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乡村振兴五维目标耦合协调发展机理
Fig. 1 Five dimensional goal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59卷 第5期 2023年9月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Vol. 59, No. 5 (Sept. 2023)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8YFD1100301)资助
doi: 10.13209/j.0479-8023.2023.053
收稿日期: 2022–10–09;
修回日期: 2022–11–25
摘要 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发展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评价体系, 改进耦合协调度与耦合协调影响力测度方法, 并以广东省为例, 分析各市乡村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 对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类型进行分类, 进而提出差异化引导策略, 以期为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振兴评价和规划实施提供新的视角和科学支持。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 五维目标; 耦合协调; 广东省
作为社会主义的内在追求, 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急迫的任务在农村[1]。从 2013 年“美丽乡村”到 2017 年“乡村振兴”, 再到 2021 年国家“十四五”规划“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提出, 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已成为当下促进乡村发展和解决乡村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举措, 也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强有力的抓手。
国内学者从乡村振兴的包容性、人的全面发展和制度改革等视角[2–3], 对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内在关系逻辑[4–5]、现实意义[6]、重点与挑战[7–8]及实现路径[9–10]进行探讨, 但集中于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 普遍偏重理论层面的逻辑论证, 而在城乡规划或地理学领域, 基于现有振兴水平及其时空特征总结分析的定量实证研究略显不足。同时, 现有研究多将乡村振兴视为一个整体, 局限于乡村振兴整体效益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强调城乡间的平衡关系, 缺乏从剖析乡村振兴内部各组分关系着手, 分析如何通过促进乡村内部各维度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系统性研究。西方学者在“乡村复兴”研究领域的关注视角从早期的乡村功能结构转向乡村政治经济结构[11], 最近开始关注乡村的社会建设等议题[12]。我国乡村研究也从新农村建设到美丽乡村、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方面逐步转型[13], 乡村发展的内涵与途径不断丰富, 乡村兼具生产、生活、生态与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属性在学界形成共识。基于此,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明确提出, 应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富裕五维目标, 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这与 2021 年 8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有关“共同富裕是物质和精神的双富裕, 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升软实力, 丰富人民精神生活, 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的阐释高度一致。所以, 乡村地区的振兴不应用单维度来衡量, 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关注的多维度发展是乡村振兴推进乡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因此, 在“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目标逐渐清晰的背景下构建乡村各要素耦合协调发展新格局, 既是未来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选择, 也是乡村振兴推动全面富裕工作不可或缺的组分。
2018 年 9 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围绕五维目标公布包含 22 项二级指标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指标体系。随后, 各省结合实际情况, 相继出台省级指标体系, 但受限于各地乡村不同特性以及历史数据缺乏, 在现阶段无法直接使用。为此, 众多学者尝试在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等多尺度开展乡村振兴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相关的研究[14–16], 但由于不同区域、不同研究尺度数据可获得性的差异, 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结构千差万别, 且普遍更关注产业和经济振兴[17], 对其他维度的振兴关注不足。同时, 现有研究多通过简单加权得分来度量振兴水平, 重视总体得分而忽视各维度指标的耦合协调。综合来看, 目前从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视角进行乡村振兴水平评价与振兴对策的实证研究尚欠缺系统性, 作为乡村振兴工作宏观调控的推进主体, 如何站在市级层面, 对现阶段乡村振兴水平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 并对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进行分类和差异化的规划引导, 已然成为政府部门与学界的紧迫任务。
