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研究区位置和地形
Fig. 1 Sketch map of the study area
摘要 以重庆市江津区为例, 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角度, 通过构建“乡村发展现状评价–乡村类型划分–脱贫攻坚项目实施预评价”分析框架, 进行项目实施之前的预诊断, 甄别乡村发展优势与短板, 研究其与脱贫攻坚项目的匹配情况, 得到如下结果。1)江津区全区统筹规划的评价平均值为 0.080, 乡村聚集程度较低, 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北部与东部; 基础设施的评价平均值为 0.819, 基础设施建设较好, 形成一条南部两翼低值环绕带; 人居环境的评价平均值为 0.713, 形成一条南部高值环绕带与一条北部低值带。2)江津区 241 个乡村根据发展现状可以划分为 15 种类型, 数量最多的“规划一般－基建一般－环境一般”类型乡村有 64 个, 零散分布在北部, 该类型乡村实施的脱贫攻坚项目数量为 12 个, 明显多于其他类型乡村。3)江津区脱贫攻坚项目的实施地集中在西部与南部。从江津区全域和每个项目实施地的乡村发展类型来看, 改善统筹规划和基础设施类的脱贫攻坚项目与全区乡村发展现状的匹配度较高, 但改善人居环境的脱贫攻坚项目仅有 3 个。
关键词 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 发展评价; 江津区
乡村贫困是长期以来备受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1]。作为我国贫困治理工作的指导性思想,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推动我国农村发展、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受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和交通条件等多因素综合影响, 我国农村贫困特征多样, 致贫原因复杂。因此, 如何因地制宜地开展脱贫攻坚, 提升扶贫的靶向性和针对性, 高速且高质地实现“脱真贫”与“真脱贫”[2], 是新时期创新扶贫开发战略的关键问题。
目前, 国内已形成个体与整体并重的精准扶贫研究体系, 学者们从区域与宏观两方面入手, 研究不同区域的贫困类型, 并提出政策建议。刘彦随等[3]从县域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和动力机制出发, 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与空间叠置等分析方法, 通过划分农村贫困化的地域类型, 提出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王介勇等[4]从精准识别、精准管理和相关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 提出精准扶贫政策的创新路径。随着精准扶贫战略重要性的日渐凸显, 研究重点开始向扶贫项目实施之前的区域评价转移, 旨在制定具有当地特色的扶贫政策, 促进乡村振兴与精准脱贫的协调发展。林明水等[5]基于“成因–结果”模型, 构建福建省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 开展生态脆弱性评价及其驱动因子分析, 为避免扶贫重点村落入“贫困陷阱”, 开展旅游扶贫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周李磊等[6]以全国 717 个贫困区为研究对象, 构建贫困区生态系统服务与贫困人口生计系统耦合评价指标, 采用灰色关联法分析两者间的耦合关系及时空分异规律, 以期为精准扶贫提供科学参考。
现有研究多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开展扶贫工作绩效评价, 或基于当地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评价扶贫工作的成效, 在脱贫攻坚项目实施前的评价方面存在欠缺, 对当地乡村发展现状及区域实际需要的呼应不足, 与乡域自身禀赋衔接不够, 很容易造成贫困对象的识别偏离[7–8], 从而降低扶贫的效率。因此, 在乡村精准扶贫过程中, 从统筹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等乡村振兴关键内容出发, 诊断其发展现状及其与脱贫攻坚项目的匹配情况, 有助于拓宽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实施思路,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对助力禀赋呈异质性的地区实现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江津区位于重庆市西南部, 是传统农业大区, 地形复杂多样, 区域内发展禀赋异质性明显。