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生计资本特征及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中国13省25县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1.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2.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 深圳 518055; 3.北京大学未来城市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通信作者, E-mail: caogzh@urban.pku.edu.cn

摘要基于 13 省 25 县抽样调查数据, 建立生计资本的测量指标体系, 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的特征, 并采用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 探究农户生计资本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 1)金融、人力、社会和物质资本是当前我国农户生计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自然资本较低, 但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保障作用; 2)农户生计资本具有一定的空间异质性, 东部地区农户的金融、人力、社会和物质资本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而西部地区农户的自然资本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 3)农户各类生计资本的增加不一定都会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 物质、金融或社会资本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 而人力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的可能性; 4)不同地区, 各类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或影响方向各不相同, 应因地制宜地分析影响农户生活满意度的生计资本类型, 从而有效地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

农户生计资本不仅关系着农户生活状况的改善, 也关系着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 是乡村问题研究的重点之一。生计指一种谋生能力, 建立在能力、资本(包括资源、储备物、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的基础之上[1]。与传统的“收入”和“职业”等概念相比, 生计的内涵更加全面, 更能揭示复杂的农户生活状况。英国国际发展部建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 将农户生计资本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 5 类[2], 为农户生计资本的计量与评价提供了依据。

目前, 我国依然处于较快的城镇化进程中,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乡村流入城市。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018 年农民工总量达到 2.88 亿人, 其中, 外出农民工达到 1.73 亿人, 比 2017 年增加 81 万人, 增长 0.5%, 表明劳动力迁移呈现上升趋势, 是城镇化进程中显著的人口特征[3]。农民工在城市二、三产业从事非农工作, 家庭收入结构及生活方式随之发生改变, 如耕地等自然资本在农户家庭中的重要性下降, 非农收入等金融资本的重要性上升, 这些都会带来各类生计资本的变化。在此背景下, 有必要开展农户生计资本的特征研究, 分析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特征, 探索其变化机理, 从而改善农户生计, 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是个人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 对生活质量做出的主观评价[4–6]。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生活质量研究, 2002 年以后转向具有主观特征的生活满意度研究[7]。从研究对象来看, 对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已有探讨[8–9], 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关注较少[10], 同时大多从经济收入[11–13]、社会地位[14–15]、家庭人口特征[16–17]和代际差异[18–19]等角度探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较少与生计资本相结合。从研究区域来看, 已有研究多集中于生态脆弱或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20–21], 缺少对不同区域的比较及全国尺度的研究, 跟进性的研究也较少。

本文在文献[22–24]的研究基础上, 提出研究假说: 农户各类生计资本的增加会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通过对 2014—2015 年 13 省 25 县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全国尺度及区域差异的视角, 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的特征, 并探究农户生计资本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以期从理论上丰富农户生计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研究, 从实践上为我国各地区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相关农户政策及精准扶贫措施提供借鉴与参考。

1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本研究组 2014年 7 月—2015 年 11 月调研的地区为研究区域(图 1), 包括山东、河南和陕西等 13 个省份。调研地区的选择兼顾各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生活满意度等方面的差异, 既包括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 也包括粮食主产区的中部省份以及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省份,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可比性。按照空间位置, 将调研地区归为 3 类: 东部地区(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福建省和广东省)、中部地区(河南省、安徽省和湖南省)以及西部地区(甘肃省、陕西省、四川省和云南省)。此外, 考虑到东北调研地区仅有吉林一个省份, 样本量较少, 难以代表东北地区, 因此, 在进行区域差异的分析时, 不单独列出东北地区, 并将吉林省的调研样本放入全国尺度的相关分析中。

研究数据为本研究组在 13 省 25 县 100 个行政村获得的农户调查数据, 农户样本的选择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先依据分层抽样法, 每个省选取 2～3 个县, 每个县选取两个镇, 每个镇选取两个村; 再依据随机抽样法, 每个村随机抽取 20 个左右的农户。由调查员携带调查问卷进行入户访谈, 每户访谈时间为 1～2 小时。共获得农户调查问卷 2101 份, 去掉 33 份无效问卷, 有效问卷为 2068 份, 有效率为 98.43%。农户样本的地区分布、年龄和性别结构等较为合理, 代表性较好。调查内容涉及农户生活满意度、家庭人口、就业与收入、土地资源禀赋、住房状况和社会交往等方面, 且访谈效果较好, 能够满足本研究所需信息。