为解决上述问题, 本研究通过对乡村振兴五维目标耦合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内在机理的解析, 构建耦合协调发展视角下市域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评价体系, 并借鉴物理学耦合模型, 改进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的测量方法。同时, 从实证角度分析广东省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与困境, 基于此对不同类型城市的乡村振兴进行分类, 并提出因地制宜的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规划引导策略, 以期为未来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参考。
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 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方向指引。乡村振兴战略五维目标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其振兴效益并非相互独立, 理清“内循环”(五维目标交互耦合内在机理)和“外循环”(五维目标推动共同富裕外在机理)是乡村振兴水平综合评价、分类与规划引导的重要前提(图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 为共同富裕打造坚实基础。对内, 产业现代化以及构建新型乡村产业体系可以为其他四维目标提供发展所需的经济支持及物质供给, 而后者的发展同时反过来拉动产业发展; 对外, 培育产业内生发展动力是做大做好乡村共同富裕“蛋糕”的基础和保障。生态宜居是空间支撑, 为共同富裕提供优美环境。对内, 生态宜居目标从生产和生活两方面着手, 营造优良的空间环境, 为其他四维目标提供活动载体和绿色理念渗透; 对外,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既是乡村实现资源变资产的重要路径之一[18], 又是实现村民高品质共同富裕生活的条件。乡风文明是动力源泉, 为共同富裕提供精神支撑。对内, 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提供高素质人才和精神动力; 对外, 文化是乡村、宗族繁衍生息的精神内核, 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文化架构和人文内核。治理有效是制度保障, 维护乡村地域系统高效运转, 为乡村振兴的实现提供稳定良好的外在环境, 同时为共同富裕提供政治保障, 推动乡村建设走向纵深。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 对内, 是其他四维目标不断发展的综合表现[19], 同时生活富裕带来的高素质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也为乡村文化建设与制度建设提供助力; 对外, 生活富裕是共同富裕的活力源泉, 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处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 解决城乡和乡村内部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成为乡村共同富裕的必要路径。
图1 乡村振兴五维目标耦合协调发展机理
Fig. 1 Five dimensional goal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基于前面的机理分析, 以把握共同富裕目标导向下五维目标本质内涵、对接国家重点战略[20]和便于操作为原则, 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产业兴旺主要关注农业现代化和发展壮大乡村产业两部分, 综合考虑粮食安全、产业效率、三产融合、现代化水平和管理经营水平等方面[21]; 生态宜居则关注农业绿色发展和农村人居环境建设[22]; 乡风文明强调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主要从乡村文化生活、专业知识提升和文明村镇建设情况 3 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23]; 治理有效既强调地方政府对于农村治理多方面成果体现, 又关注自治法制德治的有机结合[24]; 生活富裕则侧重于对农村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保障 3 个方面的综合考量[25](表 1)。
考虑到共同富裕目标导向下五维目标相互联系, 其振兴效益也并非相互独立, 应摒弃以往相关研究中经常采用的简单线性加权法, 而是采用全排列多边形法来构建乡村振兴多维发展指数(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index for rural vitalization, MDIRV), 集成式测度乡村振兴多维目标综合发展水平[29]。
首先使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然后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在其对应子系统中的权重[30](表 1)。定义产业兴旺指数为 U(i), 生态宜居指数为 U(e), 乡风文明指数为 U(c), 治理有效指数为U(g), 生活富裕指数为 U(a), 集合 A={i, e, c, g, a}(图 1), 通过加权计算得出五维目标发展指数
U(k) = ∑jωkjRkj,k∈A, (1)
式中, ωkj 为 k 系统内 j 指标经熵值法所得权重, Rkj为k 系统内 j 指标的归一化值。
