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尊对生命意义感的预测机制——心理控制源和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

关键词自尊; 生命意义感; 积极情绪; 心理控制源; 中介作用

自尊是心理学广泛研究的对象之一, 通常指一个人要求他人尊重自己的需要[1]。对自尊的定义一般包括能力和情感两个方面, 即自我胜任能力和自我喜爱两个因素, 而这两个因素是相对独立的, 一个来源于社会价值, 另一个来源于个人的自我效能感[2]。对个体而言, 自尊与许多心理因素关系密切。低自尊往往与心理问题有关, 包括酗酒、物质滥用、进食障碍、焦虑和抑郁等[3]。低自尊个体更可能采用一些自我损害或者对他人有害的方式来获取自尊, 例如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成就, 或用欺骗来赢得他人的肯定[4]。高自尊往往与积极的个人特质相关, 包括主动性、应对能力、面对挑战的坚持性及幸福长寿[5]。高自尊能够稳定地预测个体的社会支持质量及社交广度[6]。总体来看, 自尊的心理意义主要体现在个体社会适应、行为的认知模式以及学业成绩等领域[1]。

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 生命意义感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表明, 生命意义感对个体的心理功能和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7]。保持较高生命意义感可以促进心理健康, 它与希望相关, 是抑郁的缓冲剂[8]。生命意义感也与工作满意度和激情、社会支持及主观幸福感正相关[9]。在心理咨询领域, 作为与个体成长和疗愈相关的重要因子, 生命意义感为个体的身心健康及幸福提供最基本的条件[10], 因而能提高个体整体的生活质量。

通常, 高自尊的个体给人们的印象不止是自信, 他们的生活似乎总是充满乐趣, 也很容易在日常的小事中获得愉悦感, 发现生活的意义。根据意义维持模型的假设, 自尊通常被视为人们在生活中获得意义感的一个指标, 人们获取自尊感是为了维持他们的生命意义感[11]。实证研究也表明, 自尊不仅与生命意义感显著正相关, 而且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生命意义感[12]。但是, 在意义维持模型里, 并没有具体讨论自尊通过什么机制达到维持生命意义感的目的, 即不同水平自尊的个体通过什么来维持他们现有的生命意义感。以往的研究表明, 认知性和情绪性加工是影响主观意义感的两个主要方面, 它们同时且独立地影响个体对意义感的判断[13], 因此本研究将从认知和情绪两个方面讨论自尊对生命意义感的预测机制。

心理控制源的概念最早由Rotter[14]提出, 主要指人们对行为或事件结果的一般性看法, 而行为或事件结果是由特殊情境下的期望和强化价值决定的。个体的心理控制源存在内控和外控的差异, 内控的个体通常认为事情的发展由自己的行为、个性和能力决定, 而外控者则认为事情的发展主要由外部力量决定, 较少受个体行为的影响[15]。已有的研究表明, 自尊与内控倾向显著正相关, 与外控倾向负相关[16]; 内控倾向与整体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 外控倾向与生命意义感负相关[17]。此外, 积极情绪与自尊和生命意义感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研究发现, 积极情绪与自尊显著正相关[18]; 积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显著正相关, 在实验室条件下启动积极情绪能够促进个体的生命意义感[19]。

从以上的论述不难发现, 心理控制源和积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及自尊关系密切。因此, 本研究引入这两个变量作为中介变量, 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启动被试的自尊水平, 然后考察自尊水平对积极情绪、心理控制源和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以此分别从认知和情绪的角度探讨自尊预测生命意义感的作用机制, 即自尊是否通过心理控制源和积极情绪预测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本研究假设, 积极情绪和心理控制源同时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起中介作用。

1 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 以北京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参与者通过网络招募自愿报名参与本研究, 其中男性37人, 女性63人, 平均年龄22.57岁(SD=2.70)。被试被随机分配到高自尊组、低自尊组和控制组, 其中高自尊组38人, 低自尊组37人, 控制组25人。

1.2 工具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由Rosenberg[20]编制, 中文版曾由杨烨等[21]进行验证, 是测量外显自尊应用最广泛的工具, 共10个条目。量表采用里克特7点方式评分, 得分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以往的研究表明, 该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22]。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6。

心理控制源行为量表(Locus of Control of Be-havior Scale, LCB)由Craig等[23]编制, 主要用于测量受测者的内外控倾向, 共17个条目, 其中7个条目为反向计分。量表采用0(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6点计分, 得分越高表明外控倾向越高, 内控倾向越低。