1.2 研究方法

1.2.1生计资本的测量

生计资本是农户在实现生计策略的过程中所拥有的人力、自然、物质、金融以及社会资本的总和[2,25–26]。对于农户生计资本的评估或测量, 不同的研究构建了不同的指标体系[27–29], 尚无统一的标准。本文将农户生计资本分为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 根据调研地区的资源禀赋、家庭结构、就业与收入、社交网络等实际情况, 并结合文献[30–34]的研究结果, 构建新的生计资本测量指标体系(表1)。

针对 5 类生计资本, 共选取 14 个指标作为衡量标准, 能够较好地反映农户生计的实际情况。人力资本是农户拥有的用于生产或生活的知识、劳动数量、劳动能力等[23], 其数量和质量关系到农户能否有效地利用其他资本。自然资本是农户拥有的自然资源禀赋[22]。耕地往往是农户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 关系到农户的生活或心理保障。在调研中发现, 部分农户承包有林地和果桑茶园等, 增加了农户的自然资本。因此, 本文选择农户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来衡量人力资本, 选择农户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其他(果桑茶园、大棚和鱼塘等)来衡量自然资本。物质资本是农户生产或生活过程中除自然资源外的物质资料或相关设施[27]。住房状况和家庭固定资产(生产工具、交通工具、家用电器及其他耐用品)是农户主要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指农户可自由支配的现金以及可以获得的借款和贷款等[35]。非农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加, 农业收入、金融信贷以及亲朋好友的现金支持等成为农户改善生计的有效保障。社会资本是农户在实现生计目标的过程中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36],家庭成员和亲戚担任村级及以上干部、外出务工和年度通信费等成为农户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本文选择住房价值、住房类型和家庭固定资产来衡量物质资本, 选择农户非农收入、农业收入以及能否获得信贷或亲朋好友现金支持来衡量金融资本, 选择家庭成员和亲戚是否有人担任村级及以上干部、外出务工人员比重和年度通信费来衡量社会资本。

基于不同研究目的或研究尺度, 相关研究主要采用专家赋值法或熵值法对指标权重赋值[22,28,35,37]。熵值法根据指标值的变异程度来确定指标权数, 客观性强, 但有可能忽略指标本身的重要程度。专家赋值法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主观性的影响, 但更适合现阶段我国农户生计构成较复杂的特点。因此, 本文选择专家赋值法进行权重赋值。为了降低主观性的影响, 共邀请 8 名对指标含义和重要性等较熟悉、参与过乡村实地调研的专家, 对各类生计资本的测量指标进行权重赋值(各类生计资本的指标权重赋值之和为 1)。专家所赋权重与现实情况相吻合, 可信度较高, 取平均值作为该指标的权重。

考虑到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具有不同的量纲和数量级等因素, 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 对调查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中, Xij 为 i 样本 j 指标的数值, Xij′为 i 样本 j 指标的标准化处理后的值, Xjmin 为 j 指标中所有数值的最小值, Xjmax 为 j 指标中所有数值的最大值。

依据各指标的标准化数值和权重, 可以计算出农户各类生计资本的得分以及生计资本的总值:

其中, S 为生计资本的总值, Uij 为第 i 类生计资本的第 j 个测量指标的权重, Vij 为第 i 类生计资本的第 j个测量指标的标准化数值。

1.2.2生计资本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分析方法

农户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考虑到农户家庭的部分成员外出务工或外地求学, 调查人员很难访谈到每一位家庭成员的生活满意度, 因此, 在入户访谈时, 调查人员往往选择户主或对各项情况较为了解的家庭成员进行访谈, 所获得的生活满意度信息可以较好地代表农户生活满意度。

因农户生活满意度为有序变量, 将农户生活满意度分为 5 个等级, 供农户从中进行选择或回答。对“非常不满意”赋值为 1, 对“不太满意”赋值为 2, 对“一般”赋值为 3, 对“比较满意”赋值为 4, 对“非常满意”赋值为 5。自变量为各类生计资本。采用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方法[38–40], 揭示生计资本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过程或机理。本文构建的回归模型为