2017年, 江津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3331 元, 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是城镇的一半, 为 16695元。为带动全区消除贫困, 江津区 2018 年计划实施脱贫攻坚项目 413 个, 力图通过项目实施实现 2020年扶贫村与全国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本文以重庆市江津区为案例, 通过构建“乡村发展现状评价–乡村类型划分–脱贫攻坚项目实施预评价”理论框架, 从乡村振兴战略入手, 评价江津区乡村发展现状, 在甄别乡村发展短板的基础上, 研究脱贫攻坚项目与乡村发展现状的匹配情况, 为江津区脱贫攻坚项目的精准实施提供科学支撑, 助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工作的协调推进。
重庆市江津区(E105°49'—106°36', N28°32'—29°27')与四川省和贵州省毗邻, 地处长江要津, 是长江经济带上游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江津区地势北低南高, 主要呈丘陵兼低山地貌, 平均高程为459.5m (图 1)。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为主, 同时拥有四面山、大圆洞和骆崃山等旅游资源。2017 年年末, 江津区有市级贫困村 15 个, 建卡贫困人口为 25779 人, 占全区人口的 1.88%, 2018 年完成脱贫的有 2567 人。在既有的地方实践中, 已初步形成江津花椒特色农产品和富硒农产品等多个具有特色的扶贫项目。
1.2.1“乡村发展现状评价–乡村类型划分–脱贫攻坚项目实施预评价”理论框架的构建
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立足乡村实际, 探寻符合自身本底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是目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中之重[9]。《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明确提出统筹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等振兴内容, 以人为本、协调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已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10–11]。对于乡村基础设施短缺和经济增长缓慢等问题, 通过整合农村居民点, 促进农村各项资源的重构与集聚[12], 可以有效地解决。同时, 农村基础设施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物质基础, 科学地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13–14]。因此, 本研究按照“乡村发展现状评价–乡村类型划分–脱贫攻坚项目实施预评价”的逻辑思路(图 2), 首先根据乡村振兴的内容, 提出“统筹规划–基础设施–人居环境”三类乡村现状评价框架; 然后选择居民点聚集程度、生境质量与乡村可达性 3 种指标, 分别表征三类乡村现状并进行计算。根据 3 种乡村的现状评价结果, 甄别不能满足乡村振兴需求的短板, 进而将研究区内的乡村划为不同的类型; 最后根据乡村发展现状, 比较其与当地脱贫攻坚项目的匹配情况, 进行脱贫攻坚项目实施的预评价, 从而将自身禀赋与“外力”需求相连, 按照乡村发展现状制定具体调整目标, 全面促进乡村本体“内力”提升, 因地制宜地寻求具有针对性的发展路径。本研究框架将乡村现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相融合, 避免就乡村而论乡村的孤立考量, 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实施。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角度, 提出区域异质的乡村振兴路径, 以期为不同地区乡村振兴工作提供新的思路, 同时为强化乡村规划引领提供科学支撑。
图1 研究区位置和地形
Fig. 1 Sketch map of the study area
图2 研究框架
Fig. 2 Framework of this research
1.2.2乡村发展现状评价
