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融合如何影响心理融合?——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较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及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中国当代社会治理研究项目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2017A030313248)资助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Vol. 58, No. 5 (Sept. 2022)

1.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 深圳 518055; 2.北京大学未来城市实验室(深圳), 深圳 518055; 3.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武汉 430072; 4.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成都 610074; †通信作者, E-mail: gongyue@pkusz.edu.cn

摘要从流动和户籍人口双向融合过程的视角, 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探究流动和户籍人口群际间居住融合对心理维度上社会融合的影响。结果表时, 流动和户籍人口的居住融合对两群体心理融合的影响有较大的差异。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合状况优于户籍人口; 自有住房以及增加群体间居住邻近性的居住融合策略能显著地提升流动人口心理融合水平, 但对户籍人口无显著影响; 群际间交往能进一步提升居住邻近性对两群体心理融合的促进作用, 验证了“群际接触”理论。未来的融合政策应包括提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自有住房产权, 促进两群体的居住邻近性和群际交往, 消除户籍人口对流动人口的偏见和排斥, 使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有恒产者有恒心”。

关键词 流动人口; 户籍人口; 居住融合; 社会融合; 心理融合; 交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超过 3.7 亿, 与 2010 年流动人口数量相比, 增长 69.73% [1]。但是, 大部分流动人口无法获得公共住房等城市基本社会服务和保障[2–3], 面临长期的居住困境、与户籍人口间的隔阂以及难以融入流入地社会的挑战。“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仍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 要加快推动包含农村流动人口在内的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4]。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践有重要意义。社会融合可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视角来划分, 主观心理层面的融合对社会融合进程有重要意义[5]。学者们认为个体的主观心理融合是社会融合的最高层次, 只有在文化心理层面实现融合, 才算完全实现社会融合[6–8]。

住房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有重要影响。沿用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一说, 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表明, 要让各类产权所有者安心, 让恒产者有恒心, 以便缓解人民群众担心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心里没有安全感的问题。对长期难以进入公共住房的流动人口而言, 拥有城市住房是其社会融合的重要一步, 会影响其心理上的意愿与感知。同时, 居住空间既是日常生活的物质空间, 也是群体间的交往空间, 影响群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及获取在城市的发展机会[9–12]。居住空间不仅是衡量移民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 也是其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宝贵资源, 影响其社会融合状况[5,9,12–13]。因此, 住房所有权、居住邻近和交往是群体间居住融合的重要体现。

我国的流动和户籍人口长期处于居住分异的状况, 阻碍相互间的社会融合。然而, 促进居住融合将如何影响两者心理融合阶段的过程尚不明晰。本文采用 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的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个人问卷数据, 通过构建由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融合意愿、融合感知态度组成的心理维度社会融合指标体系, 研究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居住融合情况如何影响两者的心理融合水平。本文基于流动与户籍人口的互动关系展开分析, 对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融合的居住和心理因素进行比较和总结, 提出促进融合的政策建议, 以期从空间和心理维度上拓展社会融合研究。

1 文献回溯

1.1 西方移民社会融合研究

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源于美国少数族裔移民社会融合和欧洲社会整合的研究[14]。欧美学者关注移民与主流社会群体关系的问题, 提出融合论、区隔融合论以及多元文化论等理论学说[7]。社会融合早期被美国芝加哥学派 Park 等[15]定义为个体或群体间互相渗透、融合, 通过共享历史和经验, 相互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和态度, 最终整合于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此后, Gordon[16]提出的“七阶段融合论”涉及移民与主流社会两个群体, 强调虽然两个群体在不同阶段的作用各异, 但最终融合的实现基于两个群体的共同努力。之后, Alba 等[17]强调融合是一个双向过程, 指族群间界限的跨越、模糊和重构, 最终实现种族差异的减弱, 并提出多维度融合概念, 强调居住融合的重要性。已有的社会融合测度框架分为客观与主观两个层面, 涵盖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和心理等多个维度的融合,并反映从适应新环境到最终认同和融合多个阶段的递进关系[16,18–19]。学者多从文化融合、社会结构融合、族群意识融合、族群间歧视行为的消除和通婚、对流入地的归属感以及对流入地生活满意度等方面测度移民的社会融合情况[19–21], 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语言、种族、信仰、社会资本、迁移年限和范围、主流社会成员态度以及迁入地相关政策等对西方移民社会融合有显著的作用[3,19]。

