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度生命意义感量表的中文版翻译及其信效度检验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Vol. 60, No. 1 (Jan. 2024)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青年专项课题(CECA21105)资助

1.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191; 2.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 衡阳 421001; †E-mail: miaomiao@bjmu.edu.cn

摘要引入三维度生命意义感量表(Three Dimensional Meaning in Life Scale, 3DM), 包含目标、重要性和一致性 3 个维度, 检验其中文翻译版的信效度和测量等值性。样本 1(544 名大学生)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 样本 2 (559 名成年人)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和测量等值性检验。选取生命意义感问卷作为效标效度,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作为聚合–区分效度。间隔 1 个月, 对 345 人进行重测, 考察重测信度。结果表明, 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支持三维度结构, 总量表及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82～0.95 之间, 重测信度在0.71～0.83 之间。3DM 量表总分及分维度与拥有意义感、寻求意义感、正性情绪和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 与负性情绪显著负相关。3DM 量表具有跨性别与跨时间的测量等值性。研究结果证明, 3DM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可以在中国用于测量生命意义感的不同成分。

生命意义感(meaning in life, MIL)是人类的一个重要需求, 对生命意义感的追寻是人类的基本动机[1]。很多研究表明, 生命意义感与身心健康存在密切的联系, 高水平的生命意义感能够预测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更多的健康行为以及更好的身心功能[2]。为了更好地探讨生命意义感的重要功能, 同时指导和干预实践, 界定和测量生命意义感一直是生命意义感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生命意义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 由于它的主观性与抽象性, 研究者们对其给出不同的定义。例如, Steger 等[3]将生命意义感定义为个体对自身存在的本质和重要性的理解与感知。进一步地, 生命意义感可分为拥有意义感(presence of meaning)和寻求意义感(search for meaning)两类: 前者强调个体对生命意义感的感知, 即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 后者强调个体对生命意义感的寻求, 即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想要获得生命意义感。不过, 这一概念尚不能很好地阐明生命意义感的内涵。为了对生命意义感的不同概念加以区分, 研究者进一步提出生命意义感的三成分结构, 指出生命意义感包括目标(purpose)、重要性(significan-ce)和可理解性/一致性(comprehension/coherence)等3 个成分[1,4]。其中, 目标一般指个体对生活的核心目标或人生方向的感知; 重要性指个体对自己存在的内在价值或重要性的感知; 可理解性/一致性指能够理解自己的生活以及周围的世界, 并且将自己的生活(过去、现在和未来)整合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4]。目前, 生命意义感的三成分结构已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1]。

虽然生命意义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 但鉴于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对自己生活的一种主观评价, 本质上属于个体的内在感觉, 因此目前对生命意义感的测量大多使用自我报告的形式, 并且具有良好的信效度[5]。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 Steger 等[3] 2006年编制的生命意义感问卷(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ILQ), 该量表从拥有意义感和寻求意义感两个维度对生命意义感进行测量, 被多次修订为中文版本, 在不同人群中证实具有良好的信效度[6–7]。之后, 为了进一步对生命意义感的不同内涵加以区分, 研究者们根据生命意义感的三维度结构编制了新的量表。其中, George 等[8]编制的多维存在意义量表(Multidimensional Existential Meaning Scale, MEMS)基于生命意义感的三维度结构, 采用 15 个条目, 分别通过 3 个成分对生命意义感进行测量。Costin 等[9]编制的多维度生命意义感量表(Multidi-mensional Meaning in Life Scale, MMILS)包含 16 个条目, 在 MEMS 的基础上, 编制了反向题, 并增加意义感判断的维度, 用于测量个体对生命意义感的整体感知。最近, Martela等[10]也编制了多维度的生命意义感问卷, 并将其命名为三维度生命意义感量表(Three Dimensional Meaning in Life Scale, 3DM)。与前面两个量表相比, 该量表同样包含目标、重要性和一致性 3 个维度, 共 11 个条目, 整体上更加简洁。

