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新区零售商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 —

目前, 中国处于一个生产、消费、人口和财富都高度集中于城市的时代[1]。作为城市功能的最基本组成部分, 零售商业不仅关系着城市居民的生活便利性和幸福指数, 还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和塑造城市内部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2–3]。城市零售商业的区位选择、空间结构及演变一直是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和商业地理学的研究热点, 在城市规划编制与修订中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4]。合理的零售商业布局能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 对推动城市服务经济发展和完善城市功能意义重大[5]。

20 世纪初期, 国外学者对城市零售商业空间问题开展研究, 提出“市场竞争模型”和“中心地理论”等经典理论[6–7], 并推动针对特殊城市实证研究的发展[8]。20 世纪 90 年代, 西方的零售商业空间的研究逐步多元化, 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零售商业的新型业态、消费者购物行为及其对商业空间重构的影响[9–12], 城市–区域尺度的零售设施、商圈经济和空间结构相互关系[13], 零售商业的市场网络和区位竞争[14–15]等方面。伴随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和城市商业的快速发展, 国内对城市零售商业空间问题的研究逐步兴起, 主要以经典理论为基础, 对重点城市的零售商业空间问题进行探索[16]。21 世纪初期, 面对零售商业的多元化和多层次发展趋势,国内学者基于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 以零售店、连锁超市、大型超市和购物中心等为代表, 研究城市零售商业的空间布局特征及影响因素[17–21], 识别出业态类型、城市地价、交通通达性、消费者规模和经济发展状况等核心影响因素。近年来, 随着 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位置签到数据、大众点评数据和手机信令数据等的不断完善和丰富, 基于地理空间大数据的零售商业中心识别[22–24]以及零售商业空间分布特征及模式[25–26]等研究成为新趋势。目前, 相关研究集中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整体层面或其中心城区, 对大尺度的城市新兴发展地区(如国家级新区)的零售商业空间问题缺乏关注;同时, 地理空间大数据的应用虽然拓展了零售商业空间布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的精度, 但对零售商业空间形成与演变的机理研究有待深化。

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 以相关行政区和功能区为基础, 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大尺度、综合型城市新区[27]。作为国家战略空间, 国家级新区的开发建设时序和发展过程具有特殊性, 但其发展也面临土地利用效率不高、产业集聚程度较低和“产城分离”等问题[28]。作为国家级新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零售商业布局与人口集聚、产业发展和空间演变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

本文以重庆市两江新区为研究对象, 基于 2010和 2019 年的零售商业类 POI 数据和实地调研资料,研究国家级新区零售商业空间演变特征, 并揭示其影响机理, 以期丰富和拓展国家战略性城市新区尺度上零售商业空间问题的研究, 并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如图 1(a)所示, 两江新区位于重庆市主城, 辖江北、渝北和北碚 3 个行政区的部分区域, 规划总面积为 1200 km2。两江新区于 2010 年 6 月被国务院批复设立, 是位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第一个国家级新区。依据《重庆两江新区总体规划(2010—2020)》, 两江新区规划四大功能片区和 10 个组团(图 1(b)), 开展大规模的开发建设。

POI 数据是一种代表真实地理实体的点状地理空间要素, 包含实体的经纬度、类别和地址等属性信息。与传统的调查数据相比, 通过电子地图获取的POI 数据更具全面性、系统性和实时性, 并且有更细致的类型划分。本文采用的 POI 数据来源于城市数据团①城市数据团是上海脉策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原创数据媒体, 提供国内空间信息的相关产品和服务。, 均采集于高德地图 API 数据平台, 采集时间分别为 2010 年 12 月和 2019 年 12 月。该数据中, 地理实体被划分为 20 个大类、202 个中类和 800 多个小类。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和高德地图 POI 分类代码表, 选择相关的汽车服务、汽车销售、摩托车服务、购物服务、餐饮服务、医疗保健服务六大类 POI 数据, 去除汽车维修和医院等明显不属于销售性质的少部分服务类数据, 并对高德地图 POI 分类代码为汽车摩托车相关服务、购物相关场所和专营店等属性类别不清晰的数据进行重新归类, 剔除重复和辨识度低的数据。最终, 通过数据筛选、归类和清洗, 获取2010 年有效零售商业类 POI 数据 6422 条, 2019 年有效零售商业类 POI 数据 40261 条(表 1)。本研究还基于 2012—2017 年对两江新区的多次实地考察积累的调研资料, 包括访谈资料、规划文件、政策文本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其中, 访谈资料来自与两江新区的政府官员、规划师和零售商等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 主要了解两江新区形成与发展历程、总体概况、相关政策与制度、发展目标与规划等以及各零售商落户两江新区的主要原因和微观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

