年校园受排斥问卷。该量表共有 4 个维度, 17 题。4 个维度分别为被拒绝、被差别对待、被中伤和被忽视, 其中被忽视维度为反向计分, 对应题号为 4, 8 和 12。问卷采用5 点计分, 1 代表“从不这样”, 5 代表“总是这样”, 得分越高, 表明个体受排斥水平越高。当前样本中, 该量表的总体内在一致性系数为 0.89。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 该问卷的拟合指数为 c²/df=2.43, CFI= 0.96, TLI=0.95, RMSEA=0.05, 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

2.2.2 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

采用由胡月琴等[25]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测量青少年的心理弹性。该量表共 27 个项目, 其中 1, 2, 5, 6, 9, 12, 16, 17, 21, 26, 27 为反向计分, 分为积极认知、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 5 个维度, 前 3 个维度组成个人力分问卷, 后两个维度组成支持力分问卷。采用 5 点计分, 1 代表“完全不符合”, 5 代表“完全符合”, 得分越高, 表明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当前样本中, 该量表的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

2.2.3 亲子亲密度量表

采用 Buchanan 等[26]编制、张锦涛等[27]修订的亲子亲密度问卷, 该问卷由父子关系分问卷和母子关系分问卷组成, 每个分问卷为内容相同的 9 个项目, 分别对父子和母子的关系进行评述。采用 5 点计分(1=“从不”, 5=“总是”), 得分越高, 表明青少年与父亲(或母亲)的关系越紧密。当前样本中该量表总体内在一致性系数为 0.93, 其中父子关系分量表的内在一致性系数为 0.91, 母子关系分量表的内在一致性系数为 0.94。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 该问卷的拟合指数为 c²/df=2.18, CFI=0.95, TLI=0.94, RMSEA =0.07, 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

2.2.4 外化问题行为倾向问卷

采用张俊涛等[28]编制的青少年品行问题行为倾向问卷。该问卷共 14 个项目, 分为违规倾向、成瘾倾向和攻击倾向 3 个维度。采用 5 点计分(1=“非常不符合”, 5=“非常符合”),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问题行为倾向越高。当前样本中, 该量表的总体内在一致性系数为 0.90。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 该问卷的拟合指数为 c²/df=4.29, CFI=0.95, TLI=0.92, RMSEA =0.07, 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

2.3 施测程序

在正式施测前, 征得校领导、班主任老师、监护人及学生本人的知情同意。以班级为单位, 由学校心理老师进行施测。所有问卷均匿名填写, 施测结束后问卷全部当场回收。收集被试的人口学变量(性别、年级、民族和是否留守等)以及被试填写的 4 个量表。问卷中部分条目反向计分。在剔除无效问卷后, 对数据进行分析。

2.4 统计方法

本研究使用 SPSS25.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首先,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结果显示, 提取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14个, 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20.45% (小于 40%), 故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然后,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最后, 采用 Hayes[29]编制的 PROCESS 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 并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 通过抽取5000 个 Bootstrap 样本来估计中介或调节效应的 95%置信区间。

3 结果

3.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表 1 给出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校园排斥与心理弹性、亲子关系显著负相关, 与外化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 心理弹性与亲子关系显著正相关, 与外化问题行为显著负相关; 亲子关系与外化问题行为显著负相关。

3.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以外化问题行为作为因变量, 校园排斥为自变量, 心理弹性为中介变量, 性别和年龄为控制变量, 检验结果发现, 中介效应量为 0.13, 置信区间不包括 0 (表 2), 说明心理弹性在校园排斥预测外化问题行为的过程中起不完全中介作用。

各路径作用如图 1 所示, 校园排斥能显著正向预测外化问题行为, c=0.40, SE=0.05, p<0.001, 95% CI=[0.31, 0.49]; 校园排斥能够负向预测心理弹性, a=−0.53, SE=0.04, p<0.001, 95%CI=[−0.60, −0.44]; 校园排斥和心理弹性同时纳入回归方程, 校园排斥仍然能正向预测外化问题行为, c'=0.24, SE=0.05, p<0.001, 95%CI=[0.18, 0.38]; 心理弹性也能负向预测外化问题行为, b=−0.24, SE=0.05, p<0.001, 95%CI =[−0.33, −0.15]。

进一步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表 3), 结果显示, 在控制性别和年龄的影响后, 校园排斥和亲子关系的乘积项对心理弹性的预测作用显著(p< 0.001)。使用简单斜率分析考察交互效应的实质, 将亲子关系按正负一个标准差分为高、低两组, 在高亲子关系(M+1SD)时, 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值为0.15, 95%CI=[0.09, 0.21], 在低亲子关系(M−1SD)时, 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值降低为 0.07, 95%CI= [0.04, 0.10]。这说明亲子关系调节了心理弹性在校园排斥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如图 2 所示, 亲子关系较低的被试, 校园排斥对心理弹性的负向预测作用相对较弱(β=−0.30, t=−8.11, p<0.001), 而对于亲子关系较高的被试, 校园排斥对心理弹性的负向预测作用相对较强(β=−0.62, t=−10.25, p<0.001)。