虽然 Steger 等[3]编制的二维度 MILQ 被广泛使用, 但只对寻求意义感与拥有意义感进行区分, 并不能很好地体现生命意义感的内涵与本质。随着生命意义感三成分结构[1,4]的提出以及后续针对不同意义感成分的多维度生命意义感问卷[8–10]的开发, 研究者开始对生命意义感的不同成分进行测量, 发现不同成分之间存在单向的预测关系[9], 并且不同成分与情绪、生活满意度、自尊和压力等心理健康指标的相关程度也不尽相同[10]。这提示我们, 有必要对生命意义感的不同成分加以测量, 会有助于更好地区分不同成分的相互影响以及对个体心理健康的不同作用, 从而更好地阐明生命意义感的内涵与功能, 为针对不同意义感成分的干预提供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证据。

现有的 3 个用于测量生命意义感三成分的问卷(MEMS[8], MMILS[9]和 3DM[10]), 对目标与一致性这两个成分的界定和测量较为一致, 主要差异体现在重要性维度。MEMS 和 MMILS 从置身于整个宇宙的角度来评价个体存在的重要之处, 如“即使在浩瀚的宇宙中, 我的生命是否存在过也是很重要的”; 3DM 则聚焦于生活本身的价值, 如“我的人生充满价值”。可以看出, 对于重要性维度的测量, MEMS和 MMILS 侧重对外在世界或整个宇宙的价值, 而Martela 等[10]的研究显示, 该成分有一定的宗教色彩, 与宗教相关的概念存在更密切的联系。因此, MEMS 和 MMILS 在我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可能存在一定的限制。3DM 更聚焦于个体自身的价值, 与目前广泛使用的 Steger 等[3]编制的二维度 MILQ有较好的一致性。因此, 本研究引入 3DM[10], 将其翻译为中文版本, 检验该量表中文版的信效度, 并考察其测量等值性。

1 方法

1.1 被试

样本 1 主要用于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通过方便取样, 在湖南省一所高校招募在校本科生参与研究, 在见数(Credamo)平台填写中文版三维度生命意义感量表。共回收有效问卷 544 份。样本1 中有男生 59 人, 女生 485 人, 平均年龄为 19.04± 0.78 岁。

样本 2 主要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其余信效度的检验以及测量等值性检验。通过网络招募成年人被试, 在问卷星平台完成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559 份。样本 2 中有男性 207 人, 女性 352 人; 平均年龄为 29.11±9.03 岁; 277 人(49.6%)为本科学历, 213 人(38.1%)为研究生学历, 其余 69 人(12.3%)为大专或高中学历。间隔一个月后进行追踪调查, 成功匹配 345 人, 其中男性 126 人, 女性 219 人; 平均年龄为 27.99±7.55 岁; 168 人(48.7%)为本科学历, 152 人(44.1%)为研究生学历, 其余 25 人(7.2%)为大专或高中学历。

1.2 研究工具

1.2.1三维度生命意义感量表

英文版的 3DM 量表中包含 3 个维度: 一致性(coherence, 条目1～4, 如“我能够很容易地理解我的人生”)、目标(purpose, 条目 5～8, 如“我高度坚持生活中的某些核心目标”)和重要性(significance, 条目9～11, 如“我的存在是很重要的”), 共有 11 个条目[10]。采用回译法[11], 首先由两名心理学博士将原始量表翻译为中文。之后, 邀请一名英语专业的博士将中文初译版翻译成英文, 并与原始的英文版本进行比对, 对中文初译版进行反复修改, 最终形成中文版的三维度生命意义感量表。使用李克特 7 点计分, 其中, 1 代表“完全不同意”, 7 代表“完全同意”, 得分越高, 表明生命意义感的水平越高。