1.2 居住融合

Massey 等基于 Gordon 融合论提出“居住融合”, 并定义为一个群体与宿主社会成员之间的居住接触过程[22–23]。该理论阐述少数族裔群体社会经济地位成就水平与搬入郊区居住之间的机制[24], 发现移民等少数群体在居住空间上的分散会增加其与主流群体接触的机会, 使得居住融合成为文化同化及其他类型同化之间的必要步骤, 也是迈向结构同化的关键步骤[17,25]。居住空间因素对社会融合过程中文化同化后的所有阶段影响强烈[22]。居住空间邻近性是 Gordon 融合论中友谊、偏见和婚姻等融合各阶段的主要决定因素[23], 因此在城市社会中, 社会经济进步往往伴随着旨在改善个人或家庭环境的空间流动, 移民获得移居郊区的经济手段, 通常搬入种族更混杂的社区, 拥有更好的住房和便利设施, 最终促进社会融合[26–29]。

1.3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国内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多关注社会融合的概念、指标构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国外移民融合理论与测度指标体系, 研究者普遍认为我国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合涉及政治制度融入、经济融入、行为适应、文化接纳以及心理融入等多个维度, 其中心理维度包含归属感、满意度、融入意愿和感知主流群体的态度[9,29–31], 且各维度包含互动递进关系。多数学者认为经济融入是基础, 文化接纳与行为适应是进一步的需要, 心理融入处于最高地位, 只有心理上的融入, 才说明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实现社会融合[7,30]。例如, 任远等[31]将流动人口“自我身份的认同、对城市的态度、与本地人的互动、感知的社会态度”作为其主观感知的融合水平, 并认为这些心理意愿与感知因素都是影响社会融入的重要方面。Liu 等[5]用“是否感受到本地人对流动人口的排斥”和“是否感觉流动人口会带来安全问题”来衡量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两个群体对社会融合的感知情况, 分析居住隔离与户口制度对社会融合感知的影响。

社会融合意愿与感知是心理融合维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Gordon 的融合框架中, 心理层面的态度接纳(attitude receptional assimilation)是结构同化中的一部分, 代表同化的更高阶段[16]。主流群体与少数群体对其群际间关系的感知以及融合意愿各异, 比如主流群体往往倾向于对移民等少数群体持偏见态度[32–34], 而少数群体则有较强烈的与主流群体融合的意愿[35]。这种心理维度的意愿与感知对两个群体的社会融合进程意义重大, 因为人们如何看待流动人口涌入流入地城市及其如何融入社会的观念可能影响其日常行为, 而这种行为又会直接影响两群体间的关系和互动[5]。本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接纳或排斥对其社会融入有重要意义, 且主要反映在心理方面[36]。因此, 群体间的社会融合意愿与感知是心理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对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合产生较大的影响。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与本地人的排斥、制度等社会因素息息相关, 还与年龄、性别、婚姻、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个人因素密不可分[11,31,37–39]。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居住状况也是其社会融合进程中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例如李含伟等[40]发现, 选择较好的自然环境和公共服务的居住环境会提升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

1.4 群际间交往

国内外社会融合研究都涉及主流群体与(外来)少数群体间的关系, 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融合的状况。在经典的社会心理学中, 有接触与威胁两种主要强调群际间态度关系形成的理论[41–42]。社会融合的接触理论(contact theory)认为, 即使在不太理想的社会环境中, 不同种族群体的互动可能形成积极的群体间情感[43–44]。实证研究发现, 群际接触越多, 群际偏见程度越低, 不同群体成员不断地积极接触, 会带来积极的累积效应, 从而改善群际关系[44]。种族间的居住隔离限制其建立和发展社会联系的机会, 而积极的种族间接触可能会减少对少数族裔的消极(反对)态度[45]。同样, 中国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的交往有助于减弱其隔离程度[46]。群体间威胁理论(threat theory)认为居住在移民人口较多地区的本地人可能更倾向于对移民(特别是来自经济困难地区的移民)持负面态度[33–34]。