1.2 研究方法

1) 核密度分析法。该方法常用于点要素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通过对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计算,识别研究对象在空间内的集聚和分散状态[25], 计算公式为

其中, f (x)为点 x 处的核密度估计值;

为核函数; h 是带宽; n 表示以 x 为中心, 在带宽距离 h 内的总点数; x - xi 为点事件处的距离。

2) Ripley’s K 函数分析法。点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可能会随观测尺度的变化而变化, 在小尺度上的集聚态势可能在大尺度上表现为离散。Ripley’s K 函数用来分析点要素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分布模式[25], 计算公式为

其中, A 代表研究区面积; n 为点要素的总数量; d 为观测尺度; wij(d)代表在观测尺度 d 范围内, 点要素 i与点要素 j 之间的距离。在 K(d)函数基础上, Besag提出 L(d)函数, 以保持方差稳定, 计算公式为

L(d)=0 表示点要素在空间上为完全随机分布;L(d)>0 表示点要素在空间上为集聚分布, L(d)<0 表示点要素在空间上为分散分布。

3) 质性研究法。质性研究是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下, 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访谈、观察和实物分析), 对研究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本文采用实地考察、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相互结合、相互佐证的方法, 揭示两江新区零售商业空间演变的影响机理。

2 两江新区零售商业空间演变特征

2.1 零售商业网点呈“多点式”增长

将两江新区划分为2 km×2 km 的网格, 统计网格内零售网点的绝对增加量和相对增长率(图 2)。2010—2019 年, 零售网点绝对增加量较高的网格主要位于观音桥、人和以及空港等中心组团, 蔡家、龙兴和鱼复等外围组团仅有零星分布。从相对增长率来看, 除龙兴和鱼复组团外, 其余 8 个组团均有相对增长率较高的网格分布。这一结果表明, 在零售商业网点在中心组团大规模集聚的同时, 外围组团的开发建设也快速增长。虽然外围组团的零售商业规模仍相对有限, 但两江新区零售商业网点已呈现“多点式”增长态势, 并与开发建设方向一致。

2.2 零售商业网点分布呈“圈层式”扩散, 并演变为“多中心”集聚结构

从核密度分析结果看, 2010 年零售商业网点的集聚热点主要分布在中央槽谷地带, 形成以观音桥商圈为中心的高密度集聚区和沿机场路的较高密度集聚区, 2019 年零售商业网点的集聚热点显著增多,呈现“多中心”的集聚结构以及向外递减的“圈层式”空间格局特征(图 3)。观音桥“马蹄形”高密度集聚区和空港“带状”高密度集聚区不断扩张, 并带动周边较高密度集聚区连绵成片。礼嘉、唐家沱、水土、蔡家、龙兴和鱼复等组团中心的集聚热点迅速增加, 在两江新区外围形成“孤岛式”的较高密度集聚区。

根据两江新区中心体系规划, 计算各级中心规划范围内 2010 和 2019 年的网点数量和核密度, 并采用自然断裂点法对核密度值划分等级(表 2)。结果表明, 两江新区零售商业的“多中心”格局已初步形成。一级中心由“单中心”演变为“双中心”, 二级中心维持在两个, 三级中心由 3 个增长为 5 个, 并且各级中心的网点数量和核密度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另一方面, 两江新区零售商业中心的等级演变与规划定位仍有一定的差别。作为规划的主中心和副中心, 江北嘴中心、悦来中心和龙盛中心的零售商业发展均相对滞后, 而规划定位为组团中心的空港中心和财富中心却发展迅速, 成长为比规划定位更高等级的零售商业中心。

2.3 零售商业网点分布演变呈现显著的行业特性和业态特征

对不同行业零售网点的核密度分析结果显示,2010—2019 年两江新区不同行业零售网点的集聚、分散和扩张模式具有差异性(图 4)。综合零售、食品类等零售网点的集聚热点呈现扩张和增加的趋势, 2010 年主要分布在中心组团, 2019 年, 在中心组团的高密度集聚区大幅度扩张的同时, 水土、蔡家、礼嘉和唐家沱等外围组团也新增诸多高密度集聚区。家具类和汽车类等零售网点的较高密度和中密度集聚区不断增多, 2010 年集中分布在观音桥组团、人和组团中部和空港组团的机场路沿线, 2019 年在外围组团的集聚热点显著增多和扩张。纺织服装类、文体类、医药类、家电类等零售网点的发展演变相对缓慢, 高密度集聚区仅在中心组团呈现一定程度的增长态势。总体来看, 综合零售、食品类等零售网点呈现“大分散、大集聚”的演变特征, 汽车类、家具类等零售网点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演变特征, 纺织服装类、文体类、医药类、家电类呈现“小分散、大集聚”的演变特征。