本研究使用的量表由1名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翻译, 然后由1名北京大学医学部英语教师回译成中文, 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讨论, 最后完成翻译。该量表两个月后的重测信度为0.616, 采用结构方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果表明单维结构拟合良好, 各拟合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RMSEA=0.080,x2/df =2.42, CFI=0.95, GFI=0.94, NNFI=0.90), 证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前后测量的信度为0.668和0.765。

情绪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由Watson等[24]编制, 中文版由黄丽等[25]修订, 主要测量个体的情绪状态。量表共18个条目, 其中积极和消极情绪各由9个条目进行测量。量表采用1(完几乎没有)~7(极其多)7点计分, 得分越高表明情绪状态持续时间越长。本研究仅采用积极情绪维度的8个条目, 前后测量的信度为0.841和0.895。

生命意义感问卷生命意义感量表(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LQ)由Steger等[26]编制, 中文版由刘思斯等[27]引进, 信效度良好。该量表分为两个维度, 即寻求意义感和拥有意义感, 分别测量个体追求生命价值的倾向和个体感知到自己生活的目标及价值。量表采用1(从未)~7(总是)7点计分, 得分越高代表意义感的水平越高。本研究采用拥有意义感维度的5道题测量生命意义感, 其中一道为反向计分题, 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前后测量的信度为0.750和0.864。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高自尊组和低自尊组, 用表达性写作的方式启动他们的自尊水平: 1)在高自尊组条件下, 要求被试“请您想一想您自己的重要品质或特质, 请选取其中的3~4个, 并分别写下为什么这些特质对您来说很重要, 举例说明这些特质在什么时候帮助过您。”; 2)在低自尊组条件下, 要求被试“请您想一想您自己不具备, 但可能很重要的品质或特质, 请选取其中的3~5个, 并分别写下为什么这些特质很重要, 并举例说明没有这些特质给您带来了什么影响。”[28]; 3)对于控制组的被试, 请他们写下“典型的一天, 包括每一个时间段在哪里, 做了什么, 和谁一起等等”, 在这个写作过程中, 要求被试不带情感地、客观地描述事情的细节[29]。自尊水平的启动实验进行20分钟, 随后采用1个条目进行操纵检验, “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 (采用7点量表计分, 1代表“很不符合”, 7代表“非常符合”)。

1.3 实验流程

在招募被试时, 先请被试在网络上填写自尊量表, 测量被试在实验前的自尊水平。正式实验时, 请被试来到实验室, 首先大致介绍实验流程, 当被试确认保密原则和拥有随时退出实验的权力后, 填写积极情绪、心理控制源和生命意义感的前测。接着, 通过表达性写作任务启动被试的自尊水平, 写作进行20分钟。之后, 请被试填写积极情绪、心理控制源和生命意义感的后测。最后, 向被试解释实验目的, 并发放酬金。

1.4 统计方法

使用SPSS18.0进行数据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进行前测变量的比较和操纵检查,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方法对3组被试的积极情绪、心理控制源和生命意义感的前后测进行比较, 采用Bootstrap对积极情绪和心理控制源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2 结果

2.1 高低自尊组前测变量比较

在启动实验开始之前, 对高自尊组、低自尊组和控制组的自尊、积极情绪、心理控制源及生命意义感的前测分数进行比较,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3组被试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检验的结果见表1。

2.2 启动自尊水平的操纵检查

对高自尊组、低自尊组和控制组被试的即时自尊水平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 组间差异显著(F(2, 97)=30.23,p<0.001), 事后检验表明, 高自尊组的即时自尊水平(M=5.79, SD=0.57)显著高于低自尊组(M=4.38, SD=0.64)和控制组(M=5.04, SD= 1.17), 同时控制组的即时自尊水平也显著高于低自尊组, 证明实验启动有效。

2.3 启动自尊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以生命意义感的总分为因变量, 进行3(自尊分组: 高自尊组/低自尊组/控制组)×2(时间: 前测/后测)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自尊分组与测量时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2,97)= 28.82,p<0.001, 对比3组被试在时间上的差异, 事后检验的结果表明: 对于高自尊组, 生命意义感的后测显著高于前测,t(37)=8.28,p<0.001; 对于低自尊组, 生命意义感的后测显著低于前测,t(36)=-2.86,p=0.007; 而对于控制组, 生命意义感的前后测不存在显著差异,t(24)=1.11,p=0.278。同时, 高自尊组与低自尊组的生命意义感后测分数也存在显著差异,t(73)=5.67,p<0.001。描述统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1 高自尊组、低自尊组和控制组变量前测的差异检验