表1 五维目标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Five dimensional target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维度或子系统指标名称计算方法单位属性权重 产业兴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各类粮食作物总产量/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千克/亩+0.0571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科技进步率/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农业科技进步率=农业总产值增长率−物质费用产出弹性(0.55)×物质费用增长率−劳动力产出弹性(0.2)×劳动力增长率−耕地产出弹性(0.25)×耕地增长率[26]%+0.0338 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机械耕整地面积/需要耕整地面积×40%+机械播种面积/需要播种面积×30%+机械收获面积/需要收获面积×30%[27]%+0.0195 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总产值/农业劳动者数万元/人+0.1050 农业土地产出率农业总产值/农作物播种面积万元/公顷+0.0829 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产品总产值比农产品加工产值/农产品总产值—+0.3784 农村集体产业发展水平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年末农村户籍人口元/人+0.3233 生态宜居实施生活污水处理的行政村比例实施生活污水处理的行政村个数/年末行政村总数%+0.3140 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拥有无害化卫生厕所的农村住户/年末农村总户数%+0.0664 实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行政村比例实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行政村个数/年末行政村总数%+0.2422 村均排水管道沟渠长度农村排水管道沟渠总长度/年末行政村总数千米/村+0.2801 畜禽粪便农田负荷系数(猪年出栏量×3.68×160+牛年末存栏量×68.82×365 +羊年末存栏量×4.67×365+家禽年出栏量×0.25 ×176)/耕地面积[28]吨/公顷—0.0563 亩均农药使用量农药使用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吨/公顷—0.0409 乡风文明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建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行政村占比%+0.1983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总消费支出%+0.1286 科普范式村占比科普范式村/年末行政村个数%+0.3350 省级文明村镇数累计省级文明村镇个数个+0.1642 农户互联网普及率每百户农村居民接入宽带服务计算机拥有量个+0.1739 治理有效村庄规划覆盖率编制村庄规划的行政村个数/年末行政村总数%+0.1065 集体经济强村比重年集体经济经营收益10万元以上村数/年末行政村个数%+0.3588 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每万乡村常住人口拥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人+0.1050 村均汇总村级经济联合社数汇总村级经济联合社数/年末行政村个数个/村+0.1737 村庄道路硬化率硬化道路面积/村庄内道路面积%+0.1174 耕地有效灌溉率有效灌溉耕地面积/年末实有耕地面积%+0.1386 生活富裕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人均收入/农村人均收入——0.068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年收入总和元+0.3108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总消费支出%—0.0400 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总消费支出%+0.2031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使用自来水农村人口数/农村常住人口数%+0.0479 农村燃气普及率使用燃气农村人口数/农村常住人口数%+0.2416 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农村户籍人口%—0.0886
由于各维度权重的大小不影响耦合协调度整体走势[31], 且我们认为乡村振兴五维目标同等重要(即 k 系统对应权重系数 Wk 都取值为 0.2), 因此五维目标构成的单位面积正五边形的面积可以代表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
S = [U(i)U(e) +U(e)U(c) +U(c)U(g) +
U(g)U(a) +U(a)U(i)]/5。 (2)
因五维目标不同排序方式的面积计算结果不同, 故对五维目标进行全排序, 取平均值, 由此计算乡村振兴五维综合发展指数:
MDIRV(5) = ∑U(k1)U(k2)/20,k1,k2∈A且k1≠k2。 (3)
同理可得乡村振兴四维发展指数为:
MDIRV(4) = ∑U(k1)U(k2)/12,k1, k2∈B且k1≠k2,
BÌA且card(B)=4。 (4)
参考相关研究[32–33], 并结合本文全排列多边形法的升维效应, 最终确定各目标及五维综合发展指数等级划分标准, 如表 2 所示。
耦合协调这一概念来源于物理学, 反映不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常见的二维耦合度计算公式[34] 中, 一旦某一维度的发展指数为 0, 整个系统的耦合度即为 0, 不符合多维耦合的实际情况。李裕瑞等[35]和钱丽等[36]基于变异系数统计值对系统多要素间耦合度测算的改进模型, 认为乡村地域系统的各子系统相互联系, 变异系数一般为弱变异或中等变异, 通常为 0～1。因此, 计算五维目标耦合度 C(5)的公式[35–36]如下:
(5)
该函数值介于[0, 1]区间, 数值越大表明五维目标间发展水平的离散程度越小, 耦合程度越好。同理可得乡村振兴四维目标耦合度:
(6)
耦合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强弱和联系密切程度, 但无法反映系统间协调发展水平, 可能出现高耦合度但彼此制约或低耦合度彼此促进的现象[37]。由此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7)