综上所述,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是其与户籍人口互动的过程。现有研究主要有两点不足: 其一是较多地聚焦于流动人口, 关注其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融合情况[2–3,11–12,39], 少有研究采用社会融合是双向过程这一观点, 从而忽略同时关注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户籍人口在流入地社会中界限的跨越、模糊和重构这一互动过程; 其二是对居住融合如何影响心理融合, 特别是通过自有住房和居住空间邻近性达成的居住融合对心理融合的影响机制缺乏探讨。心理融合是社会融合的高级阶段, 探讨如何增强心理融合, 能促进流动人口深层次的城市融入。因此, 本文采用社会融合是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间双向融合过程的观点[5,47], 诠释两个群体的心理融合情况, 并解释其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影响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心理融合因素的差异, 并探讨群际间交往背景下居住空间融合如何影响心理融合。

2 研究假设

流动与户籍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是两个群体在流入地社会互动的过程。除个人基本特征和制度因素外, 流入地的居住空间因素也是其社会融合进程中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居住空间邻近性和住房所有权这些居住融合的因素可能影响心理融合, 同时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间的交往可能会在邻里尺度上进一步影响两个群体心理融合。因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 4 点假设。

2.1 居住融合与心理融合

Wessel 等[48]基于对欧美少数族裔移民的研究, 发现居住空间的向上流动往往意味着其从种族隔离的社区向白人居民比例更高的社区迁移, 通过居住状况的提升来接近本地人, 从而获得与同等经济社会地位的白人有相似的居住条件。因此, 实际应用中将少数族裔搬入白人比例较高的社区作为居住融合的标志之一[17]。居住空间的邻近会促进友谊、偏见和婚姻等社会文化融合的进行[22]; 户籍人口对流动人口长期持有偏见和漠视的负面态度[32], 因此邻里构成的改变可能较难影响其心理融合。据此, 我们提出假说 1: 相较于户籍人口, 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合会在更大程度上受到邻居构成的影响。

与更多本地人成为邻居的流动人口可能具备更强的社会适应和社会参与能力[11]。根据 Massey[22]的居住融合模型, 少数族裔移民进入包含较多白人的更优质的郊区社区是融合过程的关键阶段。在中国语境下, 社区中本地人占比越高, 一方面可能意味着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更接近户籍人口, 居住意愿愈发一致, 融合水平更高, 另一方面意味着流动人口的居住更加分散, 更有利于增加两个群体之间的日常往来, 从而影响其社会融合水平[13,29]。据此, 我们提出假说 2: 通过入住大部分邻居为本地人的社区所达成的居住空间邻近性有利于流动人口心理融合水平的提升。

Alba 等[17]指出住房与居住空间融合直接相关, 拥有住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融合程度和社会经济成就, 也是反映居住融合的要素之一, 并对社会融合进程有一定的影响[25,49]。与本地人成为邻居的流动人口的居住机会与拥有相同资源的本地人是趋同的, 这里的机会不仅包括住房的地理位置, 还包括住房的所有权和房屋质量等[11]。这意味着, 对于居住在租赁房屋中的流动人口, 虽然与社会主流群体距离较近, 但由于以“租客”身份与社会主流群体的交往也可能导致其遭受更多歧视, 从而更难认同自己的城市身份[50]。据此, 我们提出假说 3: 拥有住房会显著地促进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心理融合提升。

2.2 邻里中的群际间交往心理融合

Britton[51]对拉丁美洲空间和结构同化间关系的研究发现, 当移民搬入同一个社区后, 是否与当地主流人群进行交往, 并建立社会网络, 对其继续实现后续融合意义重大。沈洁[52]对上海城市移民的研究发现, 由于郊区相对缺少接触上海本地社会的机会, 导致郊区移民不太可能建立群际友谊或多样的社会网络, 这对其社会融合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北京的流动人口通过在社区中与本地居民交往而积累更多的本地化社会支持, 从而促进其全方位的社会融入[12]。因此, 在考虑居住邻里构成的同时, 还要考虑其通过邻里中不同群体成员的群际交往对心理维度社会融合的影响。据此, 我们提出假说 4: 居住空间邻近性可以通过邻里间群际交往情况而影响心理融合。