1) 统筹规划。山地都市边缘区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以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为主[15], 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可以表征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形态特征, 测度其空间分布密度[16], 进而分析其规划整治效果[17]。以江津区 241 个乡村的地理位置点数据为基础, 利用核密度估计的方法, 在ArcMap 中计算江津区乡村的集聚程度, 核密度值越高表示农村居民点分布越密集[18]。核密度估计是一种非参数的表面密度估算方法, 常用来分析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态势[19], 计算公式如下:
, (1)其中, f(x, y)为(x, y)处的核密度估算值, n 为点状要素的数量, a 为带宽, k 为核函数, di 为距第 i 个点状要素的距离。
2)基础设施。作为农村基础设施的重要内容, 道路的便捷程度对乡村振兴具有带动作用[20], 因此采用网络分析法计算江津区各乡村的可达范围, 用来表征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网络分析法中的网络主要包括中心、连接、节点和阻力[21]。参考前人的方法[22–25], 选取江津区 241 个乡村, 以各级道路网络作为连接, 以道路的交叉口作为节点, 以在道路上行进花费的时间为阻力值, 建立网络。通过对不同级别的道路设置不同的时速标准(表 1), 利用 ArcMap 的 Network Analyst 工具计算江津区241 个乡村基于公路出行的时间可达性。
3)人居环境。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战略中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核心内容[26], 其主要表现为乡村生态环境质量良好, 因此选用生境质量来表征乡村人居环境的发展现状。在江津区 2016 年土地利用现状更新数据库的基础上, 采用 InVEST (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rade-offs)模型中的生境质量(habitat quality)模块计算江津区的人居环境现状。InVEST 模型中的生境质量影响因素主要有 4 种: 每种胁迫因子的相对影响、生境与胁迫因子之间的实际距离、生境对每种胁迫因子的敏感性以及土地受法律、社会等的保护程度。本文参考张娇[27]的方法, 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选择居民点、交通用地和采矿用地等作为胁迫因子, 并进一步确定胁迫因子的最大影响距离和各个土地利用类型对胁迫因子的敏感性, 计算得到2016年江津区的生境质量。计算公式如下:
, (2)
, (3)
表1 不同级别道路的速度
Table 1 Speed of highways in different levels
道路类型速度/(km·h−1) 高速公路100 国道80 省道60 县道40 乡镇道路30
, (4)其中, Qxj 表示土地利用类型为 j 的栅格 x 的生境质量; Hj 表示土地利用类型 j 的生境适宜性; Dxj 表示土地利用类型或生境类型为 j 的栅格 x 的生境退化程度; z 表示模型的默认设置参数, 一般为 2.5; k 表示半饱和常数, 一般设置为 0.5; R 表示胁迫因子的总数量; Yr表示胁迫因子 r 的栅格总数量; ωr 表示胁迫因子 r 对生境威胁的标准化权重; ry 表示栅格 y 中胁迫因子 r 的影响; βx 表示栅格 x 受法律、社会等保护的程度; Sjr 表示土地利用类型或生境类型 j 对胁迫因子 r 的敏感性; irxy 表示胁迫因子 r 所在栅格 y 与生境所在的栅格 x 之间的线性距离函数; dxy 表示栅格x 与栅格 y 之间的线性距离; drmax 表示胁迫因子 r 在空间上对生境产生影响的最大距离。
将计算得到的 3 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5)其中,
表示栅格 j 现状 i 的标准化值, Xij表示栅格 j 现状 i的原始值, Xmax 与 Xmin 分别为现状 i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乡村集聚程度与生境质量为正向指标, 乡村可达性为逆向指标。标准化值越接近 1, 说明对应的乡村发展现状越好。以村为统计单元进行分区统计, 得到平均值, 将其作为衡量村级三类乡村发展现状的评价值。同时, 利用自然断点法, 将江津区 3 种评价指标分为 4 等, 更加直观地分析三类乡村发展现状的空间特征。
1.2.3乡村发展的优势与短板划分
根据刘彦随等[28]对乡村优势的划分方法, 将评价值大于等于该类评价值平均值与 0.5 倍标准差之和的现状划分为乡村发展优势, 评价值小于该类评价值平均值与 1.5 倍标准差之差的现状划分为乡村发展短板, 其余为乡村发展现状一般。据此将江津区的 241 个乡村分为“规划优势/一般/短板–基建优势/一般/短板–环境优势/一般/短板”的不同组合类型, 共 27 类。
1.2.4脱贫攻坚项目匹配分析