式中 D 为多维目标耦合协调度, 既反映多个振兴目标间耦合度的强弱, 又能反映其综合发展水平。
为深入探究各子系统对五维目标综合耦合协调度的影响, 为后续共同富裕目标导向下乡村分类和规划引导提供依据, 构建耦合协调影响力指标 CCI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fluence index):
(8)
式中, D(5)表示五维目标综合耦合协调度,
表示五维目标中去除 k 目标外的四维目标耦合协调度。CCI 能够表征各目标对五维目标耦合协调的影响, 其数值正负表征影响方向, 大小表征影响程度。
借鉴物理学领域的划分标准[38–41], 基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 D 以及五维子系统耦合协调影响力指标 CCI, 可将市域乡村振兴耦合情况划分为 5 类 6型 30 个亚类(表 3)。
广东省下辖 21 个地级市, 划分为粤东、粤西、粤北和珠三角 4 个部分。由于深圳市人口全面城镇化, 本文以其余 20 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区域(图 2)。广东省在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 也面临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基于现有工作成果对广东省乡村振兴状态做出总体评价, 对未来广东省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工作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也可以为全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路径的选择提供参考。
表2 发展水平等级划分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development level
等级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水平中等发展水平较高发展水平高发展水平 各目标发展指数[0, 0.2](0.2, 0.4](0.4, 0.6](0.6, 0.8](0.8, 1] 五维综合发展指数[0, 0.04](0.04, 0.16](0.16, 0.36](0.36, 0.64](0.64, 1]
表3 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类型划分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typ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类耦合协调度亚类耦合协调影响力指标 高级协调[0.75, 1]高级协调—双驱引领∃k1, k2∈A;,>0.2 高级协调—双轮滞后∃k1, k2∈A;,<–0.2 高级协调—极化发展∃k1, k2∈A;>0.2且<−0.2 高级协调—单核引领∃k1∈A;>0.2 高级协调—单极滞后∃k1∈A;<–0.2 高级协调—均衡型∀ki∈A; −0.2<<0.2 中级协调(0.5, 0.75]中级协调—双驱引领∃k1, k2∈A;,>0.2 中级协调—双轮滞后∃k1, k2∈A;,<−0.2 中级协调—极化发展∃k1, k2∈A;>0.2且<−0.2 中级协调—单核引领∃k1∈A;>0.2 中级协调—单极滞后∃k1∈A;<–0.2 中级协调—均衡型∀ki∈A; −0.2<<0.2 初级协调(0.25, 0.5]初级协调—双驱引领∃k1, k2∈A;,>0.2 初级协调—双轮滞后∃k1, k2∈A;,<−0.2 初级协调—极化发展∃k1, k2∈A;>0.2且<–0.2 初级协调—单核引领∃k1∈A;>0.2 初级协调—单极滞后∃k1∈A;<–0.2 初级协调—均衡型∀ki∈A; −0.2<<0.2 濒临失调(0.1, 0.25]濒临失调—双驱引领∃k1, k2∈A;,>0.2 濒临失调—双轮滞后∃k1, k2∈A;,<−0.2 濒临失调—极化发展∃k1, k2∈A;>0.2且<–0.2 濒临失调—单核引领∃k1∈A;>0.2 濒临失调—单极滞后∃k1∈A;<–0.2 濒临失调—均衡型∀ki∈A; −0.2<<0.2 衰退失调(0, 0.1]衰退失调—双驱引领∃k1, k2∈A;,>0.2 衰退失调—双轮滞后∃k1, k2∈A;,<−0.2 衰退失调—极化发展∃k1, k2∈A;>0.2且<–0.2 衰退失调—单核引领∃k1∈A;>0.2 衰退失调—单极滞后∃k1∈A;<–0.2 衰退失调—均衡型∀ki∈A; −0.2<<0.2
综合国家政策变迁的时间节点, 本研究选取2013, 2016 和 2019 年广东省市级乡村数据进行研究。基础地理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2014—2020)》、《广东省农村统计年鉴(2014—2020)》、《广东社会统计年鉴(2014—2020)》和2014—2020 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少量缺失数据采用比例法补充。不同来源数据均进行口径校核, 经济数据统一折算成 2013 年可比价。
整体而言, 近 6 年来广东省乡村振兴发展趋势良好, 五维综合发展指数各市均值从 2013 年的 0.09提升到 2019 年的 0.18, 表现出较明显的持续加快增长态势。同时, 各维度发展指数也稳步提高。其中,生态宜居发展最为迅速, 其指数从 2013 年的 0.29上升到2019 年的 0.60; 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指数的增幅都接近 60%, 但治理有效发展较缓慢, 6 年间仅增长约 15%, 反映出各市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工作中主要将生态环境整治作为主要抓手, 而对乡村治理关注不足。到 2019 年底, 各市乡村振兴五维综合发展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各目标发展指数排序为生态宜居(0.60)>生活富裕(0.51)>治理有效(0.42)>乡风文明(0.34)>产业兴旺(0.19), 各目标间发展差距较大。由此可见, 广东省乡村振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与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图2 研究区域
Fig. 2 Study area