其中, m=1, 2, 3, 4, 5, 代表农户生活满意度的 5 个等级; y 代表农户生活满意度; αm 为模型的截距参数; xi为自变量, 即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βi 为自变量 xi 的回归系数, 若为正值, 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正向作用, 即解释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值, 因变量发生的概率会随之增加, 反之, 因变量发生的概率会随之降低。

2 研究内容

2.1 农户生计资本特征

如表 2 所示, 从全国尺度来看, 5 类资本中, 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占农户生计资本总值的比例较大, 四类合计约为 97.01%, 是构成我国农户生计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对我国农户生计的维持或改善具有重要作用。自然资本占农户生计资本总值的比例仅为 2.99%, 反映出耕地和林地等自然资本对农户的吸引力下降, 农户更愿意将人力和财力等资源投入其他类型的生计资本中。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 提高农户生计资本总量, 需要重点从金融、人力、社会和物质资本着手, 从而降低生计脆弱性, 改善生计状况。

农户各类生计资本具有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从人力资本(表 2)来看, 东部地区最高, 其次为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最低。结合本研究组的调研数据和资料, 东部地区户均劳动力数量为 3.15 人,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99 年; 中部地区户均劳动力数量为 3.18 人,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56 年; 西部地区户均劳动力数量为 3.33 人,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37年。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农户的劳动力数量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但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反映出该地区在“劳动力质量”方面的明显优势。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往往影响农户各类生计资本的优化和配置, 可以说是农户生计资本的前提条件, 尤其是人力资本的质量越来越重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户更应注重提高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从依靠“劳动力数量”向提升“劳动力质量”转变, 以便促进本地区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

从农户的自然资本(表 2)来看, 西部和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 但自然资本占各地区农户生计资本总值的比例均较低。考虑到自然资本的数值较低, 本研究选取各调研地区的典型省份来揭示农户自然资本的空间差异。以东部福建省、中部河南省和西部陕西省为例, 福建省的户均耕地面积为 2.48亩, 林地为 1.90 亩, 其他(果桑茶园、大棚和鱼塘)为0.32 亩; 河南省的户均耕地为 3.66 亩, 林地为 2.60亩, 其他为 0.01 亩; 陕西省的户均耕地为 3.93 亩, 林地为1.53 亩, 其他为 0.66 亩。可以看出, 西部和中部省份的户均耕地面积较大, 增加了该地区农户的自然资本。此外, 自然资本占各地区农户生计资本总值的比例较低,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资本在农户生计中的重要性下降, 但在没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 耕地等自然资本对各地区一些农户的生计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活或心理保障作用。

从农户的物质资本(表 2)来看, 东部地区最高, 中部地区其次, 西部地区最低。通过对调研数据的分析发现, 东部地区户均住房价值为 288896.90 元, 住房类型得分为 1.07, 家庭固定资产(包括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等)为 43630.22 元; 中部地区户均住房价值为 250155.69 元, 住房类型得分为 0.95, 家庭固定资产为 23046.10 元; 西部地区户均住房价值为204922.80 元, 住房类型得分为 0.83, 家庭固定资产为 26646.39 元。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农户的住房价值、住房类型得分和家庭固定资产均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增加了该地区的物质资本。面临生计风险时, 农户可以通过住房租赁和固定资产出售等方式, 将物质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 增强农户抵御生计风险的能力。在此背景下, 东部地区农户可以从家庭固定资产等方面来优化物质资本的结构,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户可以从住房状况的改善来提高自身的物质资本。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乡村依然处于居住功能提升阶段。

从农户的金融资本(表 2)来看, 东部地区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 二、三产业发展较快, 能够为农户劳动力提供较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根据调研数据和资料, 东部地区户均非农收入为 134698.03 元, 农业收入为 17730.37 元; 中部地区户均非农收入为 64821.44 元, 农业收入为11696.34元; 西部地区户均非农收入为 59116.14 元, 农业收入为 15487.95 元。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农户的非农收入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成为该地区农户金融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户获得信贷或亲朋好友现金支持的比例分别为45.76%, 44.78%和 36.21%, 反映出东部地区农户相对容易获得信贷或亲朋好友的现金支持, 进一步增加了自身的金融资本。因此, 金融资本尤其是非农收入, 已成为农户生计的重要来源之一, 对改善农户生计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非农产业, 为农户劳动力提供非农就业岗位, 从而增加其非农收入, 改善其生计状况。