3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性统计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方法进行抽样。调查范围为北京市朝阳区、山东省青岛市、河南省郑州市、浙江省嘉兴市、四川省成都市、福建省厦门市、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山市 8 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其中, 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个人问卷(C 卷)的调查对象为在以上 8 个代表性城市中居住一个月以上, 非本区(县、市)户籍的15～59 周岁流入人口; 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户籍人口问卷(D 卷)的调查对象为本区(市、县)户籍 15～59周岁本地人口。

3.2 心理融合水平的影响因素

3.2.1居住空间融合因素

如表 1 所示, 本研究选择两个主要自变量。

1)邻居构成。借鉴 Yu 等[25]通过移民所在邻里社区的人口组成来测量移民与主流群体居住空间邻近性来衡量其居住融合情况的方法, 本研究选取受访者的邻居构成情况作为反映居住融合因素之一。数据中 43.47%的流动人口的邻居主要由外地人构成, 而 68.88%的户籍人口的邻居以本地市民为主。

2)住房性质。房屋所有权能表征个人的住房情况[53], 代表移民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与主流群体类似的居住地位, 因此拥有住房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移民居住融合的指标[25,49,54]。因此, 选取受访者住房所有权的状况作为反映居住融合因素之二。数据中 69.87%的流动人口租住私房, 而92.58%的户籍人口居住在自有产权的住房中。

3.2.2心理融合的其他影响因素

如表 2 所示, 本文选取的主要控制变量分为 5类。1)个人基本特征, 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是否有子女和婚姻状况。2)制度特征, 包括户口性质和社会保障情况。3)职业特征与收入水平, 包括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单位性质和就业身份。4)社区参与情况, 包括社区活动和社区组织的参与情况。社区活动参与情况根据问卷中“您参加过以下哪些活动?”这一问题, 每参加一种活动赋值 1, 求和得到变量值; 社区组织参与情况变量是参考问卷中“您是否以下组织成员?”这一问题, 每参加一个组织, 同上赋值求和得到。5)所在城市, 刘涛等[12]认为流入地城市经济社会特质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提供了宏观环境, 因此本研究将城市作为控制变量之一。

选取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交往情况作为邻居构成与心理融合之间的中介变量, 变量由问卷中“您觉得自己或家人与对方群体成员相处得好不好”(对流动人口受访者而言, 对方群体为本地人; 对户籍人口受访者而言, 对方群体为外地人)这一问题构成, 回答为“来往很少”的定义为“群际间不交往”, 其余回答“交往程度”的定义为“群际间有交往”。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下。个人基本特征显示, 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受访者中男性分别占55%和 56%, 女性分别占 45%和 44%; 两类群体中受访者平均年龄分别约为 33 岁和 39 岁, 流动人口较为年轻; 两类群体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分别为 14.7%和 29.5%, 户籍人口总体上学历水平较高; 两类群体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均已婚且育有子女。86%的流动人口受访者为农业户籍, 户籍人口受访者中农业户籍则为 39.8%。就社会保障情况而言, 户籍人口拥有失业、养老、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比例均高于流动人口, 而流动人口尚未享受与户籍人口等同的社会保障服务。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月收入均值分别约为 3884 元和 3498 元, 这可能是由于户籍人口中未就业的比例远高于流动人口; 一半以上的流动人口职业类别为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仅 25.6%的户籍人口从事该职业类别。户籍人口比流动人口更多地参与社区的活动和组织。群体间交往变量显示, 超过 95%的受访者均与对方群体有一定程度的交往。

3.3 心理融合水平测度

参考现有测度框架中客观层面融合现状(经济地位、政治或制度以及公共事务参与情况等), 同时参考主观层面融合情况(对流入地归属感、满意度、身份认同、融入意愿以及流入地社会对流动人口的态度等)[9,55–57], 我们选取“社会融合”的 9 个问题(表 3)作为指标, 通过因子分析构建两类群体社会融合意愿与感知的主要结构因子。其中, 有 7 个问题涵盖对流入地的归属感和融入意愿, 表示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间的融合意愿情况; 有两个问题采用反映心理距离所感知的社会歧视态度来测度, 用以表示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间的融合感知情况。