就单个城市而言, 广东省各市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图 3)。到 2019 年底, 仅东莞和中山表现出较高的综合发展水平, 呈现显著的“双核领跑”特征, 广州、珠海、汕头、佛山和江门5 个城市处于中等发展水平, 其余城市均处于较低发展水平, 整体上呈现以珠三角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结构。就各目标而言, 各市产业兴旺普遍处于较低水平而生态宜居水平普遍较高, 市际之间发展差异较小, 但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方面各市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呈首位型等级规模特征。在空间分布上, 珠三角仍作为省内乡村振兴各目标发展水平的高值中心, 沿主轴向外辐射, 其中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呈现南北纵向高水平发展带, 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呈现沿海东西横向高水平发展带, 乡风文明则呈现两条发展带交叠的十字形结构(图 4)。
在时间维度上, 全省平均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由 2013 年的 0.29 逐步上升至 2019 年的 0.39, 从濒临失调阶段步入初级协调阶段, 并且乡村振兴比美丽乡村建设发展更迅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与美丽乡村建设相比, 乡村振兴战略更加注重乡村地域系统的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持续推进, 广东省乡村地域各发展目标开始走向良性互动, 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演进(图 5)。就单个城市而言, 东莞是 2013年唯一的中级协调水平城市, 发展基础最好, 同时6 年间也保持领先优势, 成为首个进入高级协调阶段的城市。处于第二梯队的中山、佛山、珠海和广州也从初级协调阶段步入中级协调阶段, 其中广州和珠海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发展提速明显, 具有较为乐观的发展势头。其余各市也保持类似的发展速度, 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值得关注的是, 河源和湛江两市由于起点较低, 2019 年底仍处于濒临失调水平。可以看出, 珠三角地区领先优势明显, 而粤西粤北地区发展相对缓慢, 整体上同样呈现“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从高到低梯度分布的空间格局(图 6)。
珠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 3 年均值分别为 0.37, 0.42 和 0.51, 整体上从初级协调阶段迈入中级协调阶段, 远高于非珠三角地区。其中, 东莞乡村的五维耦合协调水平最高, 常年稳居第一, 得益于其五维目标均衡发展的优势; 中山和佛山紧抓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工作, 使得三大目标皆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 实现“生态–治理–生活”三维高水平耦合协调发展; 广州和珠海表现出较强的生态宜居领先倾向, 但由于其他四维发展水平限制, 整体耦合协调发展在珠三角地区内部属于中等水平; 相较而言, 其他各市产业兴旺和乡风文明发展呈现明显的短板, 与其他三维发展目标的耦合协调严重脱节。
粤东地区耦合协调度 3 年均值分别为 0.21, 0.26 和 0.35, 整体上从濒临失调阶段迈入初级协调阶段, 属于省内第二梯队。根据五维目标发展状态, 粤东地区乡风文明方面处于省内较高发展水平, 生活富裕程度接近全省平均水平, 但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水平相对过低, 制约了各目标维度间进一步高水平耦合协调发展。其中, 汕头、汕尾、揭阳均显示明显的“高生态–低产业”发展特征, 潮州市相对特别, 显示“高产业–低生态”的特征。相比其他三市, 潮州市经济水平发达, 但生态宜居方面的严重脱节造成整体耦合协调度处于低水平。
图3 2013—2019年广东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
Fig. 3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19
粤西和粤北地区耦合协调度 3 年均值分别为0.15, 0.20 和 0.28, 刚刚部分迈入初级协调阶段。尽管粤西和粤北地区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类似, 各目标发展水平却存在明显的差异。粤西地区各目标发展情况总体上相对均衡, 不存在落后严重的情况。其中, 茂名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 奋力打造高水平乡村振兴“茂名样板”, 发展增速明显, 在粤西三市中存在明显的产业、乡风文和治理优势。粤北地区各目标发展差距较大, 其中生态宜居处于区域领先水平, 但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发展相对落后, 限制其整体耦合协调发展。
用协调影响力指标反映五维目标对乡村振兴整体耦合协调度的作用方向和程度, 分析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引领力量和短板问题, 结果如图 7 所示。2013—2019 年, 广东省各市乡村产业兴旺的协调影响力普遍为负值, 表明其对乡村振兴整体耦合协调发展通常起反向阻滞作用, 乡村所在地产业发展问题仍是未来乡村振兴的主要突破点。与之相反, 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对综合多维耦合协调普遍起正向推动作用, 是未来乡村共同富裕实现的引领力量。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在不同城市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各异, 生态宜居普遍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地转为正向作用, 乡风文明影响力则在较多城市表现为负向增长, 说明乡村振兴工作中各地更注重人居环境等实体空间的改善, 而对乡村精神文明的提升关注不足。未来乡村全面振兴应当更注重乡村本土产业的发展与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补足实现共同富裕的短板。
图4 2019年广东省乡村振兴各目标发展水平空间格局