Table 1 Differences among high self-esteem, low self-esteem and control group before test

因变量高自尊组低自尊组控制组Fp 自尊30.24±2.0230.14±1.8929.80±3.500.250.78 积极情绪38.76±6.5739.30±7.2839.64±8.370.120.89 心理控制源32.55±6.3533.308±6.5830.44±5.681.590.21 生命意义感26.29±3.3625.51±4.2625.56±4.820.400.67

2.4 启动自尊对积极情绪和心理控制源的影响

分别以积极情绪和心理控制源为因变量, 进行3(自尊分组: 高自尊组/低自尊组/控制组)×2(时间: 前测/后侧)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如下。1)在以积极情绪为因变量时, 自尊分组与测量时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2, 97)=13.80,p<0.001。进一步事后比较发现, 对于高自尊组, 积极情绪的后侧显著高于前测,t(37)=4.45,p<0.001; 对于低自尊组, 积极情绪的后测显著低于前测,t(36)=-4.92,p<0.001; 而对于控制组, 积极情绪的前后测不存在显著差异,t(24)=1.40,p<0.174。同时, 高自尊组与低自尊组的积极情绪后测分数也存在显著差异,t(73)=-3.33,p<0.001。2)以心理控制源为因变量时, 自尊分组与测量时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2, 97)=12.66,p= 0.001。进一步事后比较发现, 对于高自尊组, 心理控制源的后测显著低于前测t(37)=-3.40,p=0.002; 对于低自尊组, 心理控制源前后测差异边缘显著,t(36)=1.78,p=0.08; 而对于控制组, 心理控制源的前后测不存在显著差异,t(24)=0.46,p=0.650。同时, 高自尊组与低自尊组的心理控制源后测分数也存在显著差异,t(73)=3.76,p=0.001。描述统计的结果如表3所示。

2.5 积极情绪改变和心理控制源改变的中介作用

采用Process程序进行Bootstrap自抽样, 考察积极情绪改变和心理控制源改变是否在自尊与生命意义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以生命意义感改变为因变量(MILt2-MILt1), 将自尊分组转换成虚拟变量(1代表高自尊组, 0代表低自尊组)作为自变量, 以积极情绪改变(Pt1-Pt2)和心理控制源改变为中介变量(Ct1-Ct2),采用Process程序的模型4, 偏差矫正的置信区间, 重复抽样5000次。结果表明, 积极情绪改变和心理控制源改变的中介效应均成立, 95%水平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37,1.38]和[0.15,2.01], 均不包含0, 说明积极情绪改变和心理控制源改变中介了自尊对生命意义感改变的影响。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表4。积极情绪和心理控制源对自尊和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见图1。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实验研究的方式, 通过启动被试的即时自尊, 考察自尊水平对积极情绪、心理控制源和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从而对自尊预测生命意义感的作用机制进行探索。本研究分别从认知和情绪的角度, 引入心理控制源和积极情绪两个变量, 探讨这两个变量是否中介自尊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 Bootstrap的结果表明, 积极情绪和心理控制源的中介效应成立, 也就是说, 自尊通过心理控制源和积极情绪来预测生命意义感, 这一结果是对前人关于自尊与意义感的关系研究的补充。

表2 高自尊组、低自尊组和控制组生命意义感的前后测差异

Table 2 Pre-post test differences of meaning in life among high self-esteem, low self-esteem and control group

因变量前测后测tp 高自尊组26.29±3.3628.90±2.708.28<0.001 低自尊组25.51±4.2624.16±4.36-2.860.007 控制组25.56±4.8225.12±5.321.110.278

表3 高自尊组、低自尊组和控制组积极情绪和心理控制源的前后测差异

Table 3 Pre-post test differences of positive emotion and locus of control among high self-esteem, low self-esteem and control group

因变量组别前测后测tp 积极情绪高自尊组38.76±6.5741.47±7.254.45<0.001 低自尊组39.30±7.2835.05±7.55-4.92<0.001 控制组39.64±8.3737.16±7.881.400.174 心理控制源高自尊组32.55±6.3529.63±7.38-3.400.002 低自尊组33.30±6.5835.11±6.831.780.080 控制组30.44±5.6829.92±7.870.460.650