从农户的社会资本(表 2)来看, 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结合调研数据和资料, 东部地区农户劳动力的外出务工比例为 18.81%, 家庭成员和亲戚中担任村级及以上干部的比例为 23.37%, 年度通信费为 1789.78 元; 中部地区农户劳动力的外出务工比例为 23.48%, 家庭成员和亲戚中担任村级及以上干部的比例为 23.13%, 年度通信费为 1220.52 元; 西部地区农户劳动力的外出务工比例为 19.67%, 家庭成员和亲戚中担任村级及以上干部的比例为24.47%, 年度通信费为 1485.54 元。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农户的年度通信费较高, 农户可以通过手机等信息化工具, 扩展自身的社会交际网络。对此, 各地区可以推进乡村信息化建设, 加强农户与外界的联系, 为农户获得生产技术和就业信息等提供保障。此外, 社会资本在各地区的生计资本总值中占比较高, 是农户生计的外在保障。

从农户的生计资本总值(表 2)来看, 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生计资本总值越高, 农户生计的脆弱性往往越低, 越能有效地抵抗生计风险。农户各类生计资本具有一定的空间异质性, 相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的金融、人力、物质和社会资本较高, 成为该地区农户生计的优势所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户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补齐生计资本的短板, 重点从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角度(如增加非农收入和提升劳动力质量等)提高生计资本总值。生计资本总值的提高有利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是农户生计的重要基础。

2.2 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考虑到因变量“农户生活满意度”为有序多分类变量, 本文采用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探究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首先利用 SPSS 20 软件, 对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结果显示自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在 1.01～1.34 之间, 方差膨胀系数小于10, 表明模型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然后, 对数据进行平行性检验, 结果显示c2=56.95, r =0.06, 表明各回归方程相互平行, 可采用有序多分类 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最后, 进行 Deviance 拟合优度检验, 结果为c2=5351.41, r=1.00, 表明模型拟合较好。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全国尺度来看, 人力、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户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明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的增加会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人力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与已有相关研究的结论[41–42]一致。原因可能在于, 一方面, 农户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 往往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或期望越高, 而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相对受限, 带来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 另一方面, 农户劳动力数量越多或受教育程度越高, 往往越倾向于选择外出务工, 导致家庭成员离散化, 也会降低农户生活满意度。此外, 自然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 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以看出, 各类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或作用方向不同。因此, 本文的研究假说“农户各类生计资本的增加, 会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并不一定成立。应该有针对性地增加或优化各类生计资本, 以便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

对于东部地区, 人力、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是农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力资本对该地区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原因在于该地区虽然虽然人力资本相对较高, 但实地调研发现, 该地区较多农户拥有小型家庭作坊或进行个体经营, 劳动力承担的非农工作量较大或工作时间相对较长, 减少了农户的闲暇娱乐时间, 带来生活质量现实与期望的差距, 可能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对该地区农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明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的增加会促进该地区农户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因此, 合理地增加农户的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 有助于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 而对于人力资本, 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和调整劳动时长等途径来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

对于中部地区, 人力、物质和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人力资本对中部地区农户生活满意度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原因可能在于该地区家庭规模往往较大, 家庭负担比值(家庭消费人口数量与劳动力数量的比值)较高, 为 1.42, 同时, 该地区劳动力更多地选择外出务工, 将老人、妇女、小孩等家庭成员留在村内, 带来家庭成员的离散化, 往往会降低农户生活满意度。物质和社会资本对中部地区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反映出物质和社会资本的增加有利于提高该地区农户生活满意度。此外, 自然和金融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 提高中部地区农户生活满意度, 可以从人力、物质和社会资本几个方面着手。