不同的零售业态在空间集聚的区位选择方面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例如, 虽然商场、便利店、便民商店、小商品市场和小型超市等都属于综合零售行业, 但商场与其他综合零售在业态类型和商业设施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 空间分布与演变也有自身的特点(图 5)。2010 年, 商场的集聚热点呈“点状”散布在各个组团, 仅观音桥组团呈现连片发展的趋势。2019 年, 商场的高密度集聚区在观音桥组团、人和组团和空港组团南部快速扩张并连绵成片, 而外围组团的发展几乎停滞。可见, 与便利店等网点跟随人口和居住区布局的“大分散、大集聚”演变特征不同, 商场仍主要布局在交通便利、人口密集的核心圈层, 说明不同零售业态的空间集聚特征与其市场定位、经营模式和选址策略基本上吻合。

从各行业零售网点集聚分布的 Ripley’s K 函数曲线(图 6)看, 同一行业的零售网点在 2010 和 2019年具有相似的曲线形状, 表明零售网点的集聚尺度具有显著的行业特征。从各行业 2010 和 2019 年的 L(d)值看, 医药类、汽车类等行业的分散趋势更显著; 纺织服装类、家电类等行业的集聚趋势更显著; 综合零售、食品类、文体类、家具类等行业的集聚程度没有显著变化, 但随着观测尺度范围的增大, 商场呈现集聚趋势。从 L(d)峰值出现的距离看,汽车类和家具类等行业在较大空间范围内表现出集聚特征, 区位选择的尺度范围较大, 其峰值分别出现在 8.0 和 7.4 km 处; 综合零售、食品类和医药类等行业最大集聚半径的范围相对较小, 分别为 6.5,6.3 和 6.2 km; 文体类、家电类和纺织服装类等行业峰值出现的距离最小, 分别为 5.4, 5.5 和 5.5 km, 表明其空间区位选择的尺度范围较小。

综合来看, 以基础性生活服务为主的综合零售和食品类等行业, 空间区位对其布局的影响相对较小, 为了带来更大的服务覆盖面, 这些行业在观音桥、人和及空港等中心组团以及蔡家、水土、礼嘉、空港和唐家沱等外围组团都呈现增长和集聚态势, 但商场仍主要布局在发展成熟的核心圈层。以专业性生活服务为主的行业, 空间区位对其布局的影响相对较大, 其中纺织服装类、文体类、医药类和家电类等行业偏好繁华的城市商圈, 多布局在观音桥商圈、人和中心和空港商圈; 汽车类和家具类等行业偏好新兴开发地区, 在唐家沱、蔡家、礼嘉和龙兴等外围组团显著扩张。

3 两江新区零售商业空间演变的影响机理

在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和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下, 围绕国家战略而规划和建设的国家级新区的零售商业空间演变有着与一般城市不尽相同的影响因素和演变机理。本文尝试构建“机会窗口、网点集聚、业态演进、区位选择和制度厚实”的“五位一体”分析框架(图 7), 剖析以两江新区为代表的国家级新区零售商业空间演变现象。

3.1 机会窗口开启: 两江新区零售商业的消费需求

机会窗口指能够吸引产业并提供特定能力资本的区域“开启”, 用于解释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新产业的产生和发展[29]。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及其产生的消费需求, 是零售商业发展的重要保障。2010 年 5 月, 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重庆两江新区的批复》(国函[2010]36 号)批准设立两江新区, 赋予“科学发展的示范窗口、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长江上游地区的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先行区、内陆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五大功能定位。2010—2018 年, 两江新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812 亿元、累计利用外资 350 亿美元、累计利用国内资本 10066 亿元, GDP、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及人口规模等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图 8), 产生巨大的零售商业消费需求。