1.2.2生命意义感问卷

生命意义感问卷由 Steger 等[3]编制, 包括拥有意义感(如“我的生活有一个清晰的方向”)与寻求意义感(如“我正在寻找自己生活的意义”)两个维度, 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广泛用于测量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水平[1]。本研究采用刘思斯等[6]修订的中文版生命意义感问卷, 使用李克特 7 点计分, 其中, 1 代表“完全不同意”, 7 代表“完全同意”。在本研究中, 拥有意义感与寻求意义感两个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93 和 0.87。

1.2.3正性负性情绪量表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由 Watson 等[12]编制, 包括正性情绪(如“热情的”、“自豪的”)和负性情绪(如“内疚的”、“紧张的”)两个维度, 各 10 个条目。研究表明, 该量表的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3]。在本研究中, 正性情绪以及负性情绪两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90 和 0.92。

1.2.4生活满意度量表

生活满意度量表由 Diener 等[14]编制, 采用 5 个条目测量整体的生活满意度(如“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本研究采用熊承清等[15]修订的中文版, 使用李克特 7 点计分, 其中, 1 代表“完全不同意”, 7代表“完全同意”。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

1.3 统计分析

使用 SPSS 25 和 Mplus 8.8 进行统计分析。对样本 1 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样本 2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效标关联效度、聚合–区分效度和测量等值性的检验。对于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拟合指数, 采用 Kline[16]提出的标准: RMSEA<0.08, CFI>0.90, TLI>0.90。对于测量等值性的检验, 依据 Chen[17]的建议, 对于因子负荷等值模型, ΔCFI≥0.01 且 ΔRMSEA≥0.015 或 ΔSRMR≥ 0.03, 表明等值假设不成立; 对于指标截距等值模型和误差等值模型, ΔCFI≥0.01 且 ΔRMSEA≥ 0.015或 ΔSRMR≥0.01, 表明等值假设不成立。

2 结果

2.1 项目分析

对样本 1 的数据进行项目分析。采用极端分组检验的方法, 对被试在三维度生命意义感量表上的总分进行排序, 将得分最高的 27%划为高分组, 得分最低的 27%划为低分组。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比较两组被试在所有条目上的得分差异, 结果如表1 所示。两组被试在 11 个条目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 t 值在 19.79～33.95 之间, P 值均小于 0.001。采用 Pearson 相关方法计算条目之间的相关程度以及每个条目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 各条目之间存在显著的两两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在0.50～0.86 之间, P 值均小于 0.001; 各条目的题总相关系数在 0.74～ 0.86 之间, P 值均小于 0.001。

2.2 效度分析

2.2.1探索性因素分析

为了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 首先对样本 1 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93, 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 χ2(55)=5525.40, P<0.001。因此, 该样本的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和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进行分析, 结合特征根、碎石图以及量表的原始结构等信息, 抽取3 个因子,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82.00%。考虑到所有条目的共同度均大于 0.3, 因子载荷均大于 0.4, 故保留所有条目。各条目的共同度以及因子载荷见表 2。

说明: t 为生命意义感总分的高、低分组在各条目上得分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 r 为各条目与量表总分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表示P < 0.001。

2.2.2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样本 2 的 T1 时间点的数据, 对 3DM 量表的 3 因子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再次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结果显示, 模型的拟合结果良好: χ2=198.57,df=41,RMSEA=0.083,CFI=0.959,TLI=0.945,SRMR=0.041。

2.2.3效标关联效度

选取 Steger 等[18]编制的生命意义感问卷作为效标。由表 3 可知, 3DM 量表的总分及 3 个分维度均与拥有生命意义感呈高水平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 0.65～0.83, P 值均小于 0.001。同时, 量表总分和分维度均与寻求生命意义感呈低水平到中等程度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 0.16～0.33, P 值均小于 0.001。