表4 积极情绪改变和心理控制源改变的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 of positive emotion and locus of control

变量效应量SEtp上限下限自变量到因变量的直接效应虚拟变量2.460.693.630.0005 自变量到因变量的间接效应心理控制源0.640.350.371.38 积极情绪1.050.460.152.01

图1 积极情绪和心理控制源对自尊和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

Fig. 1 Mediating effect of positive emotion and locus of control between self-esteem and meaning in life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 即时启动的自尊水平能够预测被试的生命意义感, 具体表现在高自尊组生命意义感的后测显著高于前测, 低自尊组生命意义感的后测显著低于前测, 高自尊组的生命意义感显著高于低自尊组,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已有的研究表明, 自尊与内控倾向显著正相关, 而与外控倾向负相关[30]。本研究结果表明, 高自尊组的心理控制源显著低于低自尊组, 也就是说, 高自尊组的外控倾向显著低于低自尊组, 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 自尊的差异表现在对事件结果的认知上。高自尊能够预测个体的内控倾向, 也即高自尊个体更倾向于认为事情的结果主要取决于个体自身的因素, 他们对结果是有控制感的, 因而会为目标付出更多努力, 在面临挫折和创伤事件时, 也能够运用更合适的应对策略[31], 对事件的控制感让他们更容易感到自身的力量和价值, 因而有更高的生命意义感[32]。相反, 低自尊个体倾向于认为事件的结果是自身难以控制的, 所以他们面对压力时更容易感到无助, 通常也不会愿意付出很多努力去应对压力, 正因如此, 相较于高自尊的个体, 他们更加难以获得价值感及意义感。

自尊的差异也表现在情绪上。本研究结果表明, 自尊能够正向预测积极情绪, 进而预测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前人研究发现, 对自身的良好感觉能够促进积极情绪。作为个体幸福感重要因素的积极情绪具有两种功能, 即拓展功能与建构功能[33], 拓展功能主要指积极情绪能够在短时间内拓展人们的注意范围, 建构功能则指积极情绪能够帮助人们积累更多的资源。这些心理资源将作为个体规划未来及成功应对压力的积极储备, 帮助个体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 保有对生活的意义感[34]。

对于个体来说, 生命意义感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资源。在现实生活中, 有意识地提高人们的生命意义感, 对于促进个体身心健康、提高个体生活质量有重要的意义。由于自尊的提升通常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 而通过增加人们的积极情绪, 强化他们自身对于事件的控制感, 同样也能够起到促进生命意义感的作用。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 研究对象是普通大学生, 样本量较小, 研究结果是否能推广到其他人群, 还需要谨慎考虑。在未来的研究中, 可以扩大被试范围, 在其他群体中检验本研究的结果。此外, 本研究分别从认知和情绪两个角度考察了自尊对生命意义感的预测机制, 但是在获得生命意义感的过程中, 认知和情绪特点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者的区辨关系未能在本研究得到充分的探讨。在未来的研究中, 可以进一步探讨认知与情绪之间的相互作用。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启动被试的自尊水平, 测量其对生命意义感、积极情绪和心理控制源的影响, 得到如下结论。

1) 启动自尊的水平能够影响被试的心理控制源、积极情绪和生命意义感水平。

2) 心理控制源和积极情绪在自尊和生命意义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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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ng Mechanism of Self-Esteem on Meaning in Life: Mediating Effect of Locus of Control and Positive Emotion

Department of Medical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Beijing 100191;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rengangwu66@126.com

AbstractBased on previous finding that self-esteem predicts meaning in life, this study introduced locus of control and positive emotion as mediators, aiming to explore the predicting mechanism of self-esteem on meaning in life from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perspective. Self-esteem, locus of control, positive emotion and meaning in life of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measured by Self-esteem Scale, Locus of Control of Behavior Scale,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before the experiment. Then expressive writing intervention was performed to manipulate the participants’ level of self-esteem. At last, all the participants finished the measurement of locus of control, positive emotion and meaning in life again. Repeated measure ANOVA was performed to test the effect of experimental manipulation of self-esteem on locus of control, positive emotion and meaning in life, and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Boostrap were utilized to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ocus of control and positive emotion on self-esteem and meaning in life.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experimental manipulation of self-esteem could significantly affect locus of control, positive emotion and meaning in life. Furthermore, positive emotion and locus of control were mediators between self-esteem and meaning in life.

Key wordsself-esteem; meaning in life; positive emotion; locus of control; mediating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