4 讨论

以往的研究表明, 校园排斥是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风险预测因素[11–12]。本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 即遭受的校园排斥越严重, 青少年表现出外化问题行为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结果支持挫折–侵犯理论, 即挫折通常会引起某种形式的侵犯行为(例如攻击行为)。遭受校园排斥的个体往往面临人际互动中更多的挫折体验, 这也为个体的攻击行为提供了前提[30]。此外, 根据问题行为的综合理论模型(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model of problem beha-vior), 问题行为的发生同时受到环境和个体的综合影响。当面临排斥情境时, 个体通常处于自我调节能力下降、敌意认知强度上升和侵略性动机激活等状态, 进而导致其攻击行为增多[31]。另一方面, 排斥会阻碍归属需求, 降低个体的自尊、控制感和存在感, 带来社会性疼痛, 减少亲社会行为, 出现攻击行为[32]。为了缓解排斥带来的社会性疼痛, 除攻击行为外, 个体也可能采取吸烟和酗酒等不良应对方式来释放压力[33]。本文的这一研究结果提示, 校园排斥是一种普通存在且具有较强隐蔽性的社会排斥现象, 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造成负性影响。因此, 学校应采取相应措施来减少校园排斥现象的发生, 努力为学生创造一个积极健康、友好向上的校园学习生活环境。

心理弹性显著部分中介校园排斥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 与我们的研究假设一致。心理弹性是个体从压力事件中恢复的关键因素, 相较于低心理弹性个体, 高心理弹性个体通常感知到更少的心理困扰, 表现出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34], 良好的心理弹性能够帮助人们从预期的威胁中恢复, 提高个体对生活的适应能力并促进个体发展[35]。青少年在遭到校园排斥后, 心理弹性通过恢复机制, 补偿了其受损的自尊和归属感等心理需求[36]。心理弹性可以通过削弱潜在风险因素对压力和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 例如缓冲校园排斥带来的消极认知和情绪体验, 进而降低个体的攻击性, 有效地避免外化问题行为的出现[19]。根据资源保存理论, 环境带来的压力会损耗个人资源, 引发负面结果, 而充足的个人资源可以有效地缓解损耗, 从而防止负面结果的发生[37]。校园排斥是一种压力事件, 阻碍个体资源的有效建构和维持, 加速心理弹性的损耗, 使得个体容易被负性人际情境锁定而难以转移, 更可能产生攻击和烟酒使用等外化问题行为[38–39]。本文的这一研究结果提示, 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弹性, 可以有效地降低青少年出现外化问题行为的风险。教育工作者应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相应的干预计划(如团体心理辅导、家校合作等)来提升青少年的心理弹性, 防范于未然。

亲子关系在校园排斥→心理弹性→外化问题行为的中介路径中起调节作用, 主要调节中介链条的前半段路径。从简单斜率分析的结果来看, 在同等校园排斥水平下, 高亲子关系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显著高于低亲子关系个体, 说明高水平的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的心理弹性具有保护作用, 与以往研究结果[40]一致。与此同时, 高水平的亲子关系对校园排斥与心理弹性的联结影响较大, 而低水平的亲子关系对校园排斥与心理弹性的联结影响相对较小, 与研究假设 3 不一致。出现这种结果可能与青少年在家庭和学校中不同的人际体验有关。根据反压力缓冲模型, 当负性人际体验(如校园排斥)与社会支持(如亲子关系)均处于较高水平时, 前后信息的不一致可能会增加儿童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41]。青少年在家庭中与父母的良好关系与其在校园中被排斥的经历相冲突, 这种心理冲突加剧了心理弹性的损耗, 进而带来心理适应问题。同时, 根据压力脆弱性假说, 在较高风险水平下, 保护性因素的作用可能会降低, 一旦风险达到一定水平, 保护性因素可能会失去抵御风险的能力。与反压力缓冲模型相似, 该假说并没有否认亲子关系的保护作用, 而是指出当青少年经历高负性人际体验时, 亲子关系可能无法为其提供有效的保护[40]。因此, 在高校园排斥下, 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的保护作用是有限的, 与为受排斥青少年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相比, 从根源上减少校园排斥现象的发生, 是更有效的预防与干预方式。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 本研究发现的校园排斥、心理弹性、亲子关系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基于横断研究的数据, 因而不能完全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及该影响模式的变化趋势, 有待未来通过纵向研究进一步论证。此外, 本研究只在一所乡镇中学进行取样, 样本量有限, 因此研究结果的推广需谨慎。在未来的研究中, 可以扩大被试范围, 在不同类型的中学生群体中检验本研究的结果。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青少年校园现实受排斥问卷、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亲子亲密度量表和外化行为倾向问卷, 对某乡镇初级中学 543 名初中生进行测量, 得到如下结论。1)校园排斥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 即遭受的校园排斥水平越高, 青少年出现外化问题行为的可能性也越高。2)心理弹性在校园排斥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路径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即校园排斥不仅可以直接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 还可以通过心理弹性, 间接地预测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 表现为校园排斥负向预测心理弹性, 心理弹性负向预测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3)亲子关系正向调节校园排斥对青少年心理弹性的影响, 即高亲子关系可缓冲校园排斥对心理弹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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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ampus Exclusion on Adolescents’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School of Educ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 E-mail: ruline520@126.com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mpus exclusion, resilience, parental-child relationship and adolescents’ externalization behavior.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ilience in the impact pathway of campus exclusion on adolescents’ externalization behavior,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this pathway, 543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Guizhou were measured by using the adapted inventories of the Adolescent School Exclusion Scale, the Resilience Scale for Adolescents, the Parent-Child Intimacy Scale, and the Conduct Problem Tendency Scal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ampus exclusion can positively predict the externalization problem behaviors of adolescents. Resilience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pathway of campus exclusion on adolescent externalization behavior. This means campus exclusion can not only directly predict adolescent externalization behavior positively, but also indirectly predict adolescent externalization behavior through resilienc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positively regulat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specifically the first half of the pathway, wher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gulated the impact of campus exclusion on adolescent resilience. As adolescen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mproved,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campus exclusion on adolescent resilience increased. From this, it can be seen that campus environment,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individual resilience can all affect adolescent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Key words campus exclusion;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resilienc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dolescents

校园排斥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