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心理维度社会融合主要因子, 结果如表 4 所示。9 个问题被分为两个主要因子成分, 分别用 Y1 和 Y2 表示, C 卷和 D 卷中两个主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69.19%和 72.92% (> 60%)。在因子 Y1 中, 前 7 个“融合意愿”型问题的因子载荷量均大于 0.5, 主要反映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间的日常融合意愿, 故定义为群体间融合意愿因子。在因子 Y2 中, 后两个“融合感觉”型问题的因子载荷量均大于 0.9, 主要反映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两群体间相互感知对方接纳情况, 故定义为群体间融合感知因子。用等权法构建 Y1 和 Y2 两因子得分, 再以各主因子方差贡献率占提取主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例作为权重, 求出心理融合综合得分 Y, 将主因子和综合得分按照标准分转换为 1～100 之间的数值[58]。

3.4 居住空间融合与心理融合影响机制分析方法

由于因变量心理融合得分为连续变量, 故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与户籍人口心理融合的影响因素。以心理融合得分为因变量, 居住融合变量为主要自变量, 个人基本特征、制度特征、职业特征与收入水平、社区参与情况以及地区差异作为控制变量, 建立回归模型。在该模型回归分析结果的基础上, 通过分析中介效应, 进一步探讨居住空间融合因素影响两个群体心理融合的中间机制。由于中介变量——群际间交往情况为二分类虚拟变量, 因此在多元中介模型中, 中介变量作为因变量的模型为二元 logit 模型, 通过依次检验的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变量设置见表 1 和 2, 回归模型如下:

说明: 无标记数字为百分比, 加下划线数字为均值和标准差(括号内)。

说明: 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互为“对方群体成员”; 第 1～7 题的指标得分为完全不同意=1, 不同意=2, 基本同意=3, 完全同意=4; 第8～9题的指标得分为完全同意=1, 基本同意=2, 不同意=3, 完全不同意=4。

其中,

代表邻居构成中以本地人为主, width=53.2,height=17.2

代表邻居构成中外地人与本地人差不多, width=53.2,height=17.2

代表不清楚邻居构成情况, Housingi代表个体 i 在城市中是否自有住房; 相应地, β1, β2, β3和 β4 分别表示相较于居住隔离的不同程度的居住融合, 以及相较于其他住房类型的自有住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心理融合的提升。X'代表控制变量。

4 实证结果

4.1 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心理融合特征

如表 4 所示, 总体而言, 在 8 个城市中, 流动人口在群体间融合意愿、融合感知以及心理融合三方面的得分均优于户籍人口。第一, 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心理融合得分相差 11.96 分, 其中流动人口得分为 78.67, 户籍人口得分仅为 66.71; 虽然流动人口常处于被排斥的状态, 但对其城市融入没有消极的认知, 其心理融合得分更高, 比户籍人口更倾向于参与社会融合。第二, 流动人口群体间融合意愿更高; 户籍人口群体间融合感知得分远低于流动人口, 即户籍人口认为流动人口受到歧视的程度, 比流动人口自身感知的程度更深; 两个群体的群际间融合意愿得分仅有 7.22 分之差, 而群际间融合感知得分差距高达 28.34, 虽然两个群体均对彼此有积极且较类似的融合意愿, 但对于融合的感知情况却有较大的差异。第三, 通过分析各主因子与心理融合得分的方差, 发现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群际间融合意愿个体间差异较小, 而其群际间融合感知得分的个体差异相对较大。

4.2 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心理融合的影响因素

根据方程(1)～(3), 分别构建多元回归方程, 得到 6 个回归模型(表 5)。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邻居构成和住房性质等表示居住空间融合的因素以及多数控制变量对心理融合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如表 5 中模型(1)和模型(4)所示, 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居住融合对心理融合的影响各异。流动人口邻居构成中, 本地人比例大于外地人, 会对其心理融合有显著且积极的提升作用(p<0.05), 即相比于居住隔离, 通过入住邻居多为本地人的社区所达成的居住空间邻近性更有利于提升流动人口心理融合水平。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当流动人口邻居构成以本地人为主时, 其心理融合得分比邻居构成以外地人为主的提升 3.083 分(p<0.01); 当邻居构成中本地人与外地人差不多时, 其心理融合得分比邻居构成以外地人为主的提升 2.019 分(p<0.01); 当不清楚邻居构成时, 该得分则比邻居构成以外地人为主的降低 2.143 分(p<0.05)。据此, 证明假说2。邻居构成情况对户籍人口的心理融合水平无显著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假说 1, 即与户籍人口相比, 流动人口的邻居构成状况对其心理融合影响更显著。住房性质显著地影响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合水平, 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时, 自有住房的流动人口心理融合得分比无房者高约 3.859 分(p<0.01), 即拥有自有住房对其心理融合水平提升有显著影响; 对于户籍人口, 其是否拥有自有住房对该得分则无显著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假说 3 中与流动人口相关的部分, 即自有住房会显著地提升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合程度。