2.2.4聚合–区分效度

选取幸福感的 3 个指标(正性情绪、负性情绪和生活满意度)来考察聚合–区分效度。由表 3 可知, 3DM 量表总分和 3 个分维度均与正性情绪和生活满意度呈中等到高水平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在 0.46～ 0.65 之间, P值均小于 0.001。并且, 3DM 量表总分以及 3 个分维度均与负性情绪中等程度负相关, 相关系数在−0.26～−0.38 之间, P值均小于 0.001。

说明: 因子 1, 2和3分别为目标(purpose)、一致性(coherence)和重要性(significance)。粗体数字表示该条目在所属因子上的载荷大于0.5。

2.3 信度分析

内部一致性信度: 在样本 1 中, 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 3 个分维度(一致性、目标和重要性)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91, 0.92 和0.93。在样本 2 中, T1 时间点, 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 3 个分维度(一致性、目标和重要性)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2, 0.88 和 0.88; T2 时间点, 总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 3 个分维度(一致性、目标和重要性)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4, 0.90 和 0.90。

重测信度: 基于样本 2 的纵向数据, 3DM 量表总分以及 3 个分维度在间隔 1 个月后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0.83, 0.71, 0.77 和 0.78 (P值均小于 0.001)。

2.4 跨性别和跨时间的测量等值性检验

首先, 基于样本 1 的 T1 时间点数据(N=559, 其中男性 207 人, 女性 352 人), 采用多组模型比较的方法, 检验 3DM 量表在不同性别中的测量等值性。依据 Chen[17]提出的判断标准, 由表 4 可知, 4 个模型(形态等值模型、因子负荷等值(弱等值)模型、因子负荷和指标截距等值(强等值)模型、误差等值(严格等值)模型)均拟合良好, 并且满足测量等值性的要求, 表明 3DM 量表具有跨性别的测量等值性。

基于样本 2 的纵向数据(N=345), 检验 3DM 量表跨时间的测量等值性。由表 5 可知, 4 个模型均拟合良好, 并且满足测量等值性的要求, 表明 3DM 量表具有跨时间的测量等值性。

3 讨论

本研究引入 Martela 等[10]新近开发的三维度生命意义感量表, 将其翻译为中文版本, 并在中国成年人群体中检验该量表的信效度。结果显示, 该量表的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并且具有跨性别和跨时间的测量等值性。

在两个样本中的因素分析验证了 3DM 量表的3 维度结构, 证实了生命意义感的三成分结构——目标、重要性、可理解性(一致性), 3 个内涵分别体现生命意义感的认知、动机和评价性成分[4]。需要指出的是, 对于重要性的内涵, 目前依然存在一些争议。在 3DM 量表中, 重要性这一维度主要衡量个体对自己存在的内在价值的感知, 对应 Martela等[4]理论中的“significance”。但是, 还有一部分研究者对重要性的界定更强调个体的存在对外在世界的重要性, 即“mattering”[19]。

说明: 模型 1, 2, 3 和 4 分别为形态等值模型、因子负荷等值(弱等值)模型、因子负荷和指标截距等值(强等值)模型、误差等值(严格等值)模型, 下同。

事实上, 在 George 等[8]编制的多维存在意义量表(MEMS)以及 Costin 等[9]编制的多维度生命意义感量表(MMILS)中, 对重要性的测量均侧重于对外在世界的价值(即 mattering)。典型的条目包括“即使在浩瀚的宇宙中, 我的生命是否存在过也是很重要的”和“即使考虑到宇宙广袤无垠, 我依旧可以说我的生活很重要”, 均关注个体的生命对整个宇宙的重要性。Martela 等[10]的研究表明, significance和 mattering 与心理健康指标之间的联系存在明显的差别, 两者应该被视为重要性成分中两个独立的子成分——前者与生活满意度和个人价值感存在紧密的联系, 后者与宗教相关的概念具有更高的相关性。因此, 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 与对 significance的测量(即 3DM 量表中的重要性维度)相比, 对 mat-tering 的测量在适用性和可推广性上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近来, 已有研究者针对中国人群体编制了 4 维度的生命存在意义感量表, 包括目标、理解性、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等 4 个独立的维度[20]。但是, 该量表更多关注个体对周围人、集体与世界的重要性(如“这个世界将会因为有我而不同”和“对周围的人来说, 我很有价值”), 与 MEMS 和MMILS 测量的个体对宇宙的重要性存在明显的区别。未来的研究中, 需要在整合现有几个多维度生命意义感量表的基础上,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对重要性维度展开深入的探讨, 进一步完善对生命意义感的测量, 真正地体现重要性成分的二阶结构生命意义感将 signifi-cance 与 mattering 视为重要性的两个子成分[10]。