以 2018 年江津区脱贫攻坚项目库为基础, 对每个项目的绩效目标进行分类, 确定每个项目对统筹规划、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这 3 种乡村发展现状是否有改善作用。同时, 根据项目的落地情况, 确定相应的项目实施地, 将 2018 年江津区脱贫攻坚项目按照不同改善类型进行组合分类, 将落地的 42 个项目分为 8 类: 统筹规划、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统筹规划和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和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三者复合以及其他。
土地利用数据来自 2016 年江津区第二次土地利用调查更新数据库, 结合区域土地类型特征, 将江津区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林地、坑塘水面、园地、农村居民点、设施农用地、滩涂水库、草地、裸地、城镇居民点、交通运输用地、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水工建筑用地、采矿用地以及河流水面 15 类。公路路网数据来自江津区各级公路矢量数据的融合。江津区脱贫攻坚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来源于 2018 年江津区脱贫攻坚项目库(http://www. cqnync.cn/jiangjin/details.aspx?topicId=734848&ci=3633&psi=72)。
江津区乡村聚集程度的平均值为 0.080, 整体聚集程度较低, 但具有明显的高值区(图 3), 主要分布在北部与东部。江津区乡村可达性的平均值为 0.819, 北部乡村的可达性普遍高于南部, 低值区集中在南部的四面山镇、四屏镇、柏林镇和中山镇, 形成江津区南部两翼低值环绕带。生境质量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 平均值为 0.713。从整体上看, 江津区南部的生境质量普遍高于北部。生境质量高值区集中在江津区南部的四面山镇、四屏镇和中山镇, 形成一条典型的南部生境质量高值环绕带。生境质量低值区集中在江津区北部的双福街道、德感街道和珞璜镇, 形成一条“U”型的北部生境质量低值带, 与江津区北部城市经济功能区域的“一轴两翼”空间格局基本上吻合。
按照自然断点法, 将江津区三类乡村发展现状分为优、高、中、低 4 个等级, 结果(图 4)显示, 江津区 35.92%的乡村为中等聚集程度, 所占比例最大, 面积达 1019.19km2; 低等聚集程度的乡村占比为 19.28%, 集中在江津区南部的四面山镇、四屏镇和柏林镇; 优等聚集程度的乡村集中在江津区北部和东部, 占比最少, 为 12.36%; 46.75%的乡村为优可达性, 所占比例最大, 面积为 1326.31km2, 集中在江津区北部。高可达性与低可达性乡村占比较为接近, 分别为 19.45%和 22.48%, 其中高可达性分布较零散, 低可达性乡村集中在南部的四面山镇、四屏镇和中山镇等区域; 中可达性区域所占比例最小, 为 11.32%, 呈零散状分布。生境质量多为高、中等级, 集中在北部和中部地区(图 4), 其中高等级占比为 36.79%, 中等级占比为 40.24%; 优等级生境质量区域集中分布在南部的中山镇、四屏镇、柏林镇和四面山镇; 低等级生境质量区域主要分布在江津区北部的双福街道、德感街道和珞璜镇(图 4)。
图3 江津区乡村发展现状评价值
Fig. 3 Evaluation value of rural functions in Jiangjin District
图4 江津区乡村发展现状评价值分类
Fig. 4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functions in Jiangjin District
如图 5 所示, 42 个项目实施村在空间上有明显的集聚性。项目实施地在江津区西部分布最多, 集中分布在石蟆镇、白沙镇和塘河镇等; 其次是南部, 零散分布在四面山镇、四屏镇和柏林镇等; 东部只有 4 个乡村实施脱贫攻坚项目, 分布较为集中; 同样北部只有华龙村、盘古村、天堂村和王家村 4 个乡村涉及脱贫攻坚项目的实施, 但分布较为零散。
如表 2 所示, 江津区脱贫攻坚项目中单一改善基础设施现状的项目共有 267 个, 占全部脱贫攻坚项目的 64.65%。其中, 9.36%的项目在东部西湖镇的关胜村, 是实施该类项目数量最多的乡村; 数量最少的华龙村、盘古村、望江村、王家村和银岩村仅各有 0.37%。单一改善统筹规划现状的项目共有86 个, 占全部脱贫攻坚项目的 20.82%。但是, 每个乡村的实施情况略有差异, 东部西湖镇的龙山村占比最大, 为 12.79%; 各有 1.16%的项目分布在南部中山镇的常乐村和四屏镇的四面山村、西部白沙镇的黑石山村和石蟆镇的关溪村、中部蔡家镇的茅湾村, 这些乡村实施该类项目的数量最少。江津区没有实施同时改善统筹规划和人居环境现状、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现状的项目。改善其他现状的项目主要是面向江津区全区的养老保险区级补助和节日慰问金等, 共有 47 个, 占 11.38%。单一改善人居环境现状的项目与综合改善统筹规划和基础设施现状的项目数量相差不大, 分别为 3 个和 9 个, 占比为0.73%和 2.18%。在所有项目类型中, 同时改善三类现状的项目占比最少, 仅为 0.24%。
