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城市大气污染的健康防护行为研究

1.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管理系, 北京 100871; 2.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研究基地, 北京 100084

摘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 研究公众对大气污染健康风险的防护行为。在北京市开展问卷调查, 对海淀、朝阳、西城、丰台4个区进行配额抽样, 共获得有效样本993份。基于健康信念模型, 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防护行为强度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 感知到的风险、感知到的行为障碍和感知到的行为有效性对大气污染健康防护行为的强度有显著影响, 该结论符合公共卫生服务领域解释健康防护行为的基本框架。研究结果可为借鉴公共卫生服务领域的知识进行环境领域的政策设计、解决环境风险问题的合理性提供依据。

目前, 全球许多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大气污染问题, 约有一半城市人口所在的生活区域, 空气质量指数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2.5倍 [1] 。在中国、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 城市大气污染经常触及预警水平。美国等发达国家经过数十年的努力, 空气质量已经显著提高 [2] , 但仍间或出现城市大气污染水平超过预警值的情况。大气污染增加了公众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患病风险 [3] ,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环境健康风险, 每年由大气污染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人 [4] 。大气污染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 其本质决定了它的治理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在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之前, 人们将长期面临大气污染健康风险的困扰。因此, 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应对全球大气污染、保障公众健康刻不容缓。

个人防护行为可以有效降低大气污染所带来的健康风险。人们通过多种防护措施来应对大气污染, 包括佩戴口罩、避免户外运动、使用空气净化器、在室内摆放绿植以及逃离高污染的城市等 [5] 。其中, 一些防护措施具有科学依据, 另一些则不然(如在室内摆放绿植)。这些防护措施的成本也有差异: 离开高污染城市是摆脱大气污染最有效的措施, 但成本高, 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可行; 空气净化器价格较高, 并非所有人都能够负担; 虽然口罩价格有不同的价位, 但大部分人都具备消费能力; 避免户外运动是一项几乎无成本的措施。因此, 在空气污染严重时, 政府部门在发布空气重污染预警的同时, 会向公众建议采取佩戴口罩和避免户外运动等健康防护措施。也有研究表明, 在被问及可能采取的大气污染健康防护措施时, 最常被受访公众提到的是佩戴口罩和避免户外运动 [5] 。综合以上因素, 本文选择佩戴口罩和避免户外运动两种防护行为作为研究对象。

1 相关研究和分析框架

佩戴口罩能否有效地阻隔空气污染物, 取决于口罩的质量; 避免户外运动有效的前提是室内空气质量优于室外, 这个前提在多数情况下是成立的, 一般情况下, 空气交换率为75%/小时, 且无室内污染源时, 细颗粒物、二氧化氮、臭氧和二氧化硫等空气污染物的室内浓度均低于室外 [6] 。因此, 本研究设定以下前提: 口罩是优质有效的, 室内空气质量优于室外。在此基础上, 分析探讨哪些因素会影响这些防护行为。

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公众通过佩戴口罩来进行大气污染健康防护的行为。一项质性研究表明, 只有极少部分受访者会在大气污染时佩戴口罩 [5] 。有少数针对口罩防护空气污染的研究和专利, 但大多是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 检验佩戴口罩抵挡空气污染物的有效性 [7–8] 。另有研究关注为了预防传染性疾病(如预防流感 [9–10] )而佩戴口罩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这些研究的结论表明, 感知到的风险大小对是否佩戴口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于避免户外运动来应对大气污染行为的研究最早在发达国家展开, Evans等 [11] 总结了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进行的3项研究, 发现在空气高污染条件下, 人们的户外运动并未显著减少。Skov等 [12] 研究了哥本哈根地区公众的防护行为, 在得到大气污染预警系统关于大气中度污染的提示时, 25.5%的受访者会减少户外运动。Bresnahan等 [13] 的研究表明, 在洛杉矶地区, 当空气质量较差时, 有40%的研究对象会选择留在室内。

这些研究还分析了人们改变污染天气户外运动行为的影响因素。Evans等 [11] 认为, 人们不会对大气污染做出行为响应是因为他们并不完全了解大气污染带来的危害, 即人们未感知到暴露在大气污染中的风险。但他们仅提出这个猜测, 没有进行验证。Skov等 [12] 使用健康信念模型解释人们避免户外运动的行为。健康信念模型用感知到的健康风险、感知到的行为障碍和感知到的行为有效性来解释和预测健康防护行为。然而, 这项研究只检验了感知到的大气污染程度和可能的健康危害带来的行为影响, 未检验感知到的行为障碍和行为有效性对人们减少户外运动行为的影响。此外, 这项研究发现, 有过因大气污染患病经历的人们更倾向于减少户外运动。Bresnahan等 [13] 的研究有类似的发现, 在洛杉矶地区曾患肺部疾病的人待在室外的时间较少。

对大气污染健康损害的防护措施, 在本质上与公共卫生服务领域的疾病预防措施类似。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有大量研究探究人们健康防护行为的影响因素, 并发展形成一些公认的可以用来解释这类行为的模型和理论, 如健康信念模型 [14–15] 、保护动机理论 [16] 以及计划行为理论 [17] 。虽然这些理论背后的机制不同, 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 即在解释人们是否采取某种健康防护行动的心理决策过程时, 都考虑了3个因素: 风险、成本和收益 [18] 。本文以这3个因素为基础, 构建用于解释大气污染防护行为的概念模型。