3.2 零售网点集聚: 外部需求与规模效应影响零售网点的增长和集聚

随着两江新区机会窗口的开启, 在消费者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 发展水平的提升也使消费需求向更高层次迈进, 不仅消费频率增加, 而且更注重商品品质和购物体验。外部需求的变化促进了零售商业网点的快速增长, 不仅综合零售、食品类、纺织服装类、家电类和家具类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零售网点增长显著, 还促使新兴商业综合体在观音桥、人和以及礼嘉等组团的大量涌现(图 5)。当零售商业增长迈过一定的门槛后, 规模效应驱动其进一步发展。从对两江新区零售商的访谈结果看, 零售商往往依据商机选择发展策略, 注重获取周边零售网点的客流量来扩大经营。例如, 文化体育类零售商考虑到自身商品的社会需求量有限且客流量较少, 通常选择与具备高客流量的行业(如综合零售和纺织服装等)集聚, 并错位经营。此外, 单一行业的零售网点集聚也能带来明显的规模效应, 这类行业的商品价值往往较高, 且属于耐用品, 集聚经营便于消费者充分权衡多个品牌。通过调研发现, 两江新区汽车类和家具类等专业性零售网点的增长和集聚就是受规模效应的驱动, 形成多种多样的汽车城、家具广场和建材城。可见, 外部需求和规模效应驱动着多行业和多业态零售网点的增长和集聚,在扩大经营的同时, 也为两江新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供给。

3.3 零售业态演进: 路径依赖性与历史偶然性影响商业中心等级演变

伴随机会窗口开启引起的经济重构与升级, 作为零售商业活动的高度集聚区, 商业中心发生着数量和等级的跃升。这是更高层次的网点集聚和业态演进过程, 并带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性和历史偶然性。两江新区设立之前, 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中心仅有观音桥商圈和沿机场路的商业区。2010 年开始, 随着土地开发、城市更新和招商引资等政策的实施, 专卖店、购物中心和商业步行街等新兴业态大量涌现。这些业态演进不仅以传统的观音桥商圈和机场路商业区为依托, 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性,而且聚集于唐家沱、人和、鱼复和蔡家等外围组团的开发热点区, 呈现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在新、旧商圈联动及多业态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中, 初步形成观音桥商圈和空港商圈两个较成熟的市级商业中心, 并涌现财富商圈和江北嘴商圈两个新型片区级商业中心, 以及鱼复、人和、回兴、蔡家及木耳等一批组团级商业中心, 促进了两江新区零售商业“多中心”集聚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 基于历史偶然性的新兴商业中心形成具有不确定性, 悦来商圈和龙盛商圈就受制于较长的建设和培育周期, 发展滞后于规划定位。

3.4 区位选择偏好: 行业差异与业态差异影响零售商业空间结构演变

从对两江新区零售商的访谈看, 不同行业和业态的零售商具有不同的市场定位, 对自身成本、收益周期、货品集散和外部环境等方面的考量也有所不同。这些考量往往通过地租价格信号、场地规模需求和购物环境要求等体现为不同行业内在的区位选择偏好, 并最终影响商业空间的结构与形态。例如, 大型购物中心往往集聚多种业态, 档次较高,服务半径较大, 其区位要求是人流量大、交通便利和环境品质高的城市中心区; 小型超市和便利店等零售网点一般提供居民日常生活的基础性需求, 服务半径小, 门槛低, 并注重同类网点的竞争关系,往往跟随居住区分布; 家具类和汽车类等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规模, 对购物环境的要求相对较低,多在外围地区或商圈边缘布局。两江新区设立后,在中央槽谷地带和东西两翼都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 城市更新的规模和速度也大幅度提升。然而,行业差异和业态差异共同影响零售商业空间结构演变, 商场等大型购物中心主要在核心圈层的观音桥、人和以及空港组团快速扩张和集聚, 在外围地区的发展则相对停滞; 综合零售中的小型超市、便利店以及食品类等零售网点则跟随居住区布局, 随着两江新区的城市更新和空间扩张, 在中心和外围组团都呈增长态势; 纺织服装类、文体类、医药类和家电类等零售网点多布局在观音桥、人和、空港等较为成熟的商圈; 汽车类和家具类等零售网点则呈现分散发展的态势, 向紧邻交通干道的外围地区迁移和集聚。