图5 江津区42个项目实施村位置
Fig. 5 Location of 42 villages applying projects in Jiangjin District
表2 江津区脱贫攻坚项目分类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in Jiangjin District
项目改善类型数量/个占比/% 典型示例 统筹规划8620.82大垭村特色水果种植产业发展项目, 龙山村致富带头人培育项目, 紫荆村产业发展项目 基础设施26764.65白鹤村农用灌溉渠建设项目, 大垭村灌溉蓄水池新建项目, 滚子坪村新建泥石路项目 人居环境30.73大垭村农村环境整治项目, 硐寨村大院环境卫生综合整治项目 统筹规划–基础设施92.18紫荆村产业园设施设备建设项目, 毗罗村中药材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 统筹规划–人居环境00.00– 基础设施–人居环境00.00– 三者复合10.24复兴村农家乐产业综合整治项目 其他4711.38养老保险区级补助, 节日慰问金 合计413100.00–
如表 3 所示, 江津区 241 个乡村根据发展现状可以划分为 15 种类型。其中, 处于“规划一般–基建一般–环境一般”类型的乡村共有 64 个, 占比26.56%, 明显多于其他类型, 零散分布在江津区北部的白沙镇、珞璜镇、嘉平镇等。同时, 该类型乡村实施脱贫攻坚项目的数量为 12 个, 明显多于其他类型乡村。其次是“规划一般–基建优势–环境一般”类型的乡村, 共有 53 个, 占比 21.99%, 主要集中在江津区北部的石门镇、油溪镇、先锋镇和西湖镇等。“规划优势–基建优势–环境一般”类型的乡村共有 38 个, 占比 15.77%, 集中分布在长江两岸, 尚未实施脱贫攻坚项目。“规划一般–基建一般–环境优势”类型的乡村共有 23 个, 占 9.54%, 主要集中分布在江津区南部的嘉平镇和蔡家镇, 其中 10 个乡村实施脱贫攻坚项目。其余“规划一般–基建短板–环境优势”、“规划优势–基建一般–环境一般”、“规划优势–基建一般–环境短板”、“规划优势–基建优势–环境短板” 和“规划短板–基建短板–环境优势”等类型乡村数量较少, 仅有 14 个脱贫攻坚项目在上述类型乡村实施。
表3 江津区乡村发展类型
Table 3 Development types of villages in Jiangjin District
乡村发展类型该类型村数量/个项目实施村的数量/个 规划优势–基建优势–环境短板70 规划优势–基建优势–环境一般380 规划优势–基建一般–环境短板80 规划优势–基建一般–环境一般100 规划短板–基建短板–环境优势74 规划短板–基建一般–环境优势33 规划短板–基建一般–环境一般20 规划一般–基建优势–环境优势40 规划一般–基建优势–环境短板10 规划一般–基建优势–环境一般536 规划一般–基建短板–环境优势115 规划一般–基建短板–环境一般71 规划一般–基建一般–环境优势2310 规划一般–基建一般–环境短板31 规划一般–基建一般–环境一般6412 合计24142
从项目实施地的发展类型来看, 脱贫攻坚项目普遍在“规划一般–基建一般–环境优势”和“规划一般–基建一般–环境一般”类型的村庄实施(图 6)。在 25 个改善统筹规划的项目实施地中, 有 5 个乡村是统筹规划发展短板, 不存在统筹规划发展优势乡村; 在 42 个改善基础设施的项目实施地中, 有 6 个村庄是基础设施发展短板, 不存在统筹规划发展优势乡村; 在 3 个改善人居环境的项目实施地中, 所有乡村呈现人居环境发展优势。
以实施项目乡村、未实施项目乡村与江津区各村为统计单元, 分别计算三类发展现状的平均值(表 4), 分析江津区各个乡村与脱贫攻坚项目的匹配度, 判断脱贫攻坚项目是否针对发展现状短板靶向实施。实施改善统筹规划现状项目的乡村, 对应的统筹规划平均值为 0.061, 明显低于未实施项目乡村的平均值与江津区各个乡村的平均值。实施改善基础设施现状项目的乡村, 对应的基础设施平均值为 0.680, 同样明显低于未实施项目乡村的平均值与江津区各个乡村的平均值。实施改善人居环境项目的村庄, 对应的人居环境平均值为 0.787, 高于未实施项目村庄和江津区各个村庄的平均值。从江津区各个乡村来看, 脱贫攻坚项目与统筹规划、基础设施乡村发展现状的匹配度较高, 实施项目乡村的发展现状平均值均低于未实施项目乡村和江津区各区。改善人居环境的脱贫攻坚项目的实施数量较少, 仅有 3 个, 不能充分地体现其与实施乡村发展短板之间的匹配关系。综上所述可以推断, 江津区在清晰地认识自身本底的前提下, 将自身禀赋与脱贫攻坚项目靶向结合, 有针对性地选择统筹规划与基础设施发展存在短板的乡村, 实施对应的脱贫攻坚项目,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助力精准扶贫。无论在数量还是靶向性方面, 改善人居环境的脱贫攻坚项目都存在提升空间。今后, 可以着重优化乡村的人居环境, 助力江津区的全面振兴。
图6 项目实施地与江津区村庄分类
Fig. 6 Villages applying projects and classification of villages in Jiangjin District