对于西部地区, 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是农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对西部地区农户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明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的增加, 如住房状况的改善、家庭收入的增加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等有助于提高该地区农户生活满意度。此外, 人力和自然资本对西部地区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以通过改善乡村居住环境、发展非农产业等方式, 增加该地区农户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等, 从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金融、人力、社会和物质资本是当前我国农户生计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对农户生计的维持或改善具有重要作用, 且各类生计资本具有一定的空间异质性, 但在没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 自然资本对农户生计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保障作用。此外, 东部地区农户的金融、人力、社会和物质资本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而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本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因此, 各地区农户可以结合自身的生计特征, 重点提升已有的生计资本或弥补缺乏的生计资本, 从而增强生计的可持续性。

“农户各类生计资本的增加, 会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这一研究假说并不成立。从全国尺度和各地区农户样本的回归分析来看, 物质、金融或社会资本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 而人力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因此, 在城镇化进程中, 农户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并不在于各类生计资本的简单增加, 而应该优化组合各类生计资本。

在不同的地区, 各类生活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或影响方向各不相同, 应因地制宜地分析影响农户生活满意度的生计资本类型。人力、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是东部地区农户生活满意度的显著影响因素, 人力、物质和社会资本是中部地区农户生活满意度的显著影响因素, 而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是西部地区农户生活满意度的显著影响因素。因此, 重点识别影响各地区农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要生计资本类型, 才能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 助力乡村振兴, 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3.2 讨论

2014—2015 年, 本研究组进行了全国尺度的农户抽样调查, 获取了一手的调研数据和资料, 但受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因素的限制, 未能对每一个省份进行抽样调查。对一个地区而言, 现有的调研样本数量有待继续提高, 且样本分布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本研究基于截面数据, 从空间差异的角度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的特征。事实上, 在农户就业结构发生变化、收入不断提高和收入投向重点发生转变的发展过程中，生计资本之间的相互转化是持续发生的。后续研究中, 可以加强动态追踪研究, 重点探究农户生计资本之间的相互转化, 进一步丰富可持续生计理论, 并为精准扶贫提供支撑。

本文将生计资本分为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 5 类生计资本, 探究这些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后续研究中, 可以加强单一类型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比如单独构建金融资本的测量指标, 具体地分析金融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1] Chambers R, Conway G R.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IDS Discussion Paper, 1992: no. 296

[2]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London: DFID, 2000

[3] 国家统计局. 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R]. 北京: 国家统计局, 2019

[4] Shin D C, Johnson D M. 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78, 5: 475–492

[5] Wills-Herrera E, Islam G, Hamilton M.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ities: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 of individual, social and cultural variables.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2009, 4(2): 201–221

[6] 胡荣华, 陈琰. 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统计分析——以江苏为例. 中国农村经济, 2012(1): 80–91

[7] 风笑天. 生活质量研究: 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 社会科学研究, 2007(6): 1–8

[8] 湛东升, 孟斌, 张文忠. 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与行为意向研究. 地理研究, 2014, 33(2): 336–348

[9] 宋子千, 蒋艳. 城市居民休闲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机制: 以杭州为例. 人文地理, 2014(2): 53–60

[10] 赵雪雁, 苏慧珍, 何小风, 等. 生计风险及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地理科学, 2020, 40(7): 1124–1133

[11] Boyce C J, Brown G D A, Moore S C. Money and happiness: rank of income, not income, affects life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 21(4): 471–475

[12] 王鹏. 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2011(3): 93–101

[13] 彭代彦, 吴宝新. 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与农民的生活满意度. 世界经济, 2008(4): 79–85

[14] 贺寨平.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网与农村老年人身心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 2002(3): 135–148

[15] 和红, 王硕. 不同流入地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 人口研究, 2016, 40(3): 45–57

[16] 陈梅丽. 关于家庭价值观、家庭结构与家庭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基于 CFPS2014 的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7

[17] 肖才德. 家庭同住人员组成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样本选择模型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D]. 北京: 北京大学, 2011

[18] 张文娟, 李树茁. 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人口研究, 2005, 29(5): 73–80

[19] 王法朋. 中国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代际差异及地区差异研究[D].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 2013

[20] 朱艳玲, 周立华, 黄玉邦, 等. 北方农牧交错区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与地域差异——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经济地理, 2009, 29(2): 303–307