在本文的大气污染防护行为概念模型中, 防护行为受到风险、成本和收益3个方面的影响。其中, 防护行为的风险通过两个变量来衡量: 感知到的污染水平和自身脆弱性。防护行为的收益通过感知到的行为有效性来衡量。成本的内涵比较宽泛, 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本文防护行为的货币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低价位的口罩是大部分公众都可以负担的, 避免户外运动几乎没有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包括采取防护行为带来的不便或不适, 例如, 佩戴眼镜的人在佩戴口罩时会感到不适, 与工作相关的户外活动较难避免, 在本研究中将其统一作为感知到的行为障碍 [5] 。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北京市区常住人口为调查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 识别和讨论在空气污染的情况下, 影响公众佩戴口罩、避免户外运动等防护行为的因素。选择北京市为研究区有以下原因: 首先, 北京市是一个大城市, 常住人口超过两千万; 其次, 北京市经常出现大气污染物排放“超标”的现象。《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5》统计数据显示, 2014年北京市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为168天, 在有统计的113个城市中排名第98位。北京市政府每天向公众发布空气污染信息, 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等网站或手机查询。当空气质量很差时, 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办公室会发布空气重污染预警, 同时提出健康防护引导措施, 如减少或避免户外运动, 室外执勤、作业人员佩戴口罩等。

2.1 问卷设计与抽样

调查问卷的主体包括知识、行为和感知3个部分, 此外, 还包括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和其他有关个人信息的问题。知识部分通过多项选择题测度受访者关于污染来源的知识。行为部分通过李克特7分量表测度受访者防护行为频率, 包括戴口罩和避免户外运动两种防护行为。在感知部分, 测度了感知的不同维度, 包括感知到的自身对大气污染影响的脆弱性、感知到的大气污染带来的健康问题的严重性、感知到的污染程度、感知到的戴口罩和避免户外运动行为的障碍和收益。这些感知变量也都用李克特7分量表进行测度。人口学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和性别, 社会经济层级的变量包括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其他有关个人信息的部分包括健康状况、吸烟习惯、家中是否有孩子等。

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 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城区、朝阳区和丰台区4个区的居民中进行抽样调查。计划每个区抽取250个样本, 总计1000个样本。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2013》和《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13》中北京市总体和各区常住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推算各区配额分配, 如表1所示。

问卷调查于2014年4—5月实施, 调研地点为各区的公园、商场和居民小区等。每个调研区域分配多个访员在不同的地点进行调查, 以便尽可能地扩大调研覆盖范围。共收集问卷1200份, 删去未完成的问卷以及有关键信息缺失的问卷, 最终得到有效问卷993份(表 1)。

2.2 数据分析方法

首先通过卡方检验和 Fisher 精确检验, 对戴口罩的频率以及避免户外运动的频率进行组间检验, 检验的变量包括人口学特征变量、社会经济变量和其他有关个人信息的变量。然后, 通过线性回归分析, 控制上述变量, 检验大气污染防护行为概念模型中各变量对健康防护行为的解释力。

表1 控制性别和年龄的配额分配情况和有效样本量

Table 1 Planned and actual distribution of participants across age and gender

3 分析与结果

3.1 对大气污染的感知、知识和防护行为

在大气污染程度的心理感知方面,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北京市大气污染严重, 超过62%的受访者认为北京市大气污染非常严重(表 2)。7分量表中以 “7分”代表“非常严重”, 受访者污染感知的平均分值为6.26分。

对于“我属于容易受大气污染影响的敏感人群”, 33%的受访者非常赞同。以7分量表中的“7分”表示“非常赞同”, 受访者赞同度的平均得分为4.92分。当问及大气污染对北京市居民的健康影响时, 59%的受访者认为大气污染带来的健康问题非常严重(表 2)。

调查中要求受访者从给出的多个选项中, 选出目前北京市大气污染主要来源的一个或多个选项。选择汽车尾气和工业排放的受访者超过半数, 分别有89%和69%; 约有一半的受访者选择车辆扬尘、遗撒(49%)和建筑施工(46%); 选择垃圾和省外输送的受访者分别占37%和34%, 选择餐饮和采暖的受访者人数相同, 各占25%。这与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发布的 PM 2.5 来源解析较一致, 可见受访者比较了解北京市大气污染主要来源。

表2 受访者对大气污染感知和防护问题答案分布情况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the respondents among answers to questions regarding their perception and response towards air pollution

问卷通过两个问题测度受访者对空气污染的防护行为, 包括“您经常戴口罩来防护大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吗?”、“您经常通过避免户外运动来防护大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吗?”。受访者防护行为的强度在中等水平, 戴口罩和避免户外运动频率的得分均值分别为4.26和4.37。尽管大部分人认为北京市的大气污染严重, 仍有很多人没有采取佩戴口罩或避免户外运动的措施来防护大气污染可能带来的健康危害。