表4 不同统计单元的三类项目现状平均值
Table 4 Average of three types in different statistics cells
项目改善类型实施项目乡村未实施项目乡村江津区各村 统筹规划0.0610.0840.080 基础设施0.6800.8490.819 人居环境0.7870.6970.713
由上述结果可以看出, 实施改善统筹规划现状与实施改善基础设施现状项目的乡村, 其统筹规划平均值与基础设施平均值明显低于未实施项目乡村的平均值与江津区各个乡村的平均值。江津区脱贫攻坚项目可以较为精准地提高实施地的统筹规划短板与基础设施短板。每个项目实施乡村可以清晰地认识自身本底, 有针对性地提升。在今后的基层扶贫工作中, 可以进一步发挥基层干部的桥梁纽带作用[29], 宣传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扶贫方针, 同时准确地把握当地短板, 促进更多项目的精准实施。
同时, 统筹规划与基础设施类的脱贫攻坚项目与全区乡村发展现状的匹配度较高。2018 年江津区脱贫攻坚项目数据库是首期扶贫项目, 着重改善具有发展短板的乡村。可能的原因有两点: 一方面, 江津区的脱贫攻坚基础较好, 克服了东部欠发达地区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出现的路径依赖[30]问题, 可以较为精准地识别村庄发展短板, 从而达到显著的脱贫效果, 带动全区的全面振兴, 助力江津区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 江津区扶贫工作机制具有资金和人力等方面的优势[31], 扶贫绩效考核压力较小, 可以精准地实施扶贫项目, 带动全区高质脱贫。
今后可以在改善江津区统筹规划与基础设施类乡村发展短板的基础上, 兼顾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 有针对性地实施改善人居环境的脱贫攻坚项目。对于具有不同发展现状的乡村, 可以按照不同类型进行差异化优化与提升, 统筹乡村空间开发利用和保护, 调整空间结构, 优化空间布局[32]。三类发展现状均为短板的乡村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聚集性, 对于面积较小、难以提升的乡村(如金泉村面积仅为4013m2), 可以选择撤村合并; 对于面积较大、可以提升的乡村(如龙华镇的燕坝村、农庆村和五台村位置相邻), 可以采取村与村之间合作的方式, 达到共同提升的目的。对于短板与优势共存的乡村, 可以在优化巩固, 形成独具特色优势的同时, 提升短板, 力图全面发展。例如基础设施建设较好的大同村和关溪村, 可以开展具有当地特色的精准旅游扶贫工作, 提高旅游扶贫效率和实现旅游扶贫目标[33–34]。同时, 不同类型的乡村之间优势互补, 形成聚合力①沈春蕾. 国家精准扶贫成效评估决策关键技术及其应用团队见证“21 世纪最大的上山下乡运动”. 中国科学报, 2019–03–21(5), 有利于精准扶贫工作新格局的形成, 将精准扶贫落实到现实生产之中。综合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和交通条件等因素, 有利于因地制宜地开展乡村规划工作。
本文基于“乡村发展现状评价–乡村类型划分–脱贫攻坚项目实施预评价”的研究框架, 对江津区的统筹规划、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三类发展现状进行优势短板评价。同时将江津区的脱贫攻坚项目与三类发展现状相联系, 研究两者间的匹配关系, 得到如下结论。
1)江津区全区统筹规划的平均值为 0.080, 基础设施的平均值为 0.819, 人居环境的平均值为0.713。从整体上看, 江津区的乡村聚集程度较低, 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的北部和东部; 基础设施建设较好, 形成一条南部两翼低值环绕带; 人居环境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形成一条典型的南部生境质量高值环绕带与一条“U”型的北部生境质量低值带。
2)根据发展现状, 将江津区 241 个乡村划分为15 种类型, 数量最多的“规划一般–基建一般–环境一般”类型乡村共有 64 个, 零散地分布在江津区北部; 该类型乡村实施的脱贫攻坚项目数量为 12 个, 明显多于其他类型乡村。
3)江津区脱贫攻坚项目的实施地集中在西部和南部。从江津区全域和每个项目实施地的乡村发展类型来看, 改善统筹规划与基础设施类的脱贫攻坚项目与全区乡村发展现状的匹配度较高, 但改善人居环境的脱贫攻坚项目仅有 3 个。
区别于以往扶贫项目实施后的绩效评估, 本研究着重扶贫项目实施前的预评估。由于乡村发展现状具有多种评价因素[35], 难以系统地衡量各个表征要素[36], 今后可将研究向多种要素表征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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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Rural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Jiangjin District of Chongqing
Abstract Taking Jiangjin District of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pre-diagnosis before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is carried out by constructing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rural development status evaluation-type of country-pre-evalu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to identify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rural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evaluation of the overall planning in Jiangjin District is 0.080, and high-value area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 and east of Jiangjin District. The average evaluation of infrastructure in Jiangjin District is 0.819, forming a southern low-value surrounding zone.The average evaluation of living environment is 0.713, forming a southern high-value surrounding zone and a northern low-value zone.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241 villages in Jiangjin District can be divided into 15 types. The largest number of “planned general-foundation-general-environmental general” type is 64, scatter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Jiangjin District. The number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implemented in this type of village is 12, which is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other types of villag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in Jiangjin District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west and the sou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ype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Jiangjin Distric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ch projec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infrastructur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has a higher matching degree with the rural development, but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to improv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s only 3.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development evaluation; Jiangjin District
doi: 10.13209/j.0479-8023.2020.1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9CGL037)资助
收稿日期: 2019–11–26;
修回日期: 2020–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