Fig. 4 Spatial pattern of development level of various goal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19
图5 2013—2019年广东省各市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时间演变
Fig. 5 Time evol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19
实现乡村全振兴和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要充分考虑各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地域条件, 才能对不同发展类型和阶段的乡村提出切实有效的规划引导建议。本文在采用耦合协调度划分乡村发展阶段的同时, 引入耦合协调影响力指数, 对处于同一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的乡村进行细分, 发现存在 4 类 5 型共 13 亚类(表 4)。其中, 均衡型、双驱引领型、单核引领型、极化发展型和单极滞后型占比分别为 70%, 5%, 12%, 3%和 10%, 各类型乡村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性, 同时在时序发展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关联性。
1)均衡型。均衡型乡村集中于珠三角、粤东后期和粤西前期, 表现出各发展目标相对均衡发展的特征, 是最早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储备军。其中, 珠三角地区均衡型乡村稳步从较低发展水平向较高发展水平演变, 经济发展迅速, 其他各项发展指数也处于省内较高水平梯队, 整体乡村发展已经进入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 未来应注重产业集约化和绿色化发展需求, 积极开展特色乡村建设, 加强基层治理和制度创新, 促进乡村五维融合发展。粤东和粤西均衡型乡村自然条件和区位条件相对较差, 发展水平停滞在初级协调阶段, 产业调整也无实质性进展, 并且呈现明显的资源依赖性, 但其模式类型的时序演变说明在乡村发展进入瓶颈期时, 可以考虑依据本地资源特色与发展愿景, 重点发展某一维度目标作为突破点, 引领整体耦合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例如, 通过合作社整合资源, 创新产业经营主体, 将小规模分散生产与大市场进行有效的对接, 实现产业现代化的规模化, 从而夯实乡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同时, 借用合作社保护群众的共同利益, 激发内在共荣发展动力。
图6 2013—2019年广东省各市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
Fig. 6 Spatial patter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19
图7 2013—2019年广东省各市乡村振兴各维度的耦合协调影响力
Fig. 7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influence of various dimensions subsystem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19
表4 2013—2019年广东省各市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类型
Table 4 Typ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19
城市2013年2016年2019年 广州初级协调–均衡型初级协调–均衡型中级协调–均衡型 珠海初级协调–均衡型初级协调–均衡型中级协调–均衡型 佛山中级协调–均衡型中级协调–均衡型中级协调–均衡型 惠州初级协调–均衡型初级协调–均衡型中级协调–均衡型 东莞中级协调–均衡型高级协调–均衡型高级协调–均衡型 中山中级协调–均衡型中级协调–均衡型中级协调–均衡型 江门初级协调–单极滞后初级协调–单极滞后中级协调–单极滞后 肇庆初级协调–均衡型初级协调–均衡型初级协调–均衡型 汕头初级协调–均衡型初级协调–均衡型中级协调–均衡型 汕尾濒临失调–极化发展初级协调–单极滞后初级协调–均衡型 潮州初级协调–单核引领初级协调–均衡型中级协调–均衡型 揭阳初级协调–单核引领初级协调–均衡型初级协调–均衡型 阳江濒临失调–均衡型初级协调–单核引领初级协调–单核引领 湛江濒临失调–均衡型初级协调–均衡型初级协调–双驱引领型 茂名濒临失调–均衡型初级协调–均衡型初级协调–均衡型 韶关濒临失调–均衡型初级协调–均衡型初级协调–均衡型 河源濒临失调–双驱引领型初级协调–均衡型初级协调–单核引领 梅州濒临失调–单核引领初级协调–均衡型初级协调–均衡型 清远濒临失调–单极滞后初级协调–单极滞后初级协调–极化发展 云浮初级协调–双驱引领型初级协调–均衡型初级协调–单核引领
2)双驱引领型。处于这一模式的城市只有 2019年的湛江市和 2013 年的云浮市, 二者皆处于初级协调阶段, 分别表现出“生活+生态”以及“生活+治理”的双轮驱动特征。这一类型的城市乡村生活富裕相对其他目标发展较好, 并且生态宜居发展水平较高, 属于典型的传统农业发达地区, 拥有较优秀的自然资源本底, 地区特色显著, 并且治理水平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求。这类乡村作为均衡型乡村阶段性水平跃迁的过渡阶段, 往往承担着突破性快速发展的历史使命。一方面, 应从治理有效入手, 加强村民对共同富裕思想的认识, 强化共同富裕的意愿, 将共同富裕理念渗透到村民的思想意识与生产生活中, 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另一方面, 应善于利用民间资本、自身环境和治理优势, 逐步走上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例如, 依托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资源, 大力发展特色高效农业, 加快“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建设。同时, 充分发挥生活富裕优势, 带动产业短板, 如鼓励大众创业, 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转变乡村产业经济发展方式, 强调工业的绿色化和集约化发展, 实现乡村产业的快速发展, 实现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