[21] 赵雪雁, 毛笑文. 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甘肃省的调查数据. 干旱区地理, 2015, 38(5): 1040–1048

[22] 赵雪雁. 生计资本对农牧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地理研究, 2011, 30(4): 687–698

[23] 蔡银莺, 朱兰兰. 生计资产差异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以成都市双流县和崇州市为例.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 30–38

[24] 董海宾, 丁勇, 丁文强, 等. 生计资本视角下牧户主观生活满意度研究——以内蒙古三类牧区为例.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3): 14–19

[25] Scoones I.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DS working paper 72.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

[26] 何仁伟, 刘邵权, 陈国阶, 等. 中国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及趋向.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4): 657–670

[27] 李小云, 董强, 饶小龙, 等. 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 中国农村经济, 2007(4): 32–39

[28] 阎建忠, 吴莹莹, 张镱锂, 等. 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生计的多样化. 地理学报, 2009, 64(2): 221–233

[29] 汤青, 徐勇, 李扬. 黄土高原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估及未来生计策略——基于陕西延安市和宁夏固原市1076 户农户调查.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2): 161–169

[30] 阎建忠, 喻鸥, 吴莹莹, 等. 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生计脆弱性评估. 地理科学, 2011, 27(7): 858–867

[31] 苏芳, 尚海洋. 农户生计资本对其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以黑河流域张掖市为例. 中国农村经济, 2012(8): 79–87

[32] Yan J Z, Wu Y Y, Zhang Y L, et al.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of farmers and nomads of eastern transect in Tibetan Plateau.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0, 20(5): 757–770

[33] Mahdi, Shivakoti G P, Schmidt-Vogt D. Livelihood change and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in the uplands of Lembang Subwatershed, West Sumatra, Indonesia, in a changing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contex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8, 43(1): 19–43

[34] 郭秀丽, 周立华, 陈勇, 等. 典型沙漠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以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为例. 生态学报, 2017, 37(20): 6963–6972

[35] 蒙吉军, 艾木入拉, 刘洋, 等. 农牧户可持续生计资产与生计策略的关系研究——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为例.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 49(2): 321–328

[36] 苏芳, 蒲欣冬, 徐中民, 等.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 19(6): 119–125

[37] 赵立娟, 王苗苗, 史俊宏. 农地转出视阈下农户生计资本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FPS数据的微观实证.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9, 40(4): 612–620

[38] 赵雪雁, 毛笑文. 西部民族地区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分析——基于甘肃省的村域调查数据. 农业经济问题, 2014, 35(5): 49–54+111

[39] 党云晓, 余建辉, 张文忠, 等. 北京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多层级定序因变量模型分析. 地理科学, 2016, 36(6): 829–836

[40] 韦惠兰, 王光耀. 沙化土地治理区农户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甘肃省 12 县域调查数据.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7, 31(4): 1–8

[41] 林海英, 李文龙, 侯淑霞. 社会资本与农牧户生活满意度——来自内蒙古农牧户调查. 农业经济问题, 2019(3): 80–91

[42] 王子侨, 石育中, 杨新军, 等. 外部社会资本视角下的黄土高原农户生活满意度研究——以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为例. 干旱区地理, 2017, 40(6): 1317–1327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and Its Impact on Life Satisfaction: Evidence from a Nationwide Survey in 25 Counties of 13 Provinces, China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Schoo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55; 3. Center for Urban Future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aogzh@urban.pku.edu.cn

Abstract Based on a rural survey in 25 counties of 13 provinces in China,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for livelihood capital and analyzes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The ordinal multi-clas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s adopt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on life satisfaction. The following results are concluded. 1) Financi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physical capital are main components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in China. The proportion of natural capital is relatively low, but it still ha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safeguarding. 2)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has a certain spatial heterogeneity. The financial, human, social and physical capital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hile the natural capital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3) The increase in various types of livelihood capital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rove the rural households’ life satisfaction. The increase in physical, financial or social capital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rural households’ life satisfaction, while human capital ma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4) The degree or direction of the impa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rural households’ life satisfaction var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type of livelihood capital that affects rural households’ life satisfaction should be analyzed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rural households’ life satisf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