注: ***p<0.01, **p<0.05, *p<0.1。将住房所有权变量合并处理成住房性质变量: 自购房和自建房为“自有住房”, 其余住房性质合并为“无房”。模型(2)和(5)为 logit 模型, 参考刘红云等[59]的方法, 后续中介分析中将对 logit 估计进行边际效应分析, 使用边际效应分析系数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各类控制变量对心理融合水平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1)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两个群体的心理融合提升均有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是个体综合能力的证明, 拥有良好的受教育程度使人容易在就业市场占据更大的优势, 更有可能获得良好的就业身份和经济状况, 从而拥有一定的购房能力, 更好融入流入地城市。2)户籍人口中已婚和已育均对其心理融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非农户籍及享受与流入地主流群体接近的社会保障服务(拥有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能促进流动人口心理融合水平的提升, 进一步反映制度支持对流动人口心理融合的积极影响。3)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对其心理融合有所影响, 就业身份为雇主与自营劳动者的流动人口心理融合显著高于未就业、其他类以及雇员。4)户籍人口参与社区活动对其心理融合有积极的影响。5)与规模较小的城市相比, 超大城市对两个群体的心理融合有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 对于流动人口, 除深圳外, 其余城市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合水平均高于北京; 对于户籍人口, 7 个城市的心理融合水平均优于北京。

4.3 中介效应检验:群际间交往

基于上述回归分析结果, 通过分析中介效应, 进一步探讨包括邻居构成表征的居住空间邻近性以及住房性质在内的居住空间融合影响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心理融合的中间机制。有研究表明, 居住在商品房社区的流动人口更多地与本地人交往和参与邻里活动, 且相比于城中村社区或农村社区, 实现了更高水平的居住融合, 并在邻里互动维度拥有更高水平的社会融合[9,60]。因此, 群际间交往可能是两个群体居住空间邻近性和自有住房影响其心理融合的重要路径。本研究用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是否发生群际间交往作为中介变量, 构造多元中介模型(表 5), 并参考前人研究中类别变量的中介分析方法[59,61–62],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如表 6所示。

在邻居构成影响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心理融合的过程中, 群际间交往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对于流动人口, 其心理融合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受到邻居构成的直接影响, 通过居住空间邻近性实现居住融合, 从而影响心理融合, 同时也受到群际间交往的中介效应而间接地影响心理融合。在邻居以本地人为主、邻居中本地人与外地人差不多以及不清楚邻居构成3种情况对流动人口心理融合的影响中, 分别有 5.55%, 9.62%和 16.69%通过群际间交往的中介效应实现。对于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产生一定程度的居住隔离(体现在邻居, 构成中本地人占比约半数以上), 则完全通过群际间交往的中介效应而对其心理融合产生影响。户籍人口可能认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服务和安全等城市问题多由流动人口导致, 倾向于对流动人口产生偏见或敌意, 因此与流动人口有过交往可能会打破或弱化其对流动人口的偏见和敌意, 从而提升其心理融合水平。不清楚邻居构成的户籍人口往往因为缺乏群际间交往而不了解邻居构成, 导致其心理融合水平难以得到提升。据此, 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假说 4, 即居住空间邻近性可以通过群际交往而影响心理融合。在住房性质对两个群体间心理融合的影响方面, 群际间交往对流动人口心理融合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即流动人口完全通过自有住房直接促进心理融合的提升, 住房性质影响心理融合的路径不受群际间交往影响。相反, 户籍人口自有住房不会直接影响其心理融合, 而必须通过群际间交往作为中介变量来影响其心理融合, 可见群际交往对促进心理融合水平提升的重要性。