3)单核引领型。单核引领型乡村主要分布于粤东前期和粤西粤北后期, 前期普遍以治理有效为单核引领, 后期转变为生态宜居。这印证了治理有效作为乡村地域系统振兴发展的制度保障基础, 可以为后期全面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生态宜居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空间支撑与品质追求, 能为振兴高级阶段提供突破性动力。对于这类乡村, 现阶段需要重点倡导绿色发展, 以乡村良好的生态人居环境为资本, 凭借前期积累的制度治理优势, 增强帮扶力度和政策扶持, 吸引人才返乡、支持农民在地就业创业, 推动生态人居的社会化效益产出, 将乡村推进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多效益协同实现阶段, 实现“生态美、农民富”的“美美与共”的共同富裕新格局。
4)极化发展型。处于这一模式的城市只有 2013年的汕尾市和 2019 年的清远市, 二者皆处于较低发展水平阶段, 分别表现出“产业+治理”以及“产业+生态”的两极分化式发展特征。二者近年来各目标发展表现出极高的相似性, 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获得持续性进步的同时, 乡村产业发展几乎停滞。因为这两座城市的乡村发展表现为典型的空心村模式, 进城务工赚得的收入用于农村在地消费和环境建设, 但实际上导致乡村在地性产业发展受限, 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异。这类乡村应在差异化、针对性地落实农民“市民化”政策的基础上, 结合生态和治理优势, 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和民俗旅游等农旅融合产业, 促进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提升, 保障农民在地收入, 以此吸引人才回流, 实现多元耦合发展, 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
5)单极滞后型。主要发生在江门、汕尾和清远 3 市的前中期, 表现为产业滞后, 而其他维度目标未见明显引领作用。这种情况下, 应积极寻求城乡融合发展, 加强城乡要素间的流通共享, 镇村联动发展, 形成乡村群。政府通过政策引导, 优化乡村群内资源流通配资, 合作落地适宜的产业项目和恰当的市场主体, 多途径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耦合协调发展既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 也是推动共同富裕工作不可或缺的组分。通过对乡村振兴五维目标耦合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内在机理的解析, 本文改进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与测度方法, 并以广东省市域乡村为例进行案例探讨, 得出以下结论。1)近年来, 广东省乡村振兴各市综合发展水平呈现以珠三角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结构。各振兴目标发展指数分布各异, 整体上表现为以珠三角为高值中心、沿主轴向外辐射的核–带空间格局。2)广东省各地区之间耦合协调度发展情况差异较大, 整体上同样呈现“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从高到低的梯度分布空间格局。3)通过对各目标维度耦合协调影响力指数的测定, 发现各市乡村产业兴旺对其乡村振兴整体耦合协调发展通常起反向阻滞作用, 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则普遍起正向推动作用, 而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在不同城市作用方向各异。
基于耦合协调度和各目标维度的耦合协调影响力指数, 本文将各市乡村振兴进行分类, 并针对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 对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提出切实有效的差异化引导建议, 以期多途径、特色化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本文的贡献是在共同富裕目标下为乡村地域系统耦合发展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以及对多维耦合协调研究方法的改进, 但在实践层面, 由于市域内部乡村发展的复杂多变, 数据颗粒度过粗, 存在一定的应用局限性。同时需要指出, 作为一个极度复杂的地域系统, 乡村发展还受到乡贤能人、特殊政策甚至各种突变因素的影响, 本文提出的分类方法还应结合现实约束进行适当的调整, 走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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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Take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bstract By build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mproves the measurement method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fluence. Then, taking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various cities, classifies the type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poses differentiated guidance strategie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and decision-making support for the evaluation and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five dimensional objectives; coupling coordination; Guangdong Provi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