对 3DM 量表效标关联效度的分析结果显示, 生命意义感的 3 个成分均与拥有意义感存在较高水平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在 0.65～0.75 之间), 说明3DM 量表中对 3 个成分的测量能够较好地体现个体当前拥有的生命意义感水平。此外, 3DM 量表的总分及 3 个分维度与寻求意义感均存在低水平到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在 0.16～0.33之间)。这与以往的研究[21]结论一致, 个体寻求意义感的程度与当前真正感知到的生命意义感的水平仅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性。这与 Martela 等[10]的研究结果一致, 3 个成分均与正性情绪和生活满意度存在较高水平的正相关关系, 与负性情绪存在中等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未来的研究中需要通过访谈、实验与纵向追踪等多种手段, 进一步对生命意义感的 3 个成分进行区分, 探索三者对不同身心健康指标的不同影响。

测量等值性检验的结果表明, 在不同性别中以及不同测量时间点上, 3DM 量表的形态等值、弱等值、强等值以及严格等值模型均成立, 表明该量表能够在不同性别的群体中进行测量, 并且适用于纵向研究的设计。考虑到不同年龄段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存在不同的模式[18], 未来需要在不同年龄段群体中(如未成年人和老年人)考察该量表的信效度, 并检验跨年龄段的测量等值性[22]。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两个样本的性别比例不均衡(男性较少), 尤其是样本 1, 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在男性群体中检验中文版三维度生命意义感量表的信效度; 2)考虑到目前有多个测量生命意义感不同成分的多维度生命意义感问卷[8–9,20], 未来需要开展更多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对不同量表进行分析与比较, 从而为生命意义感的测量提供更多的实证依据。

综上所述, 本研究将三维度生命意义感量表翻译为中文, 并将其引入中国文化背景中, 证实该量表在中国成年人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未来使用该量表从目标、一致性和重要性 3 个维度对中国人群的生命意义感进行测量, 将有助于更好地衡量生命意义感的不同内涵, 从而为区分不同内涵的功能, 并进一步设计有针对性的干预方案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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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of Chinese Version of Three Dimensional Meaning in Life Scale and Examinations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1. Department of Medical Psychology, School of Health Humanit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2. Medical College, Hunan Polytechnic of Environment and Biology, Hengyang 421001; † E-mail: miaomiao@bjmu.edu.cn

Abstract To translate and validat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Three Dimensional Meaning in Life Scale (3DM), which consists of purpose, significance, and coherence, its reliability, validity, and measurement invariance are examined. Sample 1, which consisted of 544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as used for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Sample 2, which consisted of 559 adults, was used fo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test of measurement invariance.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was used as criterion validity; the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and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were used as convergent–discriminant validity. One month later, a follow-up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assess test-retest reliabil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was supported. The Cronbach’s α of the total scale and the three subscales ranged between 0.82 and 0.95, and their test-retest reliability ranged between 0.71 and 0.83. The total scale and the three subscales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resence of meaning, search for meaning, positive affect, and life satisfaction, whil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negative affect. In addition, results showed acceptable measurement invariance across gender and time. 3DM scale displayed satisfactory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could be used to assess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meaning in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