说明: 完全中介效应指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过程中, 自变量完全通过中介变量路径去影响因变量; 部分中介效应指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一部分通过中介变量路径, 一部分直接影响; 遮掩效应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反向的情况。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研究从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双向互动的视角, 探讨两个群体居住融合因素对其心理融合的影响, 并考虑群际交往对其影响的中介效应, 得出以下结论。

1)整体上, 流动人口比户籍人口有更高的心理融合水平; 两个群体间融合意愿的个体差异相对较小, 一定程度上证明无论是流动人口还是户籍人口, 均较为倾向于与对方群体成员融合。然而, 两个群体间融合感知的个体差异明显, 户籍人口对流动人口的偏见态度远比流动人口所感知到的强烈。

2)与本地人实现居住空间邻近性和在流入地拥有自有产权房, 能够有效地提升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合水平, 但对户籍人口无显著影响。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达成居住空间邻近性, 能够显著地提升其心理融合水平, 并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即当其邻居构成中户籍人口占半数及以上时, 其心理融合水平也相应地提升, 并且在流入地城市拥有住房对其心理融合平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居住融合对户籍人口的心理融合无显著影响, 具体表现为, 无论邻居构成如何, 或是否拥有自有产权房, 其心理融合水平无显著差异, 暗示住房性质和居住邻近性对户籍人口的心理融合并无直接影响。

3)群际间有交往是居住空间邻近性所表征的居住融合影响流动人口心理融合水平的关键路径, 居住融合对流动人口心理融合的积极作用不仅通过空间邻近性完成, 也会在空间邻近的基础上, 通过群际间交往进一步促进该水平的提升。这验证了族群间关系理论中的接触理论——适当的群际间接触会改善群际间关系与态度, 从而提升心理维度的社会融合水平。

5.2 讨论

根据研究结果, 我们对社会融合政策有如下建议。1)在住房所有权方面, 通过提升流动人口的教育水平、增加住房补贴和共有产权房的数量等措施, 鼓励其在城市中购房置业, 提升其心理融合水平, 使其买得起房, 安得下心, 融入流入地社会, 做到“有恒产者有恒心”。2)在邻里构成方面, 避免居住隔离, 推行混合居住政策: 从供给侧角度, 鼓励商品房小区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房项目, 鼓励两个群体混合居住, 构筑混合邻里; 从需求侧角度, 打破户籍制度壁垒, 让更多的流动人口进入流入地的保障性住房体系。3)在制定混合居住政策的同时, 促进邻里社区中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群际交往, 例如通过社区组织积极举办各类社区活动, 降低活动参与门槛, 为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提供更多的交流活动场所, 推动两个群体的居住和心理融合。4)由于社会融合是涉及两个群体的双向过程, 因此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 在关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同时, 应增强对户籍人口的关注, 通过政府的宣传教育手段, 引导树立对流动人口的包容意识, 促进群际交往, 增进对流动人口的了解, 逐渐消除对流动人口的偏见态度, 提升户籍人口的融合意愿。

未来的研究中, 可以将居住对心理融合的影响分析拓展到全国城市的范围, 引入对流入地生活满意度等新的心理维度指标。社会融合是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空间和心理等多维度的概念, 本研究基于社会融合是多维度递进关系这一前提, 探究较低层次的居住融合对较高层次心理融合的影响, 未来研究中可以深化更多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拓展社会融合中更多维度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 为融合政策的制定及其实践提供更多的实证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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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Affect the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Comparison between Migrants and Locals

1. Schoo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Shenzhen 518055; 2. Laboratory for Urban Future (Shenzhen), 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55; 3. School of urban desig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4.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0074;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gongyue@pkusz.edu.c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tegration as a two-way integration process of migrants and locals, based on the data of National Migrant Population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migrants and locals on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It finds that inter-group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between migrants and locals. Specifically, the scores of migrants’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locals; the policies which improves the situation of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through self-owned housing and increased residential proximity between migrants and local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migrants’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but have few impacts on locals; intergroup contact can further enhance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residential proximity on social integration between two groups, which validates th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 future integration policy should include the promotion of the migrants’ own housing property rights in the place they flow in, the residential proximity of two groups and the inter-group contact,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prejudice and exclusion of the locals towards the migrants, so that the migrants will believe that “one shall have his peace of mind when he possesses a piece of land”.

Key words migrants; locals;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cont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