3.5 制度厚实形成: “企业型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安排与空间行动

制度厚实包括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协同、多主体间的信任和互惠以及文化规范与价值的结合等, 以形成共同认可的行为和操作规范来支撑地区经济发展[29]。首先, 在制度及政府行为的层面上,两江新区设立本身就是针对城市空间发展的一项调控政策, 直接作用于城市空间重构。其次, 作为国家制度空间,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企业主义”得到强化和激励, 进一步引导和推动着两江新区发展[30]。对零售商业而言, “企业型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安排和空间行动建构并维持着两江新区的制度厚实, 不断增强对零售商业发展的支持、协调和黏性作用。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重庆两江新区的批复》在国家层面明确了两江新区的战略定位、政策支持及高起点规划建设促进零售商业在不同的空间地域实现集聚与扩散。在重庆市级层面, 城市规划及政府主导的开发建设, 使得两江新区城市空间范围大幅度扩张。重庆市政府主导编制的《重庆两江新区总体规划(2010—2020)》将“强业”和“营城”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注重优质生活环境的打造, 划定“一心四带”的总体布局和“六城八园”的重点开发区域。作为未来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重心所在, 这些重点片区吸引了大量房地产、金融、保险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空间转移与集聚, 同时也带动零售商业空间的增长与集聚。与此同时, 在相关产业及用地政策的调整下, 资本、产业和劳动力等要素不断地向外围组团扩散, 零售商业也因此向外围组团转移。此外,两江新区的招商政策, 涵盖人才、土地、行政、税费、财政和金融等多个领域, 也促进零售商的入驻和扩大经营。

4 结论与讨论

作为国家战略空间, 两江新区零售商业的空间演变特征与模式具有典型性。2010—2019 年零售商网点呈“多点式”增长, 不仅在观音桥、人和以及空港等中心组团大规模集聚, 而且在蔡家、龙兴、鱼复、水土等外围组团的开发也得到快速增长。零售网点的集聚热点显著增多, 观音桥“马蹄形”高密度集聚区和空港“带状”高密度集聚区不断扩张, 并带动周边较高密度集聚区连绵成片, 礼嘉、唐家沱、水土、蔡家、龙兴和鱼复等外围组团新增诸多“孤岛式”集聚热点, 总体上呈现“圈层式”扩散及向“多中心”转变的空间分布模式。不同行业和业态的零售网点集聚、分散和扩张模式具有差异性, 以基础性生活服务为主的综合零售和食品类等零售网点分布受空间区位的影响较小, 呈现“大分散、大集聚”的演变特征, 但商场类网点主要布局在发展成熟的核心圈层; 以专业性生活服务为主的零售网点分布受空间区位的影响较大, 纺织服装类、文体类、医药类和家电类等零售网点多布局在繁华的观音桥商圈、人和中心以及空港商圈, 呈现“小分散、大集聚”的演变特征; 汽车类、家具类等零售网点在唐家沱、蔡家、礼嘉和龙兴等外围组团扩张显著, 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演变特征。

作为国家制度空间, 两江新区零售商业的空间演变是机会窗口开启、零售网点集聚、零售业态演进、区位选择偏好和制度厚实形成等因素交互作用和协同演化的结果。两江新区的开发和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 开始了高起点、高标准和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 带来大量的资金、产业和人口集聚以及消费需求, 开启了零售商业发展的机会窗口。随之,外部需求与规模效应驱动着多行业和多业态的零售商业网点增长和集聚, 在扩大经营的同时, 也为两江新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供给。随着机会窗口的持续开启和更高层次的网点集聚, 业态演进的路径依赖性提升了既有商业中心的规模、等级和业态体系, 历史偶然性则促进了新商业中心的涌现。在新、旧商圈联动及多业态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中, 两江新区零售商业的“多中心”集聚结构形成。不同行业零售商的差异化市场定位以及对自身成本、收益周期、货品集散和外部环境等方面的考量, 最终体现为区位选择偏好, 影响着零售商业网点的“圈层式”扩散及空间结构演变。中央政府的制度安排以及重庆市政府的空间规划、政策设计和开发建设形成两江新区的制度厚实, 构成机会窗口、网点集聚、业态演进和区位选择等机制发挥的重要条件, 不断增强对零售商业发展的支持、协调和黏性作用。

本研究结合基于 POI 大数据的空间分析和制度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 从国家战略性城市新区的尺度, 探讨零售商业空间的演变特及影响机理, 对国家级新区零售商业的发展和空间布局优化有一定的启示。在国家级新区发展进程中, 零售商业的发展规划及区位选择应遵循行业特性和市场规律, 并注重制度厚实的培育和强化。另一方面, 本研究只关注零售商业的物质空间维度, 对国家级新区零售商业空间形成与演变的效益以及不同行业最佳集聚效益的尺度范围界定等, 有待进一步的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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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新区零售商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