3.2 大气污染防护行为的组间差异

两种防护行为的组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女性比男性更经常地佩戴口罩( χ ²=33.882, p <0.001), 但在避免户外运动方面, 女性和男性之间无显著差异。年龄较大的人更倾向于在大气污染时避免户外运动( χ ²=16.618, p= 0.002), 但在戴口罩的频率上没有显著差异。教育程度在戴口罩的频率上没有观察到显著差异, 但是在避免户外运动的频率上, 教育程度高的受访者更经常地通过避免户外运动来减少大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Fisher精确检验, p= 0.001)。戴口罩和避免户外运动的频率在收入水平上都观察到显著差异, 收入水平越高, 戴口罩( χ ²= 16.391, p= 0.089)和避免户外运动(Fisher精确检验, p =0.006)的频率越高。有吸烟习惯的受访者戴口罩( χ ²=20.621, p <0.001)和避免户外运动( χ ²=10.024, p= 0.040)的频率比没有吸烟习惯的受访者低。有孩子的受访者戴口罩的频率更高( χ ²=6.322, p= 0.042), 但是在避免户外运动的频率上与没有孩子的受访者相比没有显著差异。有呼吸道疾病的受访者戴口罩的频率更高( χ ²=20.621, p =0.001), 避免户外运动的频率也更高( χ ²=14.656, p =0.001)。

3.3 大气污染防护行为的影响因素

根据提出的概念模型, 通过线性回归方法分析, 控制人口学特征变量、社会经济变量和其他有关个人信息变量, 检验感知变量对戴口罩、避免户外运动的频率的影响, 结果如表4所示。感知到的风险(感知到的污染程度和感知到的自身脆弱性测度)对健康防护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感知到的行为障碍对健康防护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感知到的行为有效性会显著影响戴口罩的频率, 但对避免户外运动的频率没有显著影响。然而, 从卡方检验的结果看, 对于感知到的行为有效性的不同程度, 避免户外运动频率的组间差异较大( χ ²=228.132, p <0.001)。此外, 患有呼吸道疾病的受访者更倾向于采取防护措施。

表3 大气污染防护行为组间检验结果

Table 3 Differences in protective behaviors towards air pollution among different groups

表4 大气污染防护行为的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4 Models predicting personal protective behaviors in response to air pollution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 研究了公众的大气污染防护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这些健康防护行为的影响因素与公共卫生服务领域解释健康防护行为的基本框架是一致的, 包括感知到的风险、成本和收益, 这为借鉴公共卫生服务领域的知识来解决环境领域的问题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研究结果显示, 公众能够意识到大气污染问题及其带来的严重健康影响, 但在大气污染时, 公众采取佩戴口罩和避免户外运动等防护措施的频率并不高。对于健康防护行为的不足, 可以通过宣传沟通或其他非正式制度措施来改善。

感知到的风险、行为障碍和行为有效性可以解释人们心理感知和行为决策过程, 是大气污染健康防护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可以通过宣教活动对这些因素施加影响。感知到的风险通过感知到的大气污染程度和感知到的自身对大气污染的脆弱性来表征。感知到的污染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感官体验和健康表现, 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过去的生活经历和人口学特征 [19–21] 。在一些污染严重的城市, 及时发布空气污染预警十分必要。此外, 公众对大气污染的脆弱性可以是风险沟通和健康宣传工作的切入点, 通过增强公众对健康信息的了解和对自身脆弱性的正确认知, 促使其采取防护措施。感知到的行为有效性可以有效地促使人们积极采取行动, 减少风险或努力应对恐惧 [22] , 即当人们感知到高风险, 并相信行动是有效的, 那么他们将采取行动来减少风险。如果人们感知到高风险, 但认为行动是无效的, 那么他们会倾向于否认或逃避相关危害。因此, 向公众宣传正确的防护措施, 并解释其防护效果十分关键, 需要告诉公众在何时、何种条件下应该佩戴口罩或留在室内。

不同的个体特征变量对行为的影响不同, 有一些个体特征变量会显著影响防护行为。例如, 曾经患呼吸道疾病的人更倾向于采取防护措施, 这与此前Bresnahan等 [13] 的研究结论相似。

大气污染是关系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 宣教活动是促进公众防护行为改变的有效干预措施 [23] 。本研究的结论为从何种角度入手, 更好地进行宣传沟通提供了依据。

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 对于避免户外运动的防护行为, 本研究没有区分强制性的户外运动和自愿性的户外运动, 未来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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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Center for Crisis Management Research,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From a social-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studies people’s protective behavior in response to health risks posed by air polluti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Haidian, Chaoyang, Xicheng and Fengtai Districts in Beijing, and a sample of 993 respondents based on quota sampling techniques was collected. Based on Health Belief Model, ordinary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was used for examining determinants of protective behaviors. The key finding is that the predictors of the adaptation behavior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constructs for explaining health protective behavior in the health domain, which are perceived level of risk, perceived barriers, and perceived effectiveness. The result supports the thought of borrowing knowledge from the health domain to the environmental domain in designing policy instruments to cope with environmental risks.